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事后说：“9月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象征着我按照自己的政纲运用了总统职权。”这份咨文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会通过立法，使所有公民，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肤色，都能得到全面就业的保证。1946年1月，杜鲁门又在国情咨文中要求国会考虑全面健康保险、由联邦补助教育经费、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等罗斯福“新政式”改革的内容。2月，杜鲁门签署了1946年就业法。根据该法，联邦政府必须负责协调和利用自己的一切计划、政策和资源，为那些能够工作、愿意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该法还授权总统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制订旨在防止经济衰退、保持充分就业的财政金融政策。
为了克服行政机构恶性膨胀、职责重叠、管理混乱、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杜鲁门于1945年5月和9月份，请求国会制订改组政府机构的立法。他发布许多行政命令，撤销许多战时机构（如战时生产局、国际运输局、战时劳工局），精简政府工作人员。同时也采取了加强行政权力的措施。1946年8月，他签署了原子能法，成立了以戴维·利连撒尔为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以维护美国政府对原子能的垄断权。1947年7日，国会通过了**********，根据该法成立了国防部，将原来的陆、海、军三部加以合并。还建立了代表三个军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和三个重要的机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资源局。
由于杜鲁门“公平施政”改革政策的推行，加上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的创伤需要医治，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加强；美国国内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战时被压缩了的民用需求剧增；战时美国政府以国防科研为主的巨额拨款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在许多重要尖端科学领域取得新的突破，战后这些先进科研成果转而广泛应用于民用生产，大大推动了美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这就使美国比较平衡地实现了从战时经济到和平时期经济的过渡，避免了一场看来正在临近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出现了1946～1948年的经济繁荣。
杜鲁门的福利改革和民权立法，引起了保守派的仇视；1945年底他解除商业部长华莱士和内政部长伊克斯的职位，在政府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又使新政派感到不满；他对1946年煤矿和铁路工人大罢工采取了镇压措施，又激怒了广大的劳工。因而在1946年年底的国会中期选举时，民主党惨败，共和党自1928年以来首次在参、众两院占据了优势。保守主义在美国重新回潮。国会几次三番推翻杜鲁门的否决，通过了反劳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即1947年美国劳资关系法、减税法和关于禁止总统连任3届的第22条宪法修正案。
杜鲁门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向左转”，成为民权、住房改革和劳工权利的捍卫者，增添尽可能多的自由派色彩，以扭转对民主党不利的政治处境。1948年7月，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杜鲁门发表演说，把民主党描绘成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党，指责共和党是为少数特权人士谋私利的党。在随后的旅行竞选中，他抨击本届国会是“历史上最糟的国会”，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称作“法西斯分子”，而把自己标榜为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忠实继承人。当《芝加哥论坛报》根据民意测验刊出杜威当选的号外时，选举结果却表明杜鲁门才是胜利者。杜鲁门举着这份号外的照片成了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一个颇具喜剧性的场面，令那些民意测验专家和报纸专栏作家们不能不感到难堪。
1949年1月5日，杜鲁门在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正式提出“公平施政”的政策纲领。他综合了过去各种改革建议，形成了一个更广泛、更系统、更具体的计划。他声称：“我国居民的每个阶层和每个人都有权期望从我国政府得到公平施政，都有机会从我国日益增长的繁荣中获得他们公平的一份。……除非我们对机会进行公平的分配，使我国的工、农业产品在广泛的范围内消费，否则我们就不能保持繁荣。我国政府已承担履行这些责任的义务。”这份咨文标志着“公平施政”纲领的正式形成和完善。从此，“公平施政”就像罗斯福新政一样，成为杜鲁门总统对内政策的标志。
然而，对杜鲁门来说要进一步推行“公平施政”纲领，却不顺利。虽然国会在1949年通过了建筑廉价公共住房和清除贫民窟的法案，同意总统提出的将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为75美分，并在1950年通过了一项有关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法案，但由于国会保守势力强大，在“公平施政”其他一些重要目标上，诸如制订保障民权的法律，建立常设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废除反动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实行国民健康保险，征收更高的公司税，制订新的反托拉斯法和扶助农业等方面，杜鲁门都遭到令人沮丧的失败。正如美国学者巴顿·伯恩斯坦等人所说：“从某种观点看来，杜鲁门的国内施政纲领，即众所周知的公平施政，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他担任8年总统以后，只取得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的成就。”
“公平施政”成就不大，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
首先，杜鲁门所处的时代与罗斯福新政初期的情况大不相同。罗斯福上台执政的1933年，正是美国经济跌落在大危机深渊的最黑暗的一年。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和挽救资本主义，罗斯福一上任就以惊人的速度立即实行“新政”。在他就职后召开的为期104天的国会特别会议期间，国会接连通过70项法案。当时的客观形势有利于推行改革。而杜鲁门推行“公平施政”是在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虽然在战后出现了经济危机，但为时短暂，其严重程度远不如30年代的大萧条。这种情况是不利于推行广泛的社会改革的。
其次，党派斗争也对“公平施政”起了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自由派居于支配地位。战后民主党内部发生了分裂，保守派民主党人与罗伯特·塔夫脱为首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国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保守联盟，控制国会参、众两院，极力阻挠杜鲁门关于社会经济改革和民权方面的立法。总统的传记作家斯坦伯格写道：“自从安德鲁·杰克逊以来，国会给予杜鲁门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总统更小，而给予他的麻烦比任何总统都多。”
就主观方面的情况来说，虽然杜鲁门一再声称要“继续罗斯福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继承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可他上台后不久就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将著名的新政派人士哈里·霍普金斯、弗朗西丝·珀金斯、亨利·摩根索、亨利·华莱士等先后赶出内阁，而将自己早年在参议院和密苏里州的亲信和保守派朋友如约翰·斯奈德之流安插在政府的主要岗位上，组成了一个以保守派占优势的“密苏里帮”。他们自然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绊脚石。
