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名刘彻，通天彻地的彻。所以在他上位后，凡遇“彻”字，就改称“通”，以避其讳。“御史”们都称他为“汉武大帝”，此处的“御史”是御用史学家的缩写，之所以冠以“大”字，是出于维统的需要，例子很多，比如雍正都被涂抹成为国为民积劳成疾鞠躬尽瘁了，就不展开说了。
古代史家对刘彻的评价却相当糟糕，司马光说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干脆将其比成了嬴政。就在汉武帝派李广利征伐匈奴的那一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爆发了灾民起义，并不像影视剧里演得那样黎民安生天下太平。
影视剧中的汉武帝，开疆拓土、征讨匈奴、平定天下，貌似多为民造福似的。然而这样的汉武帝形象司马迁首先就很难接受。《史记》中，刘彻宠信方士、任用酷吏、侈费民脂的记述就不少。或许有人会说司马氏不客观，可对一个被割去生殖器的史家而言，这已经是足够客观并且克制了。说到这不妨了解下刘彻对司马迁做了什么——他授意杜周，把免除腐刑的赎金抬高，抬到司马迁砸锅卖铁也出不起，不得不接受割卵蛋的价码，此举倒是为催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终汉武帝一朝，酷吏繁茂，除了上文提到的杜周，还有宁成、张汤、赵禹、尹齐等人比酷。其中以张汤名气最大。这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始祖，“腹诽罪”就是此人之发明，后世的“莫须有”和于谦所犯的“意欲罪”可说都来自其传承。当时刘彻穷兵黩武，已将汉室七十年的家底折腾几尽，用来造币的铜矿产量都不够了，出现了严重通胀。刘彻就和张汤等人商量了个法子，反正上苑用来打猎的白鹿有的是，索性把鹿皮裁成小块作为货币发行，一块等值四十万。确定后刘彻象征性地征询农业部长颜异的意见，颜异却说“本末不相称”，其他王公大臣进贡，送来的是白玉，也仅仅值几千钱，你一小块鹿皮就敢值四十万？不可行，坚决不可行。刘彻很不高兴，就找来张汤。
在张汤看来，“上意”才是终极律法，是可以凌驾于一切的铁律。有这一意识形态指导，构陷个颜异就易如反掌了。
很快密探就带回了“罪证”。有客人与颜异谈起新政，“异不应，微反唇”——仅仅是因为颜异没有回应，嘴唇轻轻撇了那么一下，罪名就成立了？没错，成立了，张汤就以这个理由将颜异下狱并最终处死。美剧《LIE TO ME》中的蒂姆·罗斯，发明了一套脸部表情编码识别系统，分析他人表情变化，就可推断出对方是否撒谎，张汤则比现代人还厉害，仅用“读唇术”就能定他人之罪。
至唐，“腹诽罪”依然存在并发扬光大，大唐律法中有这么一条：“诸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也就是说，即使你嘴上没说，心里也未必打算就做，甚至面无表情也没关系，照样流放两千里。
酷吏的结局通常很惨，构陷他人者，他人亦可构陷之。张汤最后也被李文、朱买臣咬了一口，落了个自杀而死。死后抄家，家资不足五百金，堪称廉吏。不过在一个恶的体制下，廉洁不是评判一个官员好与坏的标准，以张汤为例，这种官确实不贪钱，但极有可能比贪官为祸更甚。
除了老实巴交的颜异，因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功勋卓著的魏其侯窦婴也没躲过去。窦婴好友灌夫喝醉了酒骂了外戚田蚡，后者跟刘彻告状，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大意就是，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你看我，平时就喜欢唱唱歌遛遛狗嫖****包养几个戏子什么的，这是多么健康的爱好，不像窦婴和灌夫，总是招一些不法之徒在家里，指天画地的，这不是意图谋篡还能是啥？
又是腹诽、又是心谤，这话一入刘彻的耳朵，窦灌不死才怪。自此，“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在那种处处密探人人自危的黑暗年代，满脸谄笑的确是最能自保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