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去吊唁的途中，遇见一个初中同学。他站在路边，扶着一棵柳树，怅然望着人来人往的大街，眼里噙着浑浊的泪花。我过去和他打招呼，他却不认识我。我费了好大劲帮他回忆，他才装作记得一点，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起来。我和他交谈很久，却都是各说各的。我最后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他在等亲人回家。我指着大街上那些来去的人群，问他：这里面谁是你的亲人？他说：我的亲人正在赶来。他一双浊眼瞪着大路上滚滚黄尘，没有一个风尘仆仆的人像他的亲人。
我对他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要前去吊唁。他装作没有听见，眼睛里再次涌出浑浊的泪水。我告别他继续赶路，回忆着他的样子，他分明已经是一个花白头发，弯腰塌背的老者。他老的多么快啊，他又老又忧愁。而我却多么年轻，我记得我今年刚刚25岁，而我那个死去的朋友，只比我大一岁零三天。
我到达死者的家院，前来吊唁的人已经多得盛不下。在死者家高高的房屋所形成的狭窄夹道里，我极其辛苦地穿越拥挤的人群，才到达正屋。我以为灵堂必会设在这里。但那里却没有灵堂，也不见有人哭泣，只看到死者的父母和客人们欢声笑语，彷佛这不是为他送葬，而是要举行婚礼。我不太适应这种情况，马上退出来。在欢乐的人群中，我不禁怀疑起自己，难道是我错了？难道我的朋友根本没有死，这确确实实是他要举行一场婚礼？那么，我是怎么得到他死去的消息的呢？是谁告诉我的？是否有个送信人错将喜事传递成丧事？又或者是朋友故意给我开一个玩笑，恶作剧地让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参加他的新婚大礼？但这又何必呢？在他家门外的胡同里，我看到一面墙上正挂着他的遗像。遗像下面是一个香案，我站在香案前向他三鞠躬，泪水唰的一下流淌出来。我抬起头看那遗像，像框里的他诡秘地笑了一下。
整个场院里不见别的花圈，唯独我带来的那个孤零零地竖在一个冷僻的角落，像一个拘谨的局外人，显得无比扎眼。我抱歉地看了看它，就准备离开。而这时，吊唁的酒会开始。酒席从场院一直摆到大路上。我走上大路，酒席仍然看不到边。大家纵情欢笑，恣意调谑。我看见他的女友身穿一袭红色的纱裙游荡在各个酒桌之间，从一个怀抱投向另一个怀抱。她且嗔且笑，边舞边唱，舞姿优美，歌曲动人：啊，我亲爱的人被死神带走，在我们最欢娱的时候……
在路边的一个酒桌上，一个人大声向我打招呼。我搭眼一看，原来是我一个大学同学。多年不见，坐下来叙旧。过了好一会，才知道他竟和我死去的朋友是本家兄弟。这个发现让我纳罕很久。正说着，开始上菜了，大鱼大肉，层层叠叠，摆满一桌。我很不情愿，本打算要走，可在他强力挽留下，没有走成。
我一边饮酒，一边心中惴惴不安，总觉得背后有人盯我。为了证实这个怀疑，我时不时转身看一下，结果又总是扑空，但越是这样，越是让我相信那双眼睛始终在我身后。那是一双充满嘲弄的眼睛。每过一会儿都要看一下身后的奇怪动作终于被人发现了。一个负责端菜上桌的小伙子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
我赶忙站起来，跑进厕所，我知道那个人在背后跟踪着我。
等我站在小便池前面的时候，他终于现身和我并排站在一起：“悲伤总是经不起欢乐的撩拨。你看别人多么快乐，干嘛还要硬撑呢？快去请我漂亮的女友跳支舞吧，不要让她一个人在家孤独地和钢管跳。”他扭过头，还是那么熟稔的一笑。
大人物临门
大人物来到我家，以他惯常的姿态，手捧肚子端坐在我家那只有20年历史的老沙发上，一边看我们家那台只有20年历史的老电视，一边对我们的穷困表现出自责和内疚的神情。他说，你们没有过上好日子，完全是他的失误。他伸出那双肥大富态的手，紧紧握住爸爸那双肌肉萎缩的手。
妈妈在脸盆架旁边洗手，手上搓满肥皂，战战兢兢，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如此尊贵的客人，于是拿出我新婚时的录影带放映给大人物看。大人物专心致志地看着，方镜下其实看不见什么表情。我的妻子很愤怒妈妈将录影带拿给他观看，一甩袖子，走到院子里去。妈妈在正屋门口看着我妻子的背影，叹了口气。