在政治路线上，杜鲁门是一位反共右派；但在社会经济改革上，他又标榜自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样，他的对内政策就无法协调一致，充满了各种矛盾。他一面说：“我对劳工一向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一面又严厉镇压铁路和煤矿工人罢工；他一面宣称“坚持要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一方面又屈服于保守派的压力，颁布“忠诚调查令”，审讯美国共产党领袖、迫害进步人士，粗暴********所赋予的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正是这种反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为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参议员麦卡锡猖狂开展的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高级职位的诽谤活动，搞得人人自危，分散了人们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注意力，严重打击了坚持改革的进步力量。
还有，杜鲁门政府热衷于充当世界霸主，极力对外扩张。1950年以后他更是把个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整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力和税款，都投放在最不得人心的朝鲜战争上。这势必制约着“公平施政”改革的效果。
“遏制”政策与“冷战”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几乎随即就开始了东西方的冷战。战争耗尽了各国国力，欧洲普遍衰落，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战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国家在独立后又往往在美苏间作出抉择，从而在世界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间逐渐发展成全面对抗的冷战状态，这其中不是没有误解，但显然存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根本分歧。
由于俄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数次遭受到来自西欧的进攻，在第二次大战中又伤亡惨重。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前途一直给予特别关注，试图在这些国家建立起亲苏政权。战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英等西方国家不由地感到紧张。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公开宣称将埋葬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英美将两大营垒的对抗视为自由与奴役、民主与****的较量。双方的冷战意识既已形成，昔日反法西斯的盟友也就必然成为冷战的对手。
美国为自己在二战中的表现感到自豪，对自己迅速膨胀起来的实力扬扬得意，举国上下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有责任，而且有能力充当“自由世界”的卫士。在美国统治者看来，共产主义已“成为世界一切邪恶的根源”，“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美国必须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对德绥靖政策的教训，针锋相对，决不让步。在对外战略方面，美国与传统的孤立主义告别，两党一致主张扮演国际宪兵的角色，对共产主义实行坚决的遏制政策。
1946年1月，杜鲁门在给他的国务卿的信中表示：“除非俄国面对铁拳和强硬的言词，另一次战争就会酝酿起来。……我已经厌倦于笼络苏联人了。”3月5日，他陪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来到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在那里，丘吉尔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攻击“共产主义威胁”。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为了制止克里姆林宫的“扩张趋势”，丘吉尔建议订立英、美同盟。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美国对外政策新方针。他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自由人民去抵抗武装的少数派或外来压力的征服阴谋。
……这不过是坦率地承认，通过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强加在自由人民身上的极权制度，正在损害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损害美国的安全。”
杜鲁门虽然没有像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那么露骨地抨击苏联，但矛头所向是十分明确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宣布了冷战时代的来临。
美苏冷战，首先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爆发。二战结束后，苏联借口土耳其在战争期间亲德反苏，决定对其进行惩罚，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其中包括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的权利。在希腊，苏联不断向反政府的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使政府军难以招架。希腊人原来靠英国政府支持，而战后的英国元气大伤，自顾不暇。希腊只有频频向美国求援。而杜鲁门对此是求之不得的。
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是大国角逐之地。他要求国会授权，在1946年6月30日以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
不久，国会批准了有关的拨款法案。后来拨款又陆续增加，到1949年时，美国给希腊的援助达6．4亿美元。
1947年7月，《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以“X”署名的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这位“X”先生不久揭晓，原来是美国******的一位老资格俄国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这篇文章一发表，使凯南成了公认的遏制理论的思想家，而文章本身则被认为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理论基础。
凯南认为，至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莫斯科方面根本不会真诚地设想，在苏联和所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还有共同的目标。”他警告说：“很清楚，美国不可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同苏联政权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但凯南又认为，苏联在对外行动上是很有弹性的，它不会匆忙地去达到它意识形态的目的，“它没有理由让革命的现有成就为渺茫的美好未来去冒险。”如果苏联“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就清醒地承认这些障碍并使自己适应它们。”因此，凯南主张“美国对苏任何政策的要素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并且时刻对俄国扩张倾向保持警惕的遏制政策。”
美国要达到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目的，首先就要保证西欧这块资本主义阵地。如果西欧由于经济凋敝、政局动荡或发生革命而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对美国来说是不堪设想的。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
（即“马歇尔计划”）。他一开始就强调欧洲的经济困难，欧洲已成为一片废墟，补救之道在于美国的援助。他呼吁欧洲各国制订出一项共同的复兴方案，声称“我们的政策乃是针对着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