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部的五官中，眼睛是监察官，这大概是因为它“明察秋毫”。人要传出的信息，也有一部分是通过眼睛传出，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内容。人的精神气质，喜怒哀乐，很大程度上是由眼睛所显示出来的，俗话说，炯炯有神，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都是这个意思。同时，眼睛又是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的显示屏。眼睛黑白分明，神气清爽，是健康之象；灰暗浑浊，枯涩呆滞，是不健康之象；顾盼无光，昏花恍惚，是衰弱之象。正因为眼睛对于面孔如此的重要，所以说“目者面之渊，不深则不清”，渊要深才清，清才美。目也应该深，从而至清并至美，否则，便不会清，也不会美。
泰戈尔说得好：任何人“一旦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表情的变化将是无穷无尽的”。
有时，眼睛似乎也会说话，一个人的内心活动，经常会反映到他的眼睛里，心之所想，透过眼睛就能看出其中的大概，这是每个人都很难隐瞒的事实。
孟子在《离娄上篇》中有一段用眼睛判断人心善恶的论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寮；胸中不正，则眸子蚝焉。”
眼神的清浊，对于识人而言，至关重要。古人通过不断的研究和观察，把眼神区别为清与浊两种，清与浊是比较容易区别的，但邪与正却不容易区分，因为邪与正都是托身于清之中的。考察一个人眼神的邪正，要从动静两种状态入手。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有光，宛如晶莹玉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运动观物状态时，眼中光华生辉，精气闪动，犹如春水之荡清波。或者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清莹明澄，静若无人；处于运动状态时，锋芒内蕴，精光闪射，犹如飞射而出的箭，直中靶心。以上两种表现，澄澈明亮，一清到底，属神正的状态。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像萤火虫的光，一点柔弱却又闪烁不定；处于运动状态时，目光又像流动的水，虽然清澈，但游移不定，没有归宿。以上两种目光，一种属于奸巧和伪善的神情，一种属于奸心内萌的神情。处于安静状态时，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运动状态时，又像受惊吓的鹿，总是惶恐不安的样子。以上两种神态，一是聪明而不行正道的表现，一是深谋内藏、又怕别人窥探的表现。前一组神情多是品德欠高尚、行为欠端正的表现，后一组神情多是奸心内萌、深藏不露的表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奸邪神情，由于二者都混迹在清莹之中，因此必须仔细、正确地区分。
观察一个人的“眼神”，是辨别他忠奸的一个途径。“眼神”正其人大致正直，“眼神”邪其人大致奸邪。平常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通过眼神识别人物的高手。
当时，曹操派刺客去见刘备，刺客见到刘备之后，并没有立即下手，并且与刘备讨论削弱魏国的策略，他的分析，极合刘备的意思。
不久之后，诸葛亮进来，刺客很心虚，便托辞上厕所。
刘备对诸葛亮说：“刚才得到一位奇士，可以帮助我们攻打曹操的势力。”
诸葛亮却慢慢地叹道：“此人见我一到，神情畏惧，视线低而时时露怃逆之意，奸邪之形完全泄漏出来，他一定是个刺客。”
于是，刘备连忙派人追出去，刺客已经跳墙逃去了。在瞬息之间，透过眼神的变化，看出一个人的目的和动机，固然需要先天的智慧，但更多的是靠后天的努力，因为这种智慧是在环境中磨炼和培养出来的。诸葛亮能够看透此人，主要是从他的眼神闪烁不定中发现破绽的。而生活中，常有那些仪表不俗，举止轩昂之辈，想一眼识破他的行径，可能就比较困难了，王莽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王莽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太好，但就他本人的才能而言，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人才。如果他不篡取王位，不显露本性，仍像未夺得朝政大权之前那样勤奋忠心地工作，俭朴地生活，说不定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周公式的人物。
新升任司空的彭宣看到王莽之后，悄悄对大儿子说：“王莽神清而朗，气很足，但是眼神中带有邪狭的味道，专权后可能要坏事。我又不肯附庸他，这官不做也罢。”于是上书，称自己“昏乱遗忘，乞骸骨归乡里”。从眼神上来分析，“神清而朗”，指人聪明俊逸，不会是一般的人；眼神有邪狭之色，说明为人不正，心中藏着奸诈意图。王莽可能也感觉到了彭宣看出一些什么，但抓不到把柄，恨恨地同意了他的辞官，却又不肯赏赐养老金。彭宣回乡后数年就死了。
所以，对于目光如流动的水的人，虽然从眼神看到澄清，但却有游移不定的神色，大多见于奸人，这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他的眼睛往往是他的灵魂的忠实解释者，正如《简·爱》中写道：“灵魂在眼睛中有一个解释者——时常是无意的，但却是忠实的解释者。”
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内心隐秘，心中的冲突，总是会不自觉地通过变化的眼神流露出来，这方面你要多留点“心眼”。
7.选人不能看出身门第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讲究出身、门第，这在封建社会里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恰恰是选择人才中的严重弊端，因此，有识之士多持反对态度。
苏绰在参与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坚决主张选用贤良彻底打破传统的门户之见。他透彻而形象地指出：“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才，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则是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有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观人之道可见矣。”因此，在选用官吏方面，必须切实做到：“将求才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苏绰选用人才的标准是很明确的，这就是有德有才，德才兼备，而全然不顾及其出身门第的高低贵贱。