大人物相中我家屋墙上挂着的一些陈年字画，有水墨荷花图，有水墨葡萄图，那荷花的蓓蕾和累累的葡萄都是描了红的；还有三幅字，分别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还有《鹤舞》、《琴心剑胆》之类。这都是我父亲这种乡村秀才闲暇无事瞎摆弄出来的。大人物命人取下这些字画，差人扛出门去，放到门外的车里。
父亲在庭院中打开那个隐蔽的地窖，带大人物下去。
过一会儿，父亲自己从地窖里上来了。
母亲问父亲大人物在下面干什么？父亲挠挠头皮，说，大概他在合计一个价钱吧？不一会儿，大人物也上来，对我父亲点点头。他的随从一个个钻进地窖，搬动东西走出来。最先一个扛着一具完整的死人骨架走出地窖，白森森的骨头吓得妹妹一阵尖叫。父亲拍拍妹妹的肩膀，让她不要害怕。那个扛着死人的人转了个身，我们于是看到死人的另一面，是一个巨大的耶稣受难的浮雕。陆续从地窖走出来的人，每人都扛着一件东西，有的扛着圣母像，有的扛着灶君图，有的将我家厚厚的族谱顶在头上，有的将一只宣德炉夹在掖下。看着这帮人鱼贯而出的背影，我和妈妈都急得捅着父亲的胳膊，压底了声音问父亲：“他究竟给我们多少钱？”父亲只是微笑不语，仿佛很不屑。
空气一样的我跟随着那帮人来到大街上。我们家门外有个很大的广场，好多高级轿车停在广场上。那些车装满从我们家地窖里搬出来的东西，有的车顶上还捆着一棵翠绿的柏树，有的车顶上则挂着许多具白色的骷髅。广场中央，全村人都在这里喝酒庆祝，那些蹬三轮的苦力纷纷聚在一起划拳猜迷。父亲急着从广场上取走用过的碗碟酒杯，急急往家赶。许多人留他喝酒，他只是嘿嘿笑着。大人物的光临给了爸爸足够炫耀的资本，他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大人物的出现，不知是什么信号，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得搬离这里了。一想起离开，就有些难过。我跑进我家院子南面的一片草地，丰茂的野草随风起舞。一条大狗从草丛里钻出来，亲昵地舔着我的手。它刚喂饱了十只刚出满月的小狗。那些小狗被我隐藏在草丛深处，谁都不会发现。我带着大狗在草地里奔跑，而不管大风正从积云的后面吹来。
女巫师
他住在我家前面，房顶比我家高出半米，压住我家的风水。
我去找他，把他杀了，然后我就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我听说他家的房子并没有拆，而且变本加厉，居然跑到我家房顶上去盖房子。我发动监狱暴动，逃跑出来，去找他们算帐。
老远就看见仇人的房子。他的房子不但比以前高，而且居然插进我家院子里来，在我家屋顶上打地基。这不是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吗？怒不可遏的我一脚踩踏仇人的屋顶。
父母吓坏了，催我赶快回监狱去。
我没听他们的，只想看仇人会对我怎样。
我等了好几天，也没有什么动静。我想他们不会再来找茬了，就准备回监狱去。
可是我贪恋起家的温暖，父母怎么撵我都不肯走。他们只好请一个巫婆作法，将我摄回监狱。
老巫婆从空中飞来了。我只好逃跑。
她会飞，其实我也会。
我飞出村子，飞到一片迷雾中。迷雾中刮着飓风。我逆风而行，像飞机一样平稳。不一会儿，就看见那巫婆手拿拐杖赶上来。她飞得倒快，转眼赶到我身后，但她并不急于抓我。我只听见她在低声叨咕：“飞的越远，付我的酬劳就该越多，我偏不急着抓他。逆风而飞，也是要加钱的。”
我拐个弯，躲在迷雾中。她也拐弯，嘴里继续叨咕：“哼哼，在迷雾中拐弯，难度大，更要加钱。”
我心想，为了给我老爸老妈省钱，我还是顺着风飞吧。但这等于我又拐一次弯。“又拐一次弯，还要加钱，加一倍。虽然是顺风，虽然是返回，但飞行的距离是双倍，这也要加钱。”
这个一心算计酬劳的老巫婆以为抓我不成问题，只顾低头算计，忘记追赶。
趁她不注意，我再次转身，彻底消失在茫茫迷雾中。
鼠疫婆
两个婆子，衣衫褴褛，满面愁苦不说，浑身还散发出一股死老鼠的臭气，彷佛随身携带着鼠疫。她们来到我家，说是乞讨，却要推销一种产品。问是什么，不说；问怎么用，也不说；只要我们购买。
我看不惯她俩神伸道道的怪样子，将她们轰出去。
她们也不是吃素的，与我扭打在一起。
我用大铁钳夹她们的屁股，敲打她们的腿，却一点也使不上力气，反而被她们在脸上挠出几个血道子。
她们将我推到一边，讨好我的母亲，希望母亲能被她们的花言巧语打动，买她们的产品。
