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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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演说与答谢(2)

我是一个移民,这次从西边过来,就像一枚胡桃从西部来到了东部。但把这枚胡桃运到深圳来,成本很高的,因为现在从新疆到深圳的机票要将近三千元,回去还要花这么多路费,相当于请了一个老外,一个人花掉了好几个国内诗人的路费,所以要特别表示感谢。

感谢“第一朗读者”策划人从容女士的盛情邀请,这个跨界诗歌项目做得很好,影响力已超越诗歌界和文学界本身,面向公众,立体呈现诗歌,具有社会性的、全国性的影响。感谢我尊敬的诗评家****敬老师为我颁奖。感谢臧棣兄撰写授奖词并做了精彩的学术点评。他们二位昨天在首都机场苦等六小时才起飞,能如约来到现场,令人感动。感谢本场的搭档、80后诗人憩园,他比我小二十岁,我在想,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会造就一个何等的憩园。感谢音乐人惠雷,将《达浪坎的一头小毛驴》谱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感谢本场导演张露云女士,今天的舞蹈尤为精彩,很有创意。总之,要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读诗、唱诗、演诗的艺术家,以及到场的深圳诗友和观众朋友们,我在你们眼中看到了对诗的热爱和真诚,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多元与活力。

说完感谢,说说诗歌。——诗歌是什么?

诗歌是一种力量,因为诗歌改善我们内心,进而改善语言的现实处境,是抵御种种野蛮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

诗歌是一座寺庙,语言的寺庙——言之寺,诗人就是言之寺的和尚,有各种各样的和尚,小和尚、老和尚、花和尚、疯癫和尚,更有修行和尚、得道高僧;

诗歌是一种祈祷,现代诗徘徊于“咒语”和“祈祷”之间,在寻找自己的正道和未来,我发现今天诗人们的天枰,明显向着“祈祷”倾斜了,这是一个好的信号;还有,诗歌是一种分享,就像我们今天,向公众开放的“第一朗读者”,我们分享了这个读诗、唱诗、演诗的时刻,分享了一席诗的视听盛宴,当我们走出“胡桃里”时,内心或多或少已经有所改变。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把可以用来对付生活这枚坚硬胡桃的“胡桃夹子”。诗歌被人分享,是诗歌的有幸,诗人的有幸。

我们不说生活如此美好,或者何等糟糕,我只想说:经过诗歌打量和审视的人生,值得我们一过!

(2015年7月25日于深圳海上世界胡桃里音乐酒馆)

“********”背景下的当代诗歌

在台风中开会,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江尾海头的浏河,使我们领略了“灿鸿”的热情。雨中刹那,变成一只江南落汤鸡。当我们变成落汤鸡之后,更能理解、体味海上丝路和海上风暴,以及郑和以浏河为起锚地七下西洋的艰辛、不易。向西,则是另一条艰难困苦的路——陆上丝路,叶舟称之为“宿命的版图”,那里有漫漫长途、无尽头的沙漠、可怕的沙尘暴……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都见证过路途的艰辛。有一个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共有一百六十九位中国求法僧沿丝路去印度,平安回国的只有四十二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求法而舍身丝路。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演变为今天的“********”,是对历史的承继、发扬和敬礼。

“********”将丝绸之路这一“地理神话”转化为“国家叙事”,是宏伟的战略构想,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眼光、新视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近百年来,复活丝路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具有远见卓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丰碑。”中国政府倡导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味着新的历史机遇期的开始。

丝路与诗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背景下,诗歌能做点什么?这同样须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诗歌,首先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写作是一门高度个人化的手艺,是一门特殊的情感知识;其次,诗歌是文化的事情,因为诗歌参与当下文化的建设与进程,重塑时代和我们的心灵;最终,诗歌是文明的事情,因为诗歌面向未来,如帕斯所说,诗歌是“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的提出,在文化层面上,我首先想到的一点是:对话与交流。诗歌,正可以成为当代对话与交流的“使者”,它越过语言的边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分享。以诗歌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交流,对于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地方性”并存的时代,对于地区与地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来说,已显得十分重要。

