结合这些情况，中兴提出了“增强型IS95A”的概念，意指基于IS95A标准并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增强：支持国际漫游，支持机卡分离，支持短消息和智能网功能，支持向2000 1X的平滑升级。这样就保证了联通在一时无法实现2000 1X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展开差异化竞争。在中兴、联通、传输所的共同努力下，增强型IS95A的概念最终成为联通CDMA一期网络建设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中兴也得到了联通的初步认可。
与此同时，中兴于2000年10月开发出了全球首部采用机卡分离技术的CDMA手机，对联通而言，这不啻为一份厚礼。因为此前CDMA一直没有解决机卡分离的问题，只能采取每部话机一个固定号码的办法，这就大大限制了CDMA的普及，降低了联通的竞争力。机卡分离手机不但允许用户可以像使用GSM手机一样随意更换话机，并能使用户享受到手机银行、手机预付费等更多的新型智能业务，其升级换代也摆脱了整机固定号码的困扰。以上对于联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国外厂商则又有极大的杀伤力。多种因素的结合，使中兴成了必然之选。
变成客户的一部分
短短的3年多中，中兴帮助联通创造了一系列中国或世界之最，包括：联通CDMA网络最大规模的短消息中心——广东短消息中心，世界上第一个G&；C实验局，世界上第一款GSM&；CDMA网关产品，全球第一家成功开通CDMA七载三扇基站。
另外，中兴还根据联通的业务特点，推出了一系列帮助联通开展增值服务的解决方案。
2002年底，中兴为联通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边缘地区服务质量难题的方案——C＋＋网，有了这套方案，联通就可以解决县乡一级边际地区的广域覆盖，沿海地区的近海及内陆的草原、沙漠和森林等特殊地域的超远覆盖，大中城市高大建筑物的深度覆盖。这套方案还可提供定位业务、基于短消息的增值业务及移动公话等。2003年7月，中兴又以总集成商的角色帮助联通开通了位置业务“定位之星”。2004年9月，北京联通正式宣布，由中兴为其提供平台的CDMAlX数据预付费业务已成功开通。
在这个过程中，中兴的产品线也日益丰富。到2004为止，中兴在CDMA方面已拥有从2G、2.5G到3G的基础平台，可支持多个频段的全系列CDMA产品，可为客户量身定制差异化、整体化的解决方案。
中兴在联通的业务也从主设备扩展到各种增值业务和外围设备。还特意为联通开通了7×24小时的“金牌服务”。
中兴与联通的合作也上升为一种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越来越多地参加到联通的业务创新中去。中兴已先后与江苏联通、广东联通、浙江联通等联通分公司，联合成立了无线增值业务合作研究中心。2004年3月，与山东联通在济南成立联合业务开发实验室，在联通CDMA网络新业务与CDMA终端方面展开合作。
可以看出，中兴的几乎每一项市场举措，都直接来自联通的需求信息。建立网络只是第一步，运营商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具体的业务来创造收入。中兴将自己视为联通的一分子，并获得了联通的认可。
电信运营商总是面临着两种需求的权衡，一是与有竞争关系的运营商的差异化，一是如何找到电信消费者的需求，吸引他们，前一种需求归根结底又会回到后一种需求。而客户的需求也会呈现这样的特点：当一种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又会转而追求更个性化的需求。侯为贵深谙这种变化规律，并在捕捉、把握、满足这些变化方面，显示出灵活多变、炉火纯青的技巧。
华夏证券高级分析师戴春荣在研究了中兴的成长后，认为中兴之所以能成功地“捡机会”，比如小灵通、CDMA，与其紧贴市场的决策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兴的决策是市场推动型而非技术推动型的。
技术的生命力来自市场
从中兴为联通提供的贴身服务中，我们看到了基于客户之间竞争而产生的需求，具有巨大的生命力。解决这些需求不仅能够不断带来定单，而且反过来也给中兴的技术研发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技术的生命力来自市场”的意识在中兴扎根。
还是让我们以决策CDMA的例子来说明中兴的技术研发思路。
