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说，不如我们去成都吧。我说好啊。
大四之后理应各奔东西，人生规划早就早大三的时候做好了，我保研，面包考研。我不担心她，她带着过目不忘的恶毒天赋，几乎没有她考不过的试。她也不担心我，因为全年级只有我有资格保研，连竞争对手都没有。奈何天不由人，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放弃了保研，面包因为纯粹的喝多了酒睡过头错过考研。大四下学期，我拿着六百块的实习工资，朝九晚五累得像狗，她在她爸的公司里乐得一个清闲自在。这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在我意识到这份工作即使转正了也多么没有前途，她又恰好爆发家庭战争的时候。
2010年6月，我们刚拿到了毕业证，在毕业典礼上打了两个小时的瞌睡，被掌声不断吵醒。我们的大学没有太多可以拍照留念的地方，面包站在学校正门口，拍拍我的肩，说，不如我们去成都吧。晚上我去她家，坐在她的床上看她收拾东西。自从她和家里吵翻之后，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爸妈。
两个人，四个行李箱，十八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迎面而来的是四川盆地潮湿的空气。她的朋友来接我们，在别人家里暂住了一周。找房子，找工作，我们在用实际行动给赶集网打广告。
我们俩一起凑钱，还问几个朋友借了不少，租下了三环内一套三室一厅的简装房，还跑了好几趟宜家，盘回了一些逼格高又便宜的小玩意儿。我们住了一个主卧，把其余两个卧室租给了追求生活质量的上班族，把小阁楼收拾清理一下，租给了一个被家里人宠坏的男生。每个房间的价格都比平均价高了两三百，但是打着“地铁口”“高端小区”“精装修”的旗号，他们也都不太介意。每个月我们俩一人出一两百，就足够应付真正的房东了。室友都很好相处，阁楼男生把自己的小窝布置得像一个森林木屋。有空的时候几个人一起喝酒玩游戏，到凌晨才睡下。
我被朋友介绍去了一家小广告公司，能领到两千出头的薪水，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已经不错了。面包在一个会所当羽毛球教练，排班不多，每天一两节课，没有什么保障，但是一个月下来也挣得到一千多。即使每个周末都出去聚餐，我们的开销也不大。平时我们每人每月交一点伙食费给面包，她每天为我们准备好带去公司的午饭。
活像一个乌托邦。虽然饭菜都很难吃。
面包每天都有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说我是科班出生，那她就是纯粹的野路子。以前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坐便宜的黑车就不坐大巴，能搭车就不坐火车，能逃票就坐动车。跟人砍价不眨眼，去酒吧的时候一分钱不带都能玩到凌晨才散，没事就骑着自行车绕城两周半。她想登珠穆朗玛峰，她想去丹麦，她想开个面馆，她想教小孩子玩弹珠，她想所以她跟我说她决定要自己写词写曲录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以为这只是她的“每日一想”。毕竟我们都知道，玩音乐不是只需要想一个名字就可以了，砸进去的可都是明晃晃的银子。
可是面包隔天就从跳蚤市场搬回了一个二手木吉他。晚上我加班回家，室友们都向我控诉她是多么扰民。那时候是九月初，成都还没有凉快下来，她盘腿坐在阳台上，嘴里咬着一直铅笔，面前散着十几张稿纸。
“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写歌？”我走到阳台去，和她并肩坐着，拨了一下琴弦。她立马护着吉他扭到一边。
“我今天看了些视频啊曲谱啊什么的，就学会了。”带着特异天赋的人说话一不小心就会让别人嫉妒。
“你怎么不去参加选秀啊，你有这么宏伟一个音乐梦想。”我看不懂吉他谱，瞟了一眼就回客厅。
“我没有什么梦想，我就想跟你一起吃吃喝喝玩玩。”她在我身后嘟嘟囔囔。
后来在室友们的怂恿下，她还是报名参加了一个本地小型的选秀活动。在排队候选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扛着摄像机问她：“你为什么要参加我们的节目？”
“能出名吧？”她不太确定地问。
这一段理所当然地被掐掉了，她也没有得到什么名次。我知道她也只是一个唱歌不会走调，没有弦乐基础，没有惨绝人寰的背景故事的姑娘，真能进入多少多少强就奇了怪了。面包每天都会嚷嚷自己脑子要爆炸了太多垃圾信息无法删除，但是对于自己的天赋，她也珍惜并且好好利用着的。
10月，面包终于写好了第一首歌。她给自己悄悄建好了一个小站，传上了这首在卫生间用手机录好的小样。之所以说悄悄，因为她不许我听，也不许我去搜。她每天都告诉我，今天的又多了两次点击呢。我也没有去偷听，抱着总有一天她会主动求我听的优越心理。
成都的冬天没有太阳，也没有暖气，开水放五分钟就凉了。刚开始她还是要坐在阳台上做作地写歌，后来被夜晚的大风吹回了卧室。我每天下班推开卧室的们，都能看见裹成熊一样的她趴在桌上，开着一盏橙色的台灯，然后转过头对我说，回来啦。冬天到了之后我们很少在天黑之后出门，即使小酒馆有精彩的演出，即使春熙路的百盛全场三折，即使有人请我们吃烧烤串串。
2010年12月31日，我们五个人在家里煮着火锅，喝着热啤酒，发誓来年要多赚十倍的钱。快要跨年的时候，我们俩都喜欢的明星在电视里唱着滴滴答，她抱着吉他弹着不知名的曲子，哼着断断续续的歌词。后来我们都在客厅睡着了，空调开了一整晚，那个月的电费看着都心疼。
