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那些表示对哪个团队都“没有偏好”的人。有可能这些人与无党派人士并无不同；他们只是受教育程度低一点，不知道说自己是无党派人士好听点儿，而说自己根本就不在乎难听些。或者，也许他们上过很多经济学课程，认可投票是浪费时间这种逻辑。举个例子，在我们的样本中，40%以上表示“没有偏好”的人参与了2004年的投票；在无党派人士中，这一数字接近80%。然而，两者都比不上有政党身份的人：86%。
尽管存在可能的相似性，但“没有偏好”的人的确不是政治迷，与无党派人士相当不同，与大党的支持者更是相去甚远。没有偏好的人“信息”分数低、“时间”分数低（这表明他们不重视未来）、不是利他主义者，而且不忠诚。简言之，与上一章的环保粉丝和本章的共和党员、民主党员相比，他们是差别最大的一类人。
相比之下，无党派人士处于中间地带。他们在“利他主义”和“时间”方面的分数与大党支持者类似，但他们的“跟风”分数说明他们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他们的“黏性”不高，但风险接受度高。换言之，像大党支持者一样，他们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们关注未来，但加入某个党派或忠实于某种品牌不能带给他们满足感。
在解释政治迷现象时，我们碰到的第一关就是作出说明。根据他们已某个团队的事实，我们能很好地判断谁会成为政治迷。但仍需指出，有一个问题难以用心智特征方法来回答：人们最后会加入哪个党。理解此问题的方式之一，可以想想你如何支持自己心爱的球队。球队阵容经常改变，你可能搬到另一座城市，他们也可能搬到一座新的城市，但假如你支持（比方说）匹兹堡钢人队，无论发生什么，你仍会去挥舞“可怕的手巾”（Terrible Towel）。现代政治对此提供了某种支持。毕竟，对200年选举中的选民来说，最后一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改革了福利制度，而且像近期的其他总统一样亲企业（pro-business）。而最近的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则暂停了金融机构卖空股票的行为，而且开始将银行业国有化。
有些专家对政党品牌也表示了忧虑，因为这种品牌取决于对一系列政策立场的坚持。以减税积极分子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为例，他就对赞成加税的共和党人提出质疑，因为那会稀释共和党的品牌。正如他所说，“如果你有一个像可口可乐一样的品牌，但却往瓶子里放进一只老鼠头，那肯定是在自砸牌子。要加税的共和党人就是可乐瓶里的老鼠头。他们在把这一品牌置于危险境地。”根据自己的研究，我们怀疑会有很多人因为党内政策的改变而改换门庭。就算偶尔出现一两个老鼠头，也不会使本党粉丝情断义绝、转投他党。在政治消费中有很多紧要关头，但多数时候，一个具体的政策立场不会使得投票人改换阵营。
谁在敲你家的门？
布什和克里都没接种流感疫苗，而且两人今天都说他们不会去接种。拉尔夫·纳德尔也说他不会去接种流感疫苗。其实他的情况不同，他根本不必去接种，因为他没机会接触那么多的人。
——杰伊·利奥（Jay Leo）
作为某政党的粉丝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我们所见，“知识网络”的调查中，60%的被调查者都是大党的党员，这一比例与声称参与垃圾分类的人相同。然而，铁杆粉丝所做的事远多于将自己称为共和党或民主党——他们消费政治的理念与世界上的克林特·范乌芬们一样。他们挥舞标牌、坚守电话银行的岗位、挨家挨户去敲门。热诚的粉丝会为其政党投入时间和金钱，会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投入很多。正因如此，在我们的数据中，政治消费热情这么高的人还占不到1/4。
当你与这类消费者谈话时，会认识到他们的身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新罕布什尔初选结束后，在对200年的初选进行回顾总结时，《时代》杂志竞选方面的资深记者戴维·冯德勒尔（David Von Drehle）说：
这一次很特别……参选的有实力强大但功能紊乱的克林顿家族——别忘了他们可是恶搞过《黑道家族》的人——有横空出世的英俊新人奥巴马，他简直就是从《超能英雄》里跳出来的。约翰·麦凯恩在上一集里因假死离场，这次卷土重来，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则酷似约翰·福赛思（John Forsythe）……
而且，最后一切在“超级星期二”结束时，竟是《美国偶像》式的惊人结尾。这种节目你怎么可能不去看呢前几天我太太刚动完一个小手术时，护士问她想不想在恢复室再歇一会儿。她说，“谢谢，不用了，我还得赶回家看《时事观察室》（CNN的一档政治评论节目）。”
2008年初选之时，正值好莱坞的编剧们在罢工，当时新的电视剧和其他节目越来越少，这样政治报道就少了与之竞争的节目。不过很多人认为，即使电视网能提供更多新内容，这场现实世界的政治戏剧仍会胜出。正如《纽约时报》高级编辑比尔·凯勒（Bill Keller）所说，“我认为，即使编剧们仍在辛苦地炮制《24小时》、《实习医生格蕾》等连续剧，人们关注的重点仍然会是总统大选……这是两党之间的一次决定性较量，都有一组魅力不凡的候选人，有些人是具有突破性的。举国上下好像有一种发自肺腑的渴望，想要翻开新的一页。”在新罕布什尔初选的夜晚，众多政治迷都守在电视旁，看他们喜爱的有线频道上的分析。在黄金时间，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招揽了近330万观众，福克斯（Fox）聚集了306万人，全国广播公司（MSNBC）则吸引了164万人。尽管观看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观众达到800万人，在同一周，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的《实习医生格蕾》（一部电视剧，关于主人公在西雅图一所医院的生活）则吸引了176万观众。