早在1994年，中国就曾希望与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合作，在中国发展CDMA，后者掌握着基于IS95标准的第二代CDMA核心技术的专利权，双方的谈判最后已经到了组建合资公司的地步。但是，因为未能就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方式等问题达成一致，导致谈判在最后的时刻破裂。由此，中国决定自己研发CDMA，研发工作主要由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和原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执行。1995年8月，当时的邮电部与总参通讯部正式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在全国采用CDMA制式，建立800兆蜂窝移动通信网络。
但CDMA真正在中国出现，是在两年后的1997年9月。邮电部和总参通讯部联合下文后，就决定由各自的下属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4地分别合资成立了4家公司——均简称为“电信长城公司”，这些公司分别与国外系统供应商签订购买设备的协议。1997年3月底，北京电信长城率先打通了中国第一个CDMA电话。不久后，北京、上海、西安、广州4地的CDMA实验网陆续开通。
中兴就是在这期间开始接触CDMA的。1996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卢科学加盟中兴，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进行CDMA的标准研究，并进行可行性调研。1997年底，他和他的同事朱世穗每人写了一篇调研报告，他写的是CDMA可行性报告，朱世穗写的是GSMl800可行性报告，两份报告交到侯为贵手里1个多月后，侯为贵做了批示：暂不做CDMA，做GSM。卢认为，当时侯为贵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当时GSM在全球已经发展到了1.6亿用户，在中国也处于“雪崩期”的前夜，市场潜力巨大。但是CDMA的进展则慢得多，由于实验地区仅限于这4个城市，用户在其他地方都不能通话，这就会形成“信息孤岛”，因此前景很不明朗，所以相对于GSM，CDMA显得并不那么迫切。1998年3月，中兴正式启动GSM项目。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中兴不会再做CDMA了，因此决定将CDMA的一班人马合并到上海第二研究所，共同加入GSM的研发。卢本人也收拾了行囊准备启程去上海，有些人则打算离开中兴。就在卢科学走前的一天早晨，在去公司的路上，遇到了正步行过来的侯为贵，侯为贵开口便问：CDMA研究的进展如何？发展到了多少人？当他得知自己的批示被误解后，立刻急了，要求研究必须进展下去。他解释说，在公司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先重点做GSM，待走上正规后，再将重点转移至CDMA上。
于是，中兴CDMA又“起死回生”。
中兴之所以在CDMA的应用前景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还坚持研发，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从安全战略的角度考虑，国家需要一种能与GSM平衡的标准，这从CDMA被列为863计划重点项目就可见一斑；二是从CDMA的特性看，即便国内大规模的CDMA网络建设最后流产，利用它保密性强的特点也可以卖到军队等专网系统去，再不行，还可以卖到国外去。三是从运营商的角度看，CDMA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相对于GSM，它有容量大、成本低等优点，另外还有支持卫星通信、多方通话、语音信箱等功能。
1999年4月，中国联通最终被确定为CDMA在中国的惟一运营商。
中国CDMA的转机出现。
其实，早在1998年底，中兴似乎已经获知了准确的政策动向，因为正是从这时开始，对CDMA的投入迅速加大。1999年10月，中兴已经从高通拿到了第一批实验用的芯片。
在前期的实验网时期，中国采用的是第二代的CDMA IS95标准，这种标准当时正被全球的运营商广泛采用，这种标准与GSM比较起来优势还不明显；另外还有一种标准是2.5代的CDMA 2000 1X，由于它可以提供大量数据业务，因此比GSM有更大的优势，而且可以轻易地向3G过渡，但是这种标准还没有商用，高通也还没有研发出核心芯片。侯为贵决定选择IS95标准，因为在他看来，应用比技术含量更重要，IS95更成熟，为了缩短商业化的速度，就应该选择它，更何况它是可以向CDMA 2000 1x升级的。当然，为了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中兴最后推出了IS95标准的增强型产品。
2000年10月16日，中国联通副总裁王建宙正式公开表示，联通将采用窄带（IS95）CDMA标准，建立联通现有GSM网络以外的另一张移动通信网。中兴根据市场而押的宝被证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