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历史上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贸易通道,更是一条东西方的对话之路,文化、思想、宗教的传播之路,留下文明交流的传奇史。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期,“商胡客贩,日奔塞下”,“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这是古人见证的丝绸之路。发端于汉代的边塞诗,到这时也达到极盛。唐朝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是一个融合型、国际化的黄金时代,无疑与丝绸之路的通畅和高度开放有关。唐代胡风盛行,是一个胡服、胡食、胡乐备受青睐的时期,对舶来品的迷恋是唐代生活的一大特征。美国汉学家谢弗有一本书,《撒马尔罕的金桃》,是专门研究唐代舶来品的,写到了近两百种舶来品,有十八类。单拿植物来说,就有几十种,今天带“胡”字和“西”字的品种,都是从西边过来的,是“植物移民”,如西瓜、胡瓜(黄瓜)、胡椒等。葡萄、石榴、无花果,就被誉为丝绸之路“三大名果”。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带回皇帝想要的汗血宝马,但带回了葡萄和苜蓿种子。植物的迁徙,同样包含了许多文化交流的记忆和信息。

有一种诗歌文体,柔巴依(鲁拜体),扮演过古丝路文化交流的“使者”。柔巴依是波斯——突厥民族共有的古典四行诗样式,有一种说法,它的产生与唐代绝句有关,是从唐代绝句脱胎而来,并由生活在汉地和长安的胡人带到了波斯——突厥地区。我们知道,源于六朝乐府的四行绝句,到唐代才真正到了一个成熟期和极盛期。柔巴依的巅峰之作是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集》(又译《鲁拜集》),被誉为“波斯诗歌的最高典范”,只有一百零一首、四百零四行,在全世界有五百多种译本,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最名贵的一本,牛皮封面珠宝镶嵌,1912年随“泰坦尼克号”沉入了大西洋海底。丝绸之路也被叫做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等,与此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从八世纪开始,唐代绝句、波斯柔巴依、西域柔巴依,再向西,追溯到希伯来情歌(《圣经·雅歌》),在东西方的天空下交相辉映,成为古典主义时代的一道文学奇观。我在十年前写的《柔巴依:塔楼上的晨光》一书中,曾用大量的史实和诗歌例证,将“丝绸之路”改写成了“柔巴依之路”。

今天,从表面上看,东西方交流已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非古丝路时代能相提并论,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仍能感受到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以及隐藏在骨子里的“古老的敌意”。正如英国小说家吉卜林所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碰上。”拿新疆来说,尽管是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跳板”,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但因********、历史问题、民族宗教、“泛敏感化”等原因,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仍处于“半封闭”状态,物质往来较多,文化交流稀少,远远落后于古丝路时期,甚至是停滞的、陌生的、疏远的、隔绝的。就像塔城边境塔尔巴哈台山上的一座阿肯墓,一半在中国,一半在哈萨克斯坦。这是一个悲哀而形象的比方。历史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到地中海(一说起始地为丝绸之府的浙江湖州),都是点和线的关系,到新疆,就变成了一个面,一个伟大的面——只要有绿洲、有草原、有人烟,都是丝路可以经过的地方。但在今天这个辽阔的“面”里面,在新疆内部,情事复杂,隔绝尤甚。当民族与民族之间丧失对话和交流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冷漠、躲闪、隔阂,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爱德华·萨义德类似批评过以巴的“互为人质”、“互为地狱”。我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未去过周边的中亚国家,办手续很复杂、很难。我主持《西部》改版五六年,一直在呼吁创办“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和“丝绸之路国际文学奖”,但得不到什么响应。不久前,云南举办了“2015中国·南亚东南亚作家昆明论坛”,还有今天的这个论坛,都很有眼光,非常好,但要类似搞一个“中亚文学论坛”,在新疆有很大难度。当一只馕、一块腊肉都变得异常敏感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时候,对话和交流就受到了梗阻。“脱敏”问题不解决,陷入进一步的“泛敏感化”,“********”在西部就会遇到最大障碍。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尽管有了“********”战略构想,新疆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新疆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已变成一个悖论,呈现出开放时代的“密闭”和“孤独”,存在太多的“人为边境”。

最后想说的是,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是一种个体劳动,是高度个人化的创造和修为,也是一个人的神话和宗教,向内向外,既大又小,雌雄同体,悲欣交集。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是单独者、真正的“个体户”,是“言之寺”的僧侣,对自己的母语、写下的每一行诗,负有运命和天职。宏大的“********”,有时会变成具体而微的“********”,譬如他生活的城镇、村庄和家门口的“********”——林带的一棵树、一丛灌木,或路上的一位老人、一个孩子,都与他有着更真切的关联。由此,构成个体经验的唯一性和切身性,以及写者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2015年7月11日在江苏“********背景下的当代诗歌”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