而且，在艾奥瓦党团会议之后的那个周末，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作的调查中，能说出共和党党团会议提名人选（麦克·赫卡比）和民主党党团会议提名人选（巴拉克·奥巴马）的，还不到一半人。正如我们所料，不是所有人都愿成为这种层次的政治迷。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可以有多种形式，所以在研究这些中坚的政治消费者时，我们设计了一个标尺，用以衡量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各种。这些包括投票、参加竞选大会、为竞选团队工作、捐款、联系官员、向媒体投稿。
政治顾问经常将“人口特征+精微特征”等同于人们在选举中的宿命，而这种方法的确有助于预测那些认真的粉丝。如果你年龄偏大、学历较高，那么被政治活动吸引的概率就高。如果你拥有枪支或收看福克斯的新闻，那么也更加可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总之，在使一个人成为严肃的政治迷时，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不足1/3。
在研究我们的心智特征模型时，我们发现，环保粉丝所显露的心智特征同样存在于政治迷这里。利他主义者是最深参与政治消费的人群，其次是“信息”和“时间”分数高的人。简言之，我们能够轻松地运用心智特征方法来预测铁杆政治迷，因为铁杆粉丝们的特点都是完全一致的。
狂热的信徒
在对环保消费者进行调查时，有一样东西我们测不到，那就是他们的信仰有多虔诚。就算在那些为环保事业付出时间、金钱的人中间，肯定也存在不同的用心程度。
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31区找到了很多环保主义者。那里一英里之内有七家星巴克，而81%喝拿铁咖啡的当地人都把票投给了克里。那是个充满和平、爱、理解的地方，除非你把一辆悍马开到那儿。
当地居民加雷思·格罗夫斯（Gareth Groves）在将2005年款悍马买回家后，发现停不到车库里去（这不奇怪，因为他买的是特大号轮胎，还有一套能把车抬离地面的千斤顶设备）。所以他就把车停到了街边，当时还兴奋地想，在他希望开办的那家“基于形象”的营销公司中，这辆车将是其中一部分。五天后，两个蒙面人砸碎了窗玻璃、砍破了每个轮胎，还在车身刻上了“为了环保”的字样。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采访周围的邻居时，有些为这种暴力行为感到震惊，有些则认为开辆悍马的确太过分，而这次攻击情有可原。
显然是先有环保粉丝，然后再有这种过分的“粉丝”。体育比赛时也能看到这一点——钢人队的球迷挥舞“可怕的手巾”，费城队的球迷则投掷电池。
幸运的是，在政治方面，我们有机会了解每个被调查者的政策立场。我们精确统计他们在不同议题上走得多远，然后找出哪些因素能够预测极端政治迷对其信仰的虔诚程度。当然，人口特征提供了部分答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心理学家约翰·佐莱尔（John Zaller）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你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严重。他还发现，人学历越高，就越积极地过滤掉与自己现有观点相冲突的证据。如果你在大学教书，就更明白这个道理。更多学习不会使你变得中立——它往往为人们提供更多工具，使人们更加坚持已有的观点。
为从心智特征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两个标尺：一个用来测量堕胎、同性婚姻等道德伦理议题，另一个用来测量贸易、平权法案、税收等经济议题。我们的问题与佐莱尔的一样：什么因素使得政治迷采取极端而非更中立的立场我们用“知识网络”的数据测量每个人的极端程度，方法就是研究他们在两个标尺上的答案，统计这些答案离中心点（就是中立的立场）有多远。
就“人口特征+精微特征”而言，我们重现了佐莱尔的工作。教育是使人们变得更极端的第二大因素。女性、年龄较高的被调查者往往不那么极端，已婚或离婚的人士也是如此。当然，在我们的模型中，福克斯新闻使人们变得更极端，不过其中原因很可能是这样：是这些极端的人成为福克斯新闻的观众，而非福克斯的新闻造成了激进的效果。
就像在解释其他理念的消费时那样，这些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足一半。与此同时，三种心智要素却对于解释极端主义非常重要：“信息”和“利他主义”分数高的人更可能持极端观点。总体而言，作用最大的单个因素是“跟风”要素。如果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就更可能在自己的信仰中保持中性立场。这就说明，你作为政治迷的疯狂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的竞赛：一方面，你在多大程度上是信息极客和利他主义者；另一方面，你在多大程度上在意别人把自己看做“避之唯恐不及”的狂热分子。
理念有价：照我投的票去做，不要看我怎么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