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乾隆爷大办万寿庆典，还有他修建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是因为老爷子钱包鼓，腰杆硬。我们不妨晒晒乾隆时代的财政状况：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19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公元1796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存银大都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历史学家说：“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参见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第八册，第46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所以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据《内务府奏案》记载，建园经费“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65包第26号。]。这钱他花得起，也有资格花。
乾隆的时代，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清帝国，威风八面，势不可挡。
相比之下，慈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宫那一年春天，一年前在金田起义中组成的太平军已经攻破广西省城桂林，接下来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今湖南省道县]、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第二年初离开武昌时，太平军已是旌旗蔽日、征帆满江，号称“天兵”百万。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那一年，太平军大破清军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同时，内患在迅速蔓延，除去已经发生的捻军、天地会起义（包括小刀会起义、红钱会起义等），在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德新等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李文学等领导的彝民起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尽力衰竭，面对如此众夥的反叛该施以何策？”[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那一年秋天，英国人也掺和进来捣乱，三艘英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俄、美又趁火打劫，逼大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之后又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其中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战争赔款（分别赔偿英法四百万和二百万两）等，皆对大清帝国造成极大内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以垂帘太后的身份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那一年，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都被先后镇压下去，大清帝国暂时缓了一口气。但国际危机并没有解除——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英国人入侵了西藏，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东面也不太平，与“同光中兴”同时，被视为东瀛小国的日本开始了与大清的竞赛，至此，大清帝国已经是前狼后虎、四面是敌。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明治维新只有六年的日本就开始欺负大清，举兵入侵台湾。咸丰的告诫，已一语成谶：“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慈禧的政治生涯，没有几天的安宁。要带领大清从四面楚歌中成功突围，连道光、咸丰都办不到，又何以苛求慈禧呢？
十五
人生有时充满荒谬，当一个人费尽心机地达到他向往已久的目标时，那个目标本身的价值已经悄然消解，就像我前面写过的吴三桂，我的朋友张宏杰曾这样评价他：“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7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将吴三桂比作慈禧，显然是不恰当的。吴三桂生活在明代，慈禧生活在清代；吴三桂是男人，慈禧是女人；吴三桂是人臣，慈禧是“主子”。这决定了他们的机遇、处境，都大相径庭。尽管吴三桂后来称了帝，但也不过是一种权力自慰而已，除了加速死亡，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然而，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野心，又都不幸赶上了王朝能量的衰竭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也是不稳定的。就拿慈禧来说，当她终于爬到了权力高峰，准备主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屡败屡战的王朝，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她吃尽苦头。在历史上，还找不出几个最高权力者被打得离宫别庙，流落他乡，而她自己，竟然成了庚子之战后西方八国准备惩治的首要“元凶”，后来她让李鸿章与西方人周旋，杀了一批替罪羊，才勉强保住自己的命。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惊恐、惶惑越强烈，她已经无法驾驭时代，反而被时代左推右搡、难以立足。她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权力在给她带来锦衣玉食，也给她带来她无法负荷的残酷。
我时常在想，假若在《红楼梦》里，她究竟是手段干练、面艳心狠的王熙凤，还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犹不甘的贾探春？
所以，对慈禧来说，获得最高权力是大幸，但在这个时代里当权却是大不幸，否则，即使她再暴虐、再奢侈，也都是权力者的标准形象。仅就清朝而言，论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论奢侈，她比不上乾隆；论无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更何况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她的名声最臭。
在更多人看来，“嬴政通过贪狼强力、寡义趋利的残酷屠杀满足他变态的虐待欲，武则天则异乎寻常地沉迷于与美少年的性交往。不过，这都是他们生活的次要方面。他们是历史上建立了非凡功业的帝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获得的主要印象。”[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也就是说，这些帝王在历史上都是有建树的，“功大于过”，因此，他们无论多么残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独慈禧十恶不赦，因为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割地赔款，一败涂地。
十六
于是，慈禧对内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设等等，都被一笔勾销，不能再提，否则就是为********的脸上贴金。胜利者一切都好，失败者一无是处，中国人的极端思维，在对慈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慈禧或许不会想到，庚子之败后，她把一大批替罪羊拉上了法场，而事到最后，她自己竟然成了清代历史的最大替罪羊。
她替了谁？她替了乾隆，因为乾隆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拒绝了英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她替了嘉庆，因为当另一位英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再度闹得不欢而散，英国人两次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努力失败，才干脆软的不吃来硬的，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打到家门口；她替了道光、咸丰，因为与他们的父祖相比，观念丝毫没有进步，他们对“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也与时代完全脱节。对此，费正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他们仍然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们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这种古老的秩序下，现代的民族主义绝活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权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中国地主——文人学者统治阶级对它的忠诚，并借此镇压一切可能在农村平民中掀起的骚动及反清叛乱。”[[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样的观念下，两次鸦片战争，把大清帝国打得体无完肤，通商赔款还不算，洋人还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山河泣血，满目疮痍，这些历史欠账，慈禧一人之力，如何还清？
此时，慈禧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已不再是两性冲突的战场，却成了时代冲突的前沿。
十七
当然，慈禧既然生活在这个年代，就要为她自己的年代负责。因为她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帝国的实际领导者，无论她生命里曾有多少缺憾，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为这个帝国里的冤死鬼，却根本得不到伸冤的机会，一个人在情感上的损失，又何足与外人道？
在慈禧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倘形成合力，天下或有可为。无奈，形成这合力的机缘，都在她的手中一一错过了。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兑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战败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然而，此时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訢、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时也，运也，命也。慈禧终归做过一些努力，而她所有的努力，又都在她六十大寿的喜庆气氛中灰飞烟灭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终究，她是一介女流，过于关注自我，眼界不会像我们今天期望的那样深广，她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关系这些家长里短，还有那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她又是叶赫那拉的后裔，出生于满族官宦之家，是被传统的权力文化滋养大的，因此也不可能比她的前辈干得更好。张宏杰说：“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张宏杰：《千年悖论——张宏杰读史与论人》，第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她的身体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但对她来说，身体就是她冲不出去的围城，无论怎样精心装扮，都敌不过它在岁月中的衰朽，最终沦落为一具干瘪的尸体，在一场隆重的葬礼过后（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东陵深深的地穴中。
十八
在丑化慈禧的过程中，康有为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对国家的危难有着清醒的认识，甲午之败后，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必须因时而变，实现平等自立，主张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个方面实现他的强国梦，对于暮气沉沉的帝国来说，这些无疑都是进步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康有为又过于自以为是，对政治运作缺乏起码的常识，对变法的风险缺乏起码的认识，这使他的制度设计异想天开，缺乏切实缜密、稳扎稳打的实施方案，最终把变法引向了铤而走险的政治赌博。
公元1899年初，在日本早稻田，逃亡日本三个多月之后，康有为在灯下写出了个人回忆录《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梦幻般的维新百日进行回顾。直到1953年，这部著作才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公开出版，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并称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之一。遗憾的是，这部《年谱》，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没有丝毫的反思，相反，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恋式的自我夸大和对时局的错误臆测。
在这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我读到这样的话：
廿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廿七日，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98年6月15日），在徐致靖的保举下，康有为前往颐和园，准备在第二天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皇帝召见。四天前，变法程序已经启动，自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