春节，室友们纷纷回家过年，面包说难得有机会自己霸占一个大房子，也没有提回家的事。相比在家里呆一周每天和熟的不熟的亲戚寒暄奉承，我更喜欢只回家三天，和最亲的家人吃吃聊聊，用剩下的四天挣双倍工资。除夕夜她约了两三个留守成都的朋友在家，一边看春晚一边开视频和我吐槽。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家这边烟火鞭炮齐鸣，我看见他们在电脑屏幕里大叫新年快乐。我再回成都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偶然认识一家咖啡馆的老板，约她春节后面试，看能不能驻唱。我一个激动把我的好消息告诉了她，我说有同学介绍我去另一家公司，一个月拿到手的都有四千。对于一个二本应届生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正准备开瓶酒和她庆祝一下，她突然拉下脸，坐回她所谓的工作台上，没有再跟我说话。
她的情绪化不是一天两天了，跟她相处这么久，我虽然不知道她所有的雷点，但是也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去客厅看了会书，快八点的时候换了衣服出门，搭地铁转公交，去伊藤给她买了两盒打折的三文鱼。回家之后我发现她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我取下帽子围巾手套脱下厚厚的羽绒服，把三文鱼给她。
“你说我面试的时候唱哪首歌？”她问。
“不知道啊，说不定面试不听你唱歌，只是跟你瞎聊聊。他们不都是这样的，看谁顺眼让谁唱。”
面试那天面包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化妆，最后因为时间不够脸上抹了大宝就出门。面试并不顺利，她能拿到的钱比预期少了一半，只能唱经典曲目。每天七点半到八点半，不会和会所的工作冲突，她也接下来了。我每天下班后就等她送饭到办公室，吃晚饭慢慢走到咖啡馆，她唱歌，我坐在一旁看书，然后一起回去。
我接受了同学介绍的工作，在辞职之后多了半个月的空闲时间出来。我用积蓄买了两张去海南的特价机票，也想她休息休息，说矫情了就是去找点灵感。
“没有时间。”她没有任何表情。
特价票不能退，所以我自己去了。一个朋友在海南工作，理所当然碰了头。我们在一家客栈住下，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海浪的声音。第二天一早起来去海边捡贝壳，美美吃了一顿海鲜，下午去海边游泳。我从小到大只见过一次海，还是灰色的，所以当整片湛蓝冲进我的视野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像人猿泰山一样嚎了出来。篝火晚会之后我们俩坐在阳台看星星，分抽一包烟。
我发现我看着天上的北斗七星的时候，坐在海边的时候，吃完了几个大芒果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一整个通宵的诗词歌赋的时候，看见日出的时候，我希望的只是面包也在我旁边。
回成都之后一开灯，发现室友们拉了个横幅写着欢迎归来，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瓶香槟摇啊摇，争着帮我提行李，顺便瓜分了我带回来的水果和礼物。
“玩得开心不？”面包问我。
“啊，还行。”
我们六天没有联系，她告诉我她现在在咖啡厅能唱一两首自己的歌了，让我帮她写词。
“干嘛不自己写。”
“我看了太多别人的歌词，忘不掉，根本写不了自己的东西了。”她挽过我的手臂，有点像是撒娇。我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从来没有什么脾气，不会和人争吵，就像软塌塌的棉花糖。
一个室友搬出去了，另一个搬进来。一个谈了恋爱，又分手。日子有条不紊，就像是缓缓流动的水。
直到2012年末，在好几家咖啡馆唱过歌，豆瓣小站也被推荐到了首页之后，她被一家公司看中，能支持她出专辑和小范围的巡演。比不上大红大紫的明星，但是她喜欢的几个艺人和乐队都签在这家公司，所以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辞了会所的教练工作，爽快到签完之后两天才告诉我这个消息。
“你想想，多好啊，我们能去好多地方了。第一站就是小酒馆，然后就是重庆，武汉，广州，深圳……”
“我们？”
“我告诉他们我不需要经纪人，我有你。”
“你知道我有工作。”
“辞了呗。”她说完拍拍我的肩，就像两年前一样。
那时候在海南工作的朋友已经回了成都，我在他家过了一夜，看了一晚的老友记，聊了一晚的人生哲学。为什么看美剧的时候，只要那个人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人，但是在生活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新的公司混得不错，工资涨了又涨，老板甚至愿意出钱让我去欧洲读硕士。她忙起来之后我快要忘记了这件事，直到这个晚上。
我知道我们再也无法做哪些莫名其妙的事了。比如来来回回坐一班地铁，比如跟踪穿蓝色衣服的人，比如和不认识的人聊天，比如在阳台发呆一句话不说。一切都不一样了。
再见到面包我们什么也没说。她每天写歌，弹给我听。灌录好了第一张专辑，她给我一张，在封面上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其实我一个字也不需要，歌词都是我写的。
2013年7月，她开始巡演，第一站是小酒馆。我看完演出之后和她拥抱，回家提上收拾好的行李，去了机场。到哥本哈根之后，我在豆瓣小站听完了她所有的歌。只听了一次，我却突然能够记住每一个音符。
变得像她，不就是相爱的证据。
她决定背向我，走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日历上随便翻过的一天。后来突然在一个上面看见喜欢的作者写了一篇散文，说，“想要一盏灯，一盏就够了。”
再见了，我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