我趁机用一块砖头敲破她们后脑勺，敲出两个血窟窿。两个血窟窿各有茶碗那么大，里面的血并不外溢，只在伤口平面上形成一个凸面，就好像茶碗里添满水之后的样子。血口里似有活物游动。我用树枝在里面一搅，立刻有两只拇指大小的老鼠蹦出来。血红血红的，转眼就消失了。
家门败类
父亲从老家回来，说：“何老二快要死了。”
我很吃惊，觉得不可能，人说“坏人活百岁”，他怎么可能这样就死呢？
何老二是他的本家叔叔。父亲说他瘫痪了，活不太久了。
他所有子女都不在身边，收到他快死的消息后，传回的话也很一致：人不死，他们就不回；还有一句让邻居们放心的话：绝不会让他臭在家里不管。
他有“五男二女”，乡下人认为这是最有福气的标志，可他却不屑于这种福分，将这七个孩子依次打出家门。余生也晚，当我记事时，他的五男二女已经被他驱逐的只剩下两个了——他最小的两个儿子：四国和小五。
小五和我一样大，但我都和四国一起上学了，他还整天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那时候七八岁的孩子不上学，光着腚满街跑是很普遍的。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小五就领着一群光腚猴子在教室门口乱瞧。
他在池塘边放羊，不小心被羊抵下池塘，淹死了。何老二得知消息赶来，一脚就把那只羊踹到池塘里，捞起光腚猴子小五，晾在池塘边上，又回家抬了个破了底的粮瓮出来，把小五光屁股的尸体装在瓮里，拉到北河滩埋了。小瓮太小，根本装不下小五的身体，许多人都看见小五的两只小腿在瓮口搭拉着，像两根鼓槌，敲打着残破的小瓮。
在这么多孩子中，可能只有四国对他最忠心，怎么揍都不跑，即使腿被打瘸，脸给打肿，眼珠子被打斜，几天不给饭吃，冬天不给棉衣穿，下雪被罚站在雪地里，四国都赖在家里不走。
四国比我大两岁，算是跟我年龄最相仿，虽然差着辈，也是很好的伙伴，上学放学，都形影不离。有一年冬天，天还没亮，我们顶着呼啸的寒风，踩着黑洞洞的小路去上学。四国表现的很兴奋，他告诉我他爹昨天晚上被戴大盖帽的人抓走的消息。让他感到兴奋的倒不是他爹被抓，而是他看到了那些人别在腰里的枪盒子。
他是因为打老婆太狠才被抓的。他老婆我虽然只见过一两次，但印象很深，是一个极端温顺的女人，瘦小，白皙，一双眼睛乌黑透亮，虽然有神，传递出来的却只是恐惧和无助。我去她屋里玩，虽然她极力想表现出一种长辈式的疼爱，却不知道该如何表现。她总是袖着手，蜷坐在他们家黑洞洞的小屋里，不敢到外面去，甚至连看一眼外面的勇气都没有。
她是个小脚女人，有着所有乡下小脚女人一样的打扮：头发往后梳成一个髻，穿着一身斜襟的青色长褂，不论是坐着或者站着，都无法表现出一种安详。按辈分我叫她奶奶，同时也觉得她确实是个奶奶级的人了。事实上，她那时相当年轻，不会超过35岁。
她的丈夫把她打回娘家，再也不敢回来，就在娘家一直住到死。何老二在监狱里只呆了两年就回来了，生活照样继续。
何老二这个家族算是我们本家中最庞大的一支。因为他们家人口庞大，关系复杂，所以兄弟之间经常会发动一些彼此合纵连横的战争。每次打仗都极有气势，各人领着自己众多的子女沿街站好，开始彼此或言语或肢体的攻击。每场大战都能从早晨持续到掌灯。那时农村夜里没有照明，都喜欢在户外活动，所以，他们家的“兄弟夜战”常常是夜间户外活动的保留观赏节目。
然而随着何老二家庭内部的非战术减员，这样的大战于他来说是越来越力不能支。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一个四国时，干脆就闭门不出，玩起空城计。
那一次，他三弟携着自己如狼似虎的三个儿子，还嫌阵势不够大，又借了他大哥的两个儿子一起来挑战何老二。从中午一直骂到晚上，何老二坚壁不出。直到后半夜，他们都声嘶力竭，筋疲力尽了，老二才命儿子四国一人出门迎战。四国一个人瘦小的身躯孤零零地从门缝里挤进来，舌战群雄，声音颇为洪亮，一时竟不落下风，及至后来终于开始肢体冲突，四国才被他那五个叔伯兄弟打个半死了事。
四国最终也是逃了，像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他们在外地的生活状况，自然要比家里好许多，起码再没有无来由的皮肉之苦。倒是何老二此后的鳏居生活颇值得研究。
他似乎有点经济头脑，一人经营着家庭众多人口的口粮田，生活稍有富裕。先后盖了两出大院落，还霸占着另外三出宅基地，名义上都是为逃跑在外的儿子们留的。他在那些宅基地上开辟菜园，种植葡萄，还搞水产养殖，俨然一个勤勤恳恳努力奔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