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若止水看世界，一朝风来起狂澜
历代奸相中，大概没有谁比严嵩的影响更大了。在他当政20多年里，“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与昏庸的嘉靖帝“竟能鱼水”。
严嵩之所以当政长达20余年，与嘉靖帝的昏庸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世宗即位时年仅15岁，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加之不学无术，在位45年，竟有20多年住在西苑，从来不回宫处理朝政。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奸臣有机可乘。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朝代，昏君之下必有奸臣，这已成了一条规律。
虽然严嵩入阁时已年过60，老朽糊涂。但其子严世蕃却奸猾机灵。他晓畅时务，精通国典，颇能迎合皇帝。故当时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说。在严嵩当政的20多年里，朝中官员升迁贬谪，全凭贿赂多寡。所以很多忠臣都被严嵩父子加害致死。
为了反对严嵩弊政，不少爱国志士为此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有不少志士因此献出了生命。在对严嵩的斗争中，徐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徐阶在起初始终深藏不露，处理朝政既光明正大又善施权术。应该说，在官场角逐中既能韬光养晦，又会出奇制胜，是一位弹性很强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他的圆滑，被刚直的海瑞批评为“甘草国老”。虽然他“调事随和”，但仍与严嵩积怨日深。在形势对徐阶尚不利时，徐阶一方面对皇帝更加恭谨，“以冀民怜而宽之”；另一方面，对严嵩“阳柔附之，而阴倾之”，虽内藏仇恨，表面上却做出与严嵩“同心”之姿态。为了打消严嵩的猜忌，徐阶甚至不惜以其长子之女婚许于严世蕃之子。
时机终于来了。嘉靖40年11月25日夜，嘉靖皇帝居住近20年的西苑永寿宫付之一炬。大火过后，皇帝暂住潮湿的玉熙殿。王部尚书雷礼提出永寿宫“王气攸钟”，宜及时修复；而众公卿却主张迁回大内，这样既省钱，又可恢复朝政。皇帝问严嵩。严嵩提出皇帝应暂住南宫——这是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也先俘虏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的地方。嘉靖当然不愿意住在这样一个“不吉利”的地方。严嵩的这个建议铸成了导致他失宠于嘉靖皇帝并最终垮台的大错。
徐阶觅得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所以他表现出十分忠诚的样子，提出尽快修复永寿宫，并拿出了具体规划。次年3月，工程如期竣工，皇帝喜不自禁，从此将宠爱转移到徐阶身上。
为达到置严嵩于死地的目的，徐阶还利用皇帝信奉道教的特点，设法表明罢黜严嵩是神仙玉帝的旨意。他把来自山东的道士蓝道行推荐入西苑，为皇帝预告吉凶祸福。不久，便借助伪造的乩语，使严嵩被罢官，严世蕃被斩。
在政治斗争中，需要耐心地等待时机，在激烈的商战中，同样需要耐心地等待时机。而一旦时机成熟，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发展自己，把对手挤垮。
被舆论界誉为“企业怪杰”的任天堂公司，正是这样一个默默等待时机，而一旦时机成熟，便迅速发展自己，终于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
位于日本京都东山区福稻上高松町的任天堂公司，没有耀眼的门脸，没有鲜花绿草，没有高楼大厦，更没有豪华的大理石地面、真皮沙发及玻璃吊灯，5栋三四层高的楼房掩映在民房与寺庙之间。人们绝对想不到，这竟是世界驰名的企业；更想不到，这是属于日本有名的大财主。
根据1993年3月的决算结果，任天堂公司税前利润为1684亿日元，实际上占日本第三位。第一位赫赫有名的丰田公司，拥有7万多名职员和近3万家中小企业为之配套的“产业群”。第二位是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民营化前曾垄断了日本的通讯业，现在的职工总数仍多达23万人。而任天堂只有950人，但人均纯利润却为9000多万日元，按当年国际汇率，相当于每人每年创利80万美元。这是世界上任何企业都望尘莫及的。
眼看着大把的钞票飞快流入任天堂腰包，日本产业界，尤其是企业界为之迷茫，这个只有不到千人的小小“企业怪物”难道有变钞票的神法？
