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17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大发革命感慨——
前两日读《申报》时评及《自由谈》，总觉他们对于战事，好似外国人一般；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我深以为恨！昨阅平伯《义战》一文，不幸也有这种态度！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其故由于后天者为尤多。因如平伯，自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而弥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我呢！年来牵于家累，也几有同感！所以“到民间去”，“到青年中间去”，现在在我们真是十分紧要的！若是真不能如此，我想亦有一法，便是“沉默”。虽有这种态度，而不向人言论，不以笔属文，庶不至引起人的反感，或使人转灰其进取之心；这是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们所能做的！
这一段信息量略大，不过本文讨论的是油焖笋，所以这段就一笔带过啦。
9月17日，对于正处在贫病之中的朱自清来说真不是一个好日子。这一天他的同事为了学校经费去杭州奔波，而留校的他遇上了“李某为其弟退学事来校，声势甚厉”。又接到了“三弟来信，言老干吞款事，此事甚难，言之则伤老父之心也。且款也是父亲的，信中又说四妹延期两月开学。”这还不算完，去杭州化缘的同事们有的垂头丧气回来了，有的写信回来说虽属徒劳但他们仍在呼号——这似乎是朱自清在1924年中过得最悲惨的一天，这一天的食物也非常“给力”地伤害了他：
访性天，他们正打牌。我吃了一碗红糖挂面；据说此是生子后以供产妇及客人者。
买油焖笋一罐，味虽鲜而嫌咸。
红糖挂面是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穷人在民国时期常吃的美味。君不见各种革命文学中，红糖挂面几乎是穷人过节、慰问伤兵的标配主食，没什么可写的。至于朱自清颇为不满意的油焖笋罐头，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今天它伤害了朱自清，二十多年后它又伤害了黄裳，期间它更得到了一大批作家文人的亲睐或唾弃——没有什么食物比油焖笋罐头更令人又爱又恨了。
中国人吃笋的历史是很久远的——诗曰：“其蔌伊何，惟笋及蒲”，周礼云：“加豆之实，笋殖鱼醢”，江南一带向来是笋的主产区，明初三大家之一的南京人高启就喜欢到野外挖笋，现煮现吃。不过，油焖笋罐头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在朱自清那个年代，这还是个新鲜玩意儿。但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小的罐头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1920年，宁波如生罐头厂首创油焖笋罐头。1921年，油焖笋罐头荣获北洋政府农工部奖励。1924年，这货伤害了朱自清——油焖笋的制作本身是重油重盐，其风味与以本物味道追求的江浙菜自有差别，初期的配料调制不当也属正常。但这并不影响它一再获奖：1926年获美国费城农展会特等奖，1929年获南京中华国货展金奖，1930年获杭州西湖博览会金奖。
1934年的第三期《江苏学生》上，有水产学校学生沈宗泰的一篇文章：《一罐油焖笋》。这是已知最早的公开发表的关于“油焖笋罐头”的文章。该文说到：
“一罐油焖笋，不过二角多钱，但是内容物又是充实，又是美味，所以能风行全国，达遍里巷，可算是平民的经济罐食。但一般人只知道吃它（子木注：好惭愧）、藏它、称赞它，而不知道什么是油焖笋。”
油焖笋最大的好处还是在于“风行全国”，推广了浙江的笋。起初油焖笋用的都是宁波本地的龙须笋、淡竹笋，后来逐渐扩展到江浙一带的笋都可以用，可见其产量的增大。朱自清虽然看不上这个重口味的罐头，但北方人可不这么看。赵珩在《老饕漫笔》中提到，当年北京人吃笋，也就是过过油焖笋罐头的瘾——虽然后来老饕同志在杭州大快朵颐了临安春笋，也就喜新厌旧，看不上油焖笋罐头了。但当年他少居北京大院时，油焖笋可是他心中的美味。赵家为北京大族，遍享山珍，尚且倾心这小罐头，普通北方百姓对油焖笋的热情就更不用说了。
但赵珩毕竟是北方人，谈笋是外行。《宁波美食文化研究》一书给我们推荐了一位专家：
另外她（苏青）对咸蟹、油焖笋、盐烤笋、肉里肉、豆瓣、草紫、红烧鳗、冰糖甲鱼、青蟹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这华丽丽的措辞深深震撼了我——没人否认苏青是一流的作家和美食评论家，但她日理万机之余，竟然对这些小菜“有较深入的研究”——我实在很想知道，苏青到底对这些可怜的小菜做了什么，而被编者称为做了“研究”。
吐槽归吐槽，身为宁波人的苏青肯定是了解油焖笋罐头的。但总的来说苏青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章（更没有研究专著），只在《谈宁波人的吃》中带了一笔油焖笋罐头：
