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要怎样运作框架呢？这可从正面或负面框架事物着手，也可以从语意上着手——善用因为、既然、所以等连接词，更可以从说故事开始，或以隐喻或明喻的比喻，或以视觉效果暗示，都有不错的效果（Gamson＆Modigliani，1989）。据研究，负面资讯比正面资讯来得容易被记住或吸引人（Hamilton＆Zanna，1972；Pratto＆John，1991）。
人类学家Bateson（1972），可以说是上述第一种“情境框架”理论的首创者。
举凡研究言说、语言、文学故事、组织行为和谈判，都可从此一角度看框架。尤其在谈判的时候，往往借着框架和再框架的过程，进行讨价还价。
第二种“归因框架”舍弃日常生活的情境不谈，注重的是框架属性，也就是因素或特点，例如人、事、物的特色，因为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归因，都可能对说服讯息，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对消费者有研究的人，最注重归因框架，因为一个好广告，可以透过不同的框架，把消费者的注意力移走或引开，导致改变购买决策。产品定位，就是行销者对归因框架最常用的另一种称呼。此外，绿色行销，也是一种框架；价位策略，又是另一种框架；而比较广告，也是一种归因框架的比较。
议题设定的创始人Maxwell Me（ombs（1997；Mccombs＆Ghanem，1998）认为媒体不仅有设定议题之功，而且还有“第二层的议题设定”（second—ordelagenda setting），又称为“框架设定”，也就是对人、事、物，有凸显特色，达到行销的功能。经济学家也爱用归因框架来解释经济行为。至于心理学家，则喜欢使用归因框架来研究人们做决策的心理过程，如在语意上，该强调75％的瘦肉，还是25％的肥肉？哪一种说法较能打动人心（Levin，1987）？谈事情时，该强调六成的成功率，还是四成的失败率？该强调一支球队赢了30场球，还是输了20场球？Levin，Schneider＆Gaeth（1998）发现，一般而言，正面框架比负面框架较能得到正面评价。例如有关湘军战报的奏折，曾国藩的“屡战屡败”被改为“屡败屡战”后，一字之差，皇上龙颜大悦。
至于第三种“风险选择框架”，是框架理论里最被广泛研究的框架，在面对风险选择时，个人不仅要对归因作评估，还得面对不确定的事物做选择。心理学家Kahneman＆Tvetsky（1987，1979：263）把框架定义为：在做决策时，决策者对“行为、结果以及可能的连锁反应”的感受。Kahneman＆Tversky强调人类的决策模式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怕“失去”远超过怕“得到”；也就是说，人们患失大于患得。组织行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Bailey 8L A1exander，1993）。
另外，Kahneman＆Tversky（1979）也发现，如果以“得到”陈述，人们会避险；但如果以“失去”陈述，人们会冒险。风险选择框架对健康传播也有意义，如果能救人命或减少痛苦，人们就比较愿意冒险。在谈判时，如果双方都谈损失，仲裁者就会倾向建议较高的赔偿（Lim＆Carnevale，1995）。如果正面框架谈判者，如强调其自信，则通常能获得对方较多的让步（Neale 8L Bazerman，1985）。
第四种“行动框架”，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帷幔框架”（purevalence framing），注重的是框架对“所得”和“所失”的影响。换言之，对任何能达到目标的行动，要怎么去框架，才能达到说服的效果？研究做决策的学者，对此议题，有特殊心得。例如某校有两种付学费的方法，一种是开学时一次付清，另一种是分期付款，略加利息。学校希望学生选择第一种，该如何框架？答案是，把第一种框架为“折扣”，而把第二种框架为“附加费用”或“罚款”。Levin等（1998）发现，如果要得到正面的影响或效果，应该正面框架行动；但如果要避免负面效果，或促使民众不要采取某种负面行动，则应用负面框架。这种框架对健康传播亦有意义，例如戒烟、交通安全宣传、癌症预防、唐氏症、艾滋病、安全性行为、减肥等均适用。一般而言，负面框架比正面框架来得容易说服人，只有不太需要深思的问题，适合用正面框架；需要深思的问题，则适合用负面框架。