任天堂创业已有90多年。在最初的80多年里，任天堂一直在手工作坊、街道工厂的水平上徘徊，不要说是国际上，就是在日本也知之者寥寥。
1889年，在京都下京区一条大街上，一个名叫山内房治郎的人开了一间小作坊，专做纸牌。过了十几年，即1907年才进化到做扑克牌，有时还做点麻将、象棋什么的。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坚守着小本经营，虽说公司名字变来变去，不过是维持香火未断罢了。到了1949年，山内房治郎的重孙山内溥主持家政，他大学没有读完，便告别了早稻田大学的法律系。
他毕竟不同于祖辈，千方百计地开展多种经营，无奈天地有限，插翅难飞，折腾了十多年，只把无限公司改名为有限公司，股票在地方交易所上市。1963年，正式改名为“任天堂析式会社”。
1964年，东京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日本经济高速起飞的催化剂，任天堂也柳暗花明又一村。任天堂把扑克做得更精致、更耐磨、更难做记号。塑料扑克问世了，米老鼠、唐老鸭也上了扑克，大受人们的欢迎。这时，公司开始招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尝试向扑克以外的天地发展。遗憾的是，娱乐商品往往流行时间很短，三个月至半年便风向大转，很难形成长期固定的大规模生产线。任天堂尝试了很久，往往东西造出来却卖不出去。10年过去了，除了扑克做得更精美外，得到的只是无数次痛苦的教训。
1975年，日本兴起了电子游戏机热，娱乐产业的各生产厂家争先恐后投巨资。任天堂岂能坐失良机。他举资下注，企图一搏。然而，正值刚刚起步，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也使其萧条。不出一年，所有卷入电子游戏机的厂家全垮掉了。惟一留下的任天堂也是惨淡经营。最后，只得靠扑克牌得以延命。真是起之于扑克牌，得救于扑克牌。直到今日，任天堂仍然对扑克牌充满感情，坚持生产。
任天堂在痛苦中搏斗，也在痛苦中思索。电子产业是未来的经济基石，而游戏业最能发挥电子的优势；机会稍纵即逝，在挑战中退让，只能守着扑克摊子而难有所作为了。任天堂冒着风险，再度投资，向电子游戏业发起冲锋。1977年，与三菱电机合作，开发出面向家庭的录像游戏软件；1978年再度开发出用电子计算机操作的游戏软盘；1979年又开发出大型游戏机。如果说这些仅是摸索起步的话，那么1980年发出的液晶电子游戏与数字表盘相结合的游戏表则是一个飞跃。这种家庭用的游戏表迅速风行日本。任天堂委托加工，30个协作厂昼夜运作，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这时，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开始了连续三年的不景气，但任天堂却一枝独秀，仅1980年，这种游戏盘就卖出了6000万套，奠定了迈向现代企业的根基。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任天堂踌躇满志地闯天下的时候，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一种产品走红，千万家争相仿造。等到任天堂清醒过来准备申请专利保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从申请专利到专利得到认定有个时间差。正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有人竟把任天堂挤出了日本游戏机市场。这惨痛的教训使天堂刻骨铭心：一定要用专利保护软件技术，维护商品的生命。
幸运的是，任天堂在春风得意之时，却留了一手。在日本企业狂风暴雨般拥向海外，尤其是向北美投资之前，早在那电子游戏刚起步的1980年，任天堂就独具卓识，到北美“淘金”了。首先在美纽约设立分公司，1982年在西雅图设立了分公司，1983年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了分公司。真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日本有北美。任天堂开发出一种新软件，已不再是那种固定过程的游戏，而是用动画片的形式，展示出光彩夺目的影像，并具有一定的情节，使电子游戏向着更高级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只要人们在街头或店里的机器里投币，就可以参与游戏，决定游戏结果。这种“傻瓜风格”的软件马上在日本引起轰动，成为千万儿童追逐的目标。
