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及善听了这话很是气愤，干脆倒地叩头道：“臣老迈，近日常感疲乏无力，请陛下准臣病假……”
王及善说的本是气话，并不是真的想要“罢工”可谁承想那武明空将计就计的答应道：“卿操劳国事，甚是辛苦劳累，在家静养些日子也好，朕准你一个月的假。”
王及善的父亲是唐初大将王君愕，当年曾随太宗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后在与高丽的战役中，君愕冲锋陷阵，力战而死。太宗深痛悼之，赠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邢国公，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王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袭邢国公爵。掐指算来，他已为官五十余载，先后效力于太宗、高宗、武明空三朝。他常以诸葛孔明作为自己的榜样，一心想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虽已年过八旬，但却不肯告老还乡。可是，现在，当他看到女皇竟如此轻易的准了他的假，便不由得想，原来在皇上的眼中，我这把老骨头竟是可有可无的。他这样一想，便不免有些心寒。
一走出大殿，王及善便忍不住长叹道：“以前，我总以为，为人臣者，不能爱惜自身，唯有死于任所，才算是死得其所。直到今日我才猛然意识到，原来，我错了。人老了，就该退了。告老还乡，含饴弄孙，才是正途。”
狄仁杰劝解道：“王公不必感伤。皇上并非要赶您走，而是怕您操劳伤身，所以才准了您的假。一个月之后，等您身体好些了，照样可以为国尽忠。”
王及善摇了摇头，说道：“你不必宽慰我，我已为官五十余载，还看不出别人的真情假意吗？”稍顿了一下，王及善又道：“怀英（狄仁杰的字）啊，我记得当年……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具体时间为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吧，那时候大帝（唐高宗李治）还在。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李世民的陵墓）的一棵柏树，大帝为此很生气，下令诛杀他，而怀英你却奏曰：‘此罪应当免职，不当死。’大帝勃然大怒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当时大家都劝你遵旨行事，可你却不听，仍然据理力争说：‘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并且说：‘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当年，我也在朝堂之上，曾亲眼目睹怀英你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的大丈夫风采，真是佩服之至。可是，现如今皇上淫乐无度，怎不见你稍做劝谏？莫非，你也怕了不成？”
听了王及善的话，狄仁杰的心不由得抖动了一下。其实，不是他不敢劝谏，而是他不想劝谏。这就是他的“阴谋”——纵容放任女皇的淫乐，令其疏于防范。唯有如此，李唐的支持者们才有行动的机会，李唐的复辟才能成为可能。但，这样的想法狄仁杰不能对王及善说。王及善虽然也拥护李唐的回归，但是他为人耿直，不是个善于搞阴谋的人。
狄仁杰道：“宫中游宴不过是皇上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并不碍国本。”
王及善顿足道：“怀英难道不知‘养痈遗患’的道理吗？那二张兄弟就是大周朝的毒疮，若不尽早医治，则后患无穷啊！”
狄仁杰当然知道养痈遗患的道理，正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才会无视二张兄弟这两个毒疮的存在。他就是要把他们这两个毒疮养大，就是要等着他们去祸害大周朝。
狄仁杰知道他与王及善说不通，便想把话题岔开。他一转头刚好看到沈南朝他们这边走来，便急忙说道：“听皇上说，这位沈御医的医术很好，王公若有哪里不舒服，正可以让他诊诊。”
王及善见狄仁杰故意顾左右而言他，还以为他是在官场上混得久了，也变得胆小圆滑，不复有当年的肝胆了，便很生气的说道：“不必了，我先告辞了，狄大人珍重！”而后，他一甩袍袖，走了。
虽然被王及善误解了，但狄仁杰并不气恼。狄仁杰以为，人活这一遭的意义并不在于活着的时候能被人懂，死了之后能被人追忆；而在于活着的时候能为民造福，死了之后能问心无愧。
，“国老好！”
沈南热情的招呼声打断了狄仁杰的思绪，他急忙微笑着回应道：“沈御医好。”
沈南道：“国老，您平时无事的时候喜欢写写文章什么的吗？”
狄仁杰不明其意：“沈御医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沈南道：“我建议您，无事的时候不妨写本回忆录什么的，把您当年出任大理丞时侦破的那些个悬案疑案都仔细的写写。”
狄仁杰笑道：“写那些作甚？”
沈南道：“我们CHINA国的人都知道您是一位断案如神的神探，都对您办案的细节很感兴趣。我想，大周的百姓也是一样。您要是能出本自传的话，肯定能大卖。”
狄仁杰诧异：“大卖是什么意思？”