人才有“显人才”和“潜人才”之分。所谓潜人才，是指那些拥有某种才能，或具备了成长与发展的素质，但是由于缺乏显示的条件和机会，尚未被社会认可或取得显著成绩的人。潜人才的智能，往往不亚于甚至优于显人才，一些不可多得的人才往往就隐落在普通人群中。由于才干潜在性的特点，发现潜人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常言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群马之中，既有良马，又有驽马。良马、驽马并没有印记和标签，膘肥肉满、体材高大未必就是良马；毛长体瘦也不一定都是驽马。这就需要独具慧眼的伯乐加以甄别。伯乐高超的相马本领，就在于他能在万千的马匹中准确地找到千里驹。而领导识才能力的高下，主要体现在对潜人才的发现。善于识别潜人才，才能称得上伯乐。正因为开发潜人才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要求领导具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较高的管理才能和较好的道德品质修养。
第一，领导正确的思想方法。传统的、世俗的观念影响人的脱颖而出。领导要冲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偏见的束缚，能够透过出身、地位等外在现象而把握人才的内在本质。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袁绍、袁术不能摆脱习惯势力的影响，思维简单化，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这对门第显赫、身居高官的兄弟，死抱着尊卑观念不放，固执地认为职务高者能力恒高，职务低者能力恒低。甚至情况发生了变化，仍然抱着固定不变的看法。关羽请战的时候，袁氏兄弟因为关羽是一个马弓手而轻视他；关羽斩了猛将华雄之后，袁术仍旧轻视他。相比而言，曹操却能不拘俗见识才量才。关羽请战，曹操劝说袁氏兄弟让关羽试一试，因为人才以用见其能否。曹操注重实绩。对于人才标准的认识，曹操与袁氏兄弟优劣分明。二袁因循守旧，从封建的等级观念出发，认为“等级”就是“能级”。曹操则认为，等级不同于能级，识才不拘尊卑，用才不计贵贱，这种“唯才是举”的思想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种大胆、创新的意识。
第二，领导自身的才能。三国时期著名的人才学家刘邵说过：“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善。”高明的领导，因为自己的才能出众，因而往往能在人才初露端倪的时候，先于他人发现人才的真实本领和发展前途。刘备屡遭失败，依附于曹操，学圃种菜，佯装胸无大志。如果曹操是个庸人，决不会把刘备放在眼里。但曹操不是庸人，他不以刘备的现实处境为重，反而认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对待关羽也是如此。袁氏兄弟本是庸才，免不了狗眼看人低，认为一个低贱的马弓手不会有大本事，曹操却能从关羽的敢出大言和仪表不俗中意识到此人“必有勇略”，因而积极支持关羽出战迎敌。
齐白石是一代国画大师，他自幼刻苦读书学画，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创作了许多美术作品，但最初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作品的价值。1926年，北平画界名流组织了一个国画展览会，展览大厅显要处挂满了名家画轴，观者如墙。而在一个昏暗角落里挂着齐白石的《双虾图》，虾体透明仿佛潜在水中，长须好像在晃动，栩栩如生，可是标价只有八元。当时北平国立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也来观看画展，发现了这幅虾图，口称“杰作”，当即买下。齐白石从此名声大振。徐悲鸿能发现齐白石的重要原因在于他自己就是国画界的一代宗师，自己有本事，才能对别人的本事和潜能产生高度的敏感。才干平庸的领导，不仅搞不好管理，也难以发现真正的人才。因此，要想在开发人才上有所作为，必须提高领导自身的素质，增长真才实干。
第三，领导的道德品质。能否卓有成效地进行人才开发，不仅取决于领导管理水平的高低，还取决于领导自身的道德修养。领导如果私欲膨胀，就会眼界狭窄，抱残守缺，嫉贤妒能。关羽斩了华雄，袁绍不奖赏；刘、关、张三英战败吕布，袁绍也不奖赏。如果为了事业，出于公心，就会视野开阔，冲破条条框框，选贤任能。曹操的个人品质优于袁绍，他能以大局为重，时时保护人才，处处爱惜人才。
显人才与潜人才之分是相对的。刘备当了县令，在任命马弓手的时候，关羽自然是显人才，而当十八路诸侯面前急需一个能战胜华雄的勇将时，关羽又成了潜人才。显人才人人都能认识，但是显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更多地寻找和发现潜人才，使之发展为显人才。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这句话包含着一个真理，就是人才的普遍性。人才到处都有，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和认识。作为一个组织，不能总是立足于外，一味到别处去寻求人才，首先应该立足于内部的挖掘。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更不能只盯着“远来的和尚”，要多留心自己的周围。金凤凰很可能隐藏在鸡窝里，金盆也可能陷入淤泥里。关羽不就是鸡窝里的金凤凰，淤泥里的金盆吗？
选拔人才时反对看出身、门第的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著中已有所反映。如墨翟主张，只要有德才，贱者应使贵，“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韩非子主张从基层选拔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他还进一步指出：“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以此警告世人：若官职能够因权势而得到，爵禄可以用钱财而谋求，国家就一定要灭亡。甚至孟轲也认为，杰出的人才不一定出自达官贵人之家，用人不应当论出身，更不应当计较个人的恩怨。他列举说，舜是种田人出身，商纣王的一位贤才是个贩卖鱼盐的商贩，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企图杀害齐桓公的囚犯，如果论出身他们能被重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