以目下季节而论，宁波人该在大吃其笋及豆类了。宁波的毛笋，大的如婴孩般大，烧起来一只笋便够一大锅。烧的方法，如油焖笋之类还是比较细气些人家煮的，普通家里常喜欢把笋切好，弃去老根头，然后烧起大铁镬来，先炒盐，盐炒焦了再把笋放下去，一面用镬铲搅，搅了些时锅中便有汤了（因为笋是新鲜的，含有水分多）。于是盖好锅盖，文火烧，直等到笋干缩了，水分将吸收尽，始行盛行，叫做“盐烤笋”，看起来上面有一层白盐花，但也决不太咸，吃时可以用上好麻油蘸着吃，真是怪可口的。
苏青在这里强调了盐。由于江南人的口味和宁波菜“原汁原味”（苏青语）的特点，盐的运用在笋的加工过程中很有讲究，它的任务是提鲜而不是提咸，一道盐有存在感的笋菜必然是失败的。朱自清习惯于本物味道为尊的淮扬菜，当然会对油焖笋罐头中的盐量非常敏感。
苏青描写笋的时候，风靡一时的油焖笋已经销声匿迹了。由于抗战的影响，交通的不便，江浙的竹笋产销量一起下滑，民族工业纷纷倒闭，油焖笋罐头不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了。但是这个奇葩的食物依旧蠢蠢欲动，准备伤害另一位文学大家——
1954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宁波地方食品厂开始加工油焖笋罐头，这一神奇生物在沉寂十余年后再度风靡全国，然而——
1980年8月5日，一位老者对着一听让他奔波一天的油焖笋罐头，写下了当年颇有名气的杂文：油焖笋。
今天路过复兴西路一家果品商店，看见架上有玻璃听头的油焖笋，买了一罐。回来打开一看，油已凝结，笋已发自，味道变酸。不敢吃了，只好拿去调换。店里的服务员看了一下，嗅了一嗅，说果然不大好了。但按规定，没有膨听，还得算是“正品”，而正品是不能调换的，要我到徐汇区果品杂货公司去交涉。遵命前往，公司的负责同志请我坐下，用电话和商店联系之后，取出镊子，夹出一小块笋尖吃了，说，并没有变质，也没有膨听，当然还只能是“正品”。
我说，因为最近本市在大力宣传夏令饮食卫生，商店出售这样的货色，是值得考虑的，店里还放着一大批咧。听了这话，那位负责同志马上严肃起来，告诉我说，肠胃病是因为水质不良引起的，不是吃了油焖笋的缘故。同时还说，这笋是江西生产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烹制风格，不能用江南一带的标准来要求。酸与不酸、霉与不霉的矛盾怎么解决呢？他建议我到卫生防疫站去化验一下。
这建议自然是合理的，问了地址，我就又匆匆赶去。这时还没有上班，传达室的同志问我可有介绍信？我说没有。他说，私人要化验，收费八元，同时张开的手掌向我伸过来，这时，我的追求“真理”的决心终于动摇了，只能灰溜溜地从防疫站里退出？手里还捧着有江西特别风味的笋，踌躇了一分钟，我终于不敢相信公司负责同志的保证，虽然确实看到他把一一只小笋尖送下肚去，也舍不得再花八块钱去追求真理，最后毅然下了决心，把这笋送到垃圾箱里去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默默地总结这次小小的经验。回顾事件的全过程，没有谁是应该加以指责的。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同志，从售货员到区公司的负责人，到防疫站的同志，没有谁疾言厉色，都是笑嘻地讲“道理”的。我也确实无法驳倒他们的许多“道理”。舌头长在各人嘴里，酸不酸也实在难于判定。要按科学办事么，那就要人民币八元。
想来想去，犯了错误的终于不能不是我自己。先就不该买，常识又贫乏，不懂油焖笋还有各种不同的地方风格。既然贸然买下了，如果最后的措施提前在开听之后，立即执行，损失可能还要算较小的，不必再贴上车费、时间和口舌。结末，又不能忍痛照科学方法办事，坚持到底，于是最后只能一败涂地了。
这实在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却反映了一点带普遍性的东西。上面的“总结”作得很不理想，过于消极了。这是我自己也很不满意的。
（全文录自黄裳《惊弦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好了，以上是黄裳吐槽的全部内容。我们不讨论该文的写作手法和思想感情，作为吃货，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个问题——
油焖笋的笋竟然是江西产的！
江西当然有好笋，但是油焖笋，尤其是宁波特产油焖笋罐头，是必须要用浙江本地笋的。一地有一地之风味，一地有一地之做法，油焖笋罐头是宁波菜，怎么能用江西笋（甚至是那位负责人口中的“江西制作方法”）去做呢？那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油焖笋么？
黄裳作为一代大家，经历过民国时油焖笋的黄金时代，他当然知道油焖笋应该是什么口感。所以我觉得，黄裳所遇到的那个罐头，不管有没有变质，一定是不正宗的。而朱自清遇到的那个罐头，虽然盐放多了，但依旧是传统的工艺、正宗的原料，且是无公害无添加食品。
这样说来，朱自清比黄裳可幸福多了。不过我奉劝各位，不要看完这篇文章就去超市买一听油焖笋罐头回来，不然，你会经历比黄裳更不幸的事情——八十年代的原料和添加剂可比现在绿色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