“就是卖得很火，很赚钱的意思。到时候我做您的经纪人，再帮您打打广告，推销推销，说不定还能卖到海外去呢。到时候突厥人、波斯人、天竺人、百济人、高丽人等等等等，人手一本，那场面……”沈南越说越兴奋，直说得唾沫横飞，并没有留意到狄仁杰看到他这幅唯利是图的商人嘴脸时眼睛里透出的鄙夷。
“写书难道是为了赚钱吗？”狄仁杰摇头道。虽然此刻的他对沈南很是不屑，但他说话时的语气还是和缓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大上就是最上，最高的意思）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今朝孔颖达[1]疏曰：‘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可见，人之立言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不朽’，为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但是，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可以不朽，只有那些‘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的方能不朽。我狄某人的断案之法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罢了，不值得浪费纸张去书写，而且，即便是书写了也必定不能流传。”
听了狄仁杰的这番高论，沈南这才意识到，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不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不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退休”后便开始演讲、出书、赚钱。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是公正无私、勤政爱民的大周宰相狄仁杰，他生活在商业不甚发达、商贾仍属贱类的一千多年前，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与今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以他现有的“智商”肯定无法理解一千年以后的名人出书热；肯定无法理解那些言之无物、自相矛盾的文字怎么也可以出版；肯定无法理解，书籍本该是启迪心灵、教化世人的圣物，怎么竟堕落成了供人消遣的玩物；肯定无法理解，古之不朽之书籍多是通过“手抄本”来推广和流传的，因此作者都巴不得有人来抄袭自己的文章，并对这些抄袭者感激涕零，可是一千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抄”被认作是“盗”“抄本”即是“盗版”被发现后会被查抄烧毁。
沈南以为，古今“图书业”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古人与今人出书目的的不同。古人为了不朽，而今人为了不朽兼赚钱（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人只为了赚钱，完全不在意朽与不朽）。但是，这种目的的不同并不说明古人就一定比今人高尚。在古代，没有充足的纸张供应，没有先进的印刷技术，没有普遍的版税意识，更没有完善的商业运作，所以，古人想要通过出书来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便不会来染指“图书业”所以，那些坚持留在书案旁奋笔疾书的人，必定是真心热爱文字的，即使忍饥挨饿也要把自己心中绮丽的风景用可爱的文字描绘出来。这类人，最典型的，如，曹雪芹。沈南也说不清楚，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这种不计报酬的行为究竟是傻，还是高尚。但，也或许，“以今人的眼光看”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评价历史的人物还是应该把他放进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当中，这样的评价才是最客观最公正的。不计报酬的去写书，对于古人来说，只是一种常态，既不傻，也不高尚，如此而已。
沈南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更何况这个人还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但是，他还是希望狄仁杰能出一本自传，不为别的，只为了满足自己以及后世芸芸众生的好奇。于是，他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国老已做到了前二者，若再能‘立言’则三全齐美了。”
沈南说的本是真心话，可狄仁杰在官场上混得久了，听那些虚夸违心的恭维话听得也多了，于是也便把沈南的这句话当成了恭维。见沈南把一句恭维话说得如此的真挚，狄仁杰心中暗道，看来这位沈御医也是个厉害角色，狡诈多计、深藏不露。
注解[1]：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