任天堂在经过8年多的沉默后，终于第一次扬眉吐气。但在日本国内，电子游戏业仍然是群雄混战的“战国”局面，任天堂并无绝对优势。在分析市场、开发商品的过程中，任天堂看到了一个市场缝隙，也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契机：廉价而实用的家庭电子游戏机将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任天堂迈出了构筑“游戏帝国”最关键的一步。
1983年7月，第一批家用电子游戏机推向市场。别的厂家都申明自己的机子不但可以打游戏，还可以搞计算、编排，用于学习等具有多种功能。任天堂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声称：这种游戏机惟一的功能就是打游戏，别无他用。别人的价格都在30000~50000日元之间，而任天堂的价格只有14800日元。这是一个低得让人无法相信的价格，上市后马上抢购一空。生产线加班运转也供不应求，其他6家游戏机厂家全被挤垮了。
虽说电子游戏使不少孩子沉溺其中而影响了学习，遭到家长的强烈谴责，但这的确是电子游戏的一场革命。这使得只能在街头或店里操作的电子游戏“飞入寻常百姓家”。因此，任天堂游戏机独步于市场，常盛而不衰，到1985年便突破了500万台大关，1989年一种新型的游戏机——微型便携的“少年斗志”投入生产并上市，1990年又研制了能容纳6个特制集成电路板、具有更清晰画面和更逼真立体声的“超级游戏机”。
从1983年首次推出家庭游戏机开始，任天堂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变换花样，为自己的游戏设计了106套专用游戏卡，一次次撩拨起消费者的欲望，一次次鼓起市场的热浪。任天堂游戏卡在国内已经累计销售3.25亿个，在海外累计销售4亿个。
在最近的5年，任天堂的营业额扩大了3倍。由于自己没有生产线，不需要多少设备和投资，所以其利润高达30%。任天堂独占日本电子游戏市场的90%，把1／3的玩具店纳入麾下，出现了2000多个任天堂玩具专柜。虽说日本另一个电子游戏厂家“世嘉”的上升势头猛，松下、索尼等“电子巨人”也开始渗入游戏业，而任天堂似乎根本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颇有一种“打遍天下无敌手”之感。甚至，任天堂公开声称：“我们没有竞争对手。与我们竞争的，是我们自己”。
经过漫长的80多年等待，“任天堂”，终于抓住发展机遇，昔日的街道工厂，一跃成为世界驰名的“大企业”。
（三）忍得一时气，成就百世业
中国哲学中，关于刚强与柔弱的辩证关系是讨论颇多的。所谓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实是深知事物转换之理的极高智慧。
老子曾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意思是，知道什么是刚强，却安于柔弱的地位，如此，才能常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老子的这种哲学对中国的为政者也影响非浅。
在中国人看来，忍让绝非怯懦，能忍人所不能忍，才是最刚强的。天下之人莫不贪强，而纯刚纯强往往会招致损伤。
战国时代，三家分晋是段有名的历史。当时晋国最有势力的大夫实际有四家，最强大的是智伯瑶。他想独吞晋国，常显得非常跋扈。当时，赵襄子刚继父位，立足未稳，在宴请智伯瑶时，智伯瑶当其手下的面打了赵襄子，赵襄子隐忍不发。但后来当智伯瑶胁逼三家大夫供奉于他时，赵襄子却首先反对，在使智伯瑶的野心暴露之后，他联合其他二家大夫，灭掉了智伯瑶。
这故事说明智伯瑶的纯刚招了失败，而赵襄子的忍韧确立了取胜的基础。
对于领导者，为了长远的利益，为了时势，情理的转换，必要的退让忍不是坏事。以退为进，常常屡用屡胜的。一位优秀政治家，只有不计较一时的得失，对细微敏感的小事隐忍不计，不怨不怒，不躁不忧，方能成就大事业。
汉代的张良，曾被高祖刘邦称道。他赞誉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却能“决胜千里之外”。但在张良年轻时，曾有这样的故事：
一次，他漫游在一座桥上，看见一位穿褐衣的老翁。那老翁见张良走近故意将鞋坠落桥下，然后，叫张良去捡。张良虽有些怨气，却没有发作，老老实实地下去捡起鞋子。
老翁非但没有感谢，反叫张良给他穿上，张良知道他是故意刁难，但又忍了，便跪着老翁穿上鞋子。老翁看也没看张良，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张良恼怒是必然的，但望望背影，也只是摇头而已。谁知老翁又折回来了，说：“小子可教啊！五天后黎明在此等我。”
后张良得到老翁传授予他的兵书。正是依此兵法，张良学有所成。帮助刘邦成就了霸业。
张良之可教，在于其有温厚、富于忍让的气度的优良品质。老翁之实是考验了他为政的必备之德。如若张良换一态度，这故事将会改写，而张良最终也不过是只会从事暗杀的韩国贵族后裔而已。
中国有句古话：“宰相肚里能行船。”这是现代领导者也应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