第五种“议题框架”是社会学家较感兴趣的框架，视之为诠释社会真实的另类方法。任何议题的核心，都在“诠释”，大家都想以自己的解释方式看事情，因此有人以框架架构，来研究议题的公共辩论、冲突事件（如环保），以及公共卫生等。框架对各种社会问题，或随之而来的道德问题，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如艾滋病，研究显示如何框架艾滋病患者，如果患者是因为血友病、针头传染，或同性性行为染上艾滋病，会影响人们对艾滋病患者不同程度的同情。
谈到议题，就不免谈到“议题建构”（参见第3章第12节），又称作“框架建构”，因为框架是其中主要的成分，也和社会运动较有关系。成功的议题建构，能使涉入感低的群众也觉得切身，进而投入运动（Gamson＆Wolfsfeld，1993）。Snow＆Benford（1988）认为社会运动可以分为明确的框架三部曲：诊断框架（diagnostic framing），表示有问题或需要修正；预兆框架（prognostic framing），提出解决之道，以及该如何修正；以及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ing），为了改善现况，发出动员召集令。以倒扁事件来看，其框架三部曲分别是：礼义廉耻、阿扁下台，和号召凯道静坐及围城。活动总诉求框架则为“反贪腐”。
第六种“责任框架”，与责任的归属或祸事的肇因有关，事件怎样被框架，当然与责任谁属有关。例如事情被框架为“可控制”或“失控”，因为“内在”或“外来”因素而发生，或与当事人的状况“固定”或“不固定”有关。例如能力不够，表示肇因于当事人内在的固定因素；而运气不好，则肇因于当事人外来的不固定因素。研究显示，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固定的癖性；而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情境因素。
研究发现，美国人习于把整体社会系统框架为基本上健全，没有大问题，因此喜欢把问题归罪于腐败、愚昧、不负责任的个人。这样很容易导致疏忽社会问题，或疏忽社会组织制度上的毛病，结果就是一些本可避免的事件，终究还是发生了。事发后，再以个人疏失造成意外来框架问题。如艾滋病、酗酒、虐待儿童、烟害、戒毒以及暴食症，都被框架为个人问题，而非社会问题。而解决方式，通常是药物，重点在纠正个人，而非从社会层面来杜绝类似事件，这是个很可悲的现象，足以阻止社会进步，而台湾的情形比起美国，尤有过之。
把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可谓一种“诊断框架”，Protess等（1991）发现所谓“调查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核心，几乎就是诊断框架，总归罪于贪腐、政府、大企业，最后总不免出现受害者和坏人。Iyengar（1991，1992）发现新闻总爱以一则一则的方式呈现，这种方式使得新闻报道缺乏整体主题，不仅如此，还喜欢从个人及单一事件的观点，报道新闻，这也是一种框架。
第七种“新闻框架”，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人研究，但公共关系及消息来源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则少有人提。本节一开始就对这种框架多所着墨，不管是新闻的产制过程，还是消息来源和媒体间种种框架，均已提及，所以相关详情，在此从略。只举一事为例：近来前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公关宣传人员，竟改投效中东的半岛电视英语台，并自述种种美国为宣战的公关文宣运作，提出美国政府出兵的第一个步骤，通常是妖魔化该国元首或负责人，然后再把出兵理由无限上纲到爱国心，或捍卫自由民主等终极价值上，这样通常就能成功掳掠人心，获得国内民众的赞同与支持，此即一种新闻框架手法。台湾类似的例子，亦颇为不少，虽然和战争无关，但举凡和政敌、政权、选举、政党、权力斗争相关之事，就处处有新闻框架的影子，其手法与美国如出一辙。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管是社会事件、科学报道、公共卫生、风险沟通或政治传播等各种新闻，都有被框架的事实与记录，如果框架得法，常可以扭转民意，改变意识形态。执此则公关从业人员，应思考最佳框架策略来达成使命，而框架对公关运作，也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与技巧。至于框架的概念，由于其应用广泛，符合时代潮流，所以也非常可能因触动未来公关研究，而跃升为下一个典范。
至此，所有过去三十多年来有关公关理论的比较与研究，及其发展与变迁，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