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研究可知，公共关系从说服、管理到关系，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之所以会这样演变，也事出有因。原来公关的理论和典范，和许多其他事务一样，也会受到大环境和潮流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对于尚未回答的第三个研究问题（见第二章末），有什么启发？
研究问题三：倘鉴古可以知今，那么了然过去不同时代公关典范／主轴的内涵、沿革、递嬗与背景后，可否执此预测未来十年公关理论的趋势？要答复这个问题，仍得从外在大环境分析起。
对于未来的大环境，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必须考虑，第一是WTO（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全球化问题，第二是媒体的大环境，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质化诠释分析的兴起，和量化实证研究的逐渐减少。如今世界已有超过95％以上的国家加入WTO，此举无异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已成为一个大平台，地球是平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本土、在地的口号，及文化相关研究会兴起。对于美国这种国家而言，国际公关、NPO/NG0（非营利事业）相关研究会增多，对于台湾和亚洲相关国家而言，有关红包、有偿新闻、人际关系或“置入性行销”的研究，可能会增加；不管是从探讨的观点，或批判的观点，都有可能。
至于媒体环境，很不幸的，似乎全球都因网络而导致竞争激烈，使得传统媒体财务日益吃紧，而媒体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表现在外，就是置入性行销的增加，使得电视新闻或节目日益广告化，这将有损电视新闻的公信力。置人性行销的负面效应显现，将使公关活动要上电视新闻难上加难，公关公司的利润也会越来越薄。例如台湾有线电视的新闻节目以“置人性行销”论件计酬的做法，虽然增加了电视台的收入，但长久来看不啻自废武功，因为厂商愈对置人性行销、而非电视广告感兴趣，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就愈少，久之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平面媒体亦然。一如当年公关抢走广告的预算，今日置人性行销又抢走公关的预算，而后者的盛行，将造成一个没有赢家的场面。所以有关公关专业义理、置人性行销的研究，可能会增加，并且很可能从批判的角度为之。另外，有关高科技如网络所带来的影响，不管是新行销工具的效益，或网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等角度，都可能有人研究。
在研究：疗法上，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质化、批判、文化等诠释型研究会增加，而量化研究则会日益减少；但量化研究因有其必要，所以永远不会消失，只是它独当一面的局势，可能不再。这样的变化无所谓好坏，只是风水轮流转而已。基本上，后现代思潮重文化、建构、解构与批判，问的都是些大问题，较适合质化研究。而适合诠释分析的理论，如以符号学、现象学、文化研究、建构论、政治经济等理论为分析架构的语艺／批判研究，也不乏可发挥的题目。至于框架理论、议题建构这类操控媒体的研究，也可能会大幅增加。
相较之下，第三个世代流行的关系理论较适合量化研究，所以发展远景较不乐观，但人际关系相关研究，则可能会增加。倒是有关形象的研究，随着文化的日受重视，也可能会增加。但增加的应以援用符号、现象、文化研究来批判的时候为多，至于如何应用文化及符号理论来塑造形象、辅助行销的相关研究，则可能会转移到品牌相关领域，而不再被视为公关的范围。
最后，本研究不管在立意上，还是在设计上，都是一个开创型的研究，所以当然有很多限制。其一，许多一般人会感兴趣的公关课题，如专业义理，社会责任、非营利事业的公共关系，网络相关研究，以及性别研究（以上几乎全为内观型研究），均相当有意思，且富含哲理，尤其因为较具象，与实务较相关，所以本该会是很受欢迎、也非常需要深论的题目，却皆因为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或论述，而未能被收入。毕竟本研究探讨的是公关理论。其二，对于第一和第二个十年的公关理论，若能有完整的期刊电子档（即使国外，亦遍寻不着公关早年出版品的电子档），亦不妨将之作关键字检索，或许能显现与本研究不太一样的风貌，可以两相比较。虽然笔者目前对第一、第二个世代公关理论所做的评估与分类，并非无所本，亦不致差太远，但终究不比做量化计算来得确切，也较不致被批评。
截至目前，公关研究以量化为多，少有侧重历史纵深的比较研究。量化虽好，但只能呈现数据，如果缺少了时间与过程，就很难显现理论的变化。而历史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连续带，如果能撷取适当的时间点做分析比较，往往能凸显研究对象的脉络、趋势、变迁与时代意义，应能对公共关系学术，提供有意义的发现。本研究既属类似研究的第一个，因此也很希望能抛砖引玉，使公关学术的样貌更趋多样，也期待各界不吝赐教，提出批评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