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竹山的夜晚，充满着激战前不祥的沉寂。
柏村内外，笼罩在静默之中，就连村子里的狗都噤声不叫了。自从苏维埃政府在柏村成立以来，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了青竹山的政治中心，变得热闹非凡。眼下，与往日大不相同，柏村变得一片死寂。苏维埃政府已经在白天转移了。所谓转移，也就是把值钱的家当和有关文件都带走，那些笨重的家具等就扔了下来。敌人进犯青竹山后，肯定不会放过柏村，因此，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动员全村的老乡提前转移了。有的老乡无处投奔，干脆就把家里的粮食打成包，带进了深山。这种躲藏有些听天由命的意思，可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村子里的狗有的被主人带走了，带到亲戚家，或者是深山，那些狗和他们的主人能否活过这场大劫难，只有天知道。
还有的狗被主人杀掉吃了，他们怕躲进深山带着狗麻烦，有时说不定还能惹祸呢，不是说祸从口出吗？有的人家不光杀掉了狗，还把不久前刚刚分到手的耕牛和骡马大牲口都杀掉吃肉了，吃不完的肉就用盐腌上背走了。他们宁肯最后享受一下革命为他们带来的口福，也不愿将胜利果实留给敌人。任何一个山民都像苏维埃干部一样清楚：苏维埃政府这一走，就算是垮了，不垮也回不来了。前一段时间青竹山上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就算告一段落，成为记忆中的历史了。他们不会懊悔，因为他们毕竟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土地和耕牛，是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家当，共产党来了，革命降临了，他们才拥有了这一切。现在，敌人杀气腾腾地朝着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来了，也就是大地主们朝着失去的土地和耕牛来了。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生死相斗，就是如此残酷，你死我活啊！活生生的事实，远比任何启蒙式的阶级教育都更有力。自古就是这样，改朝换代的争斗没有不血流成河的。这个质朴的道理，不光柏村的乡亲们懂，青竹山的乡亲们也都懂。
他们准备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誓死保卫苏维埃！假如因力量保卫不了，但却光荣地战斗过，他们愿意坦然地在家乡土地上死去……
我伫立窗前，久久凝望着天空湿润的星星们，心绪难以平静。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吗？我说的不是投身革命时的那个牺牲准备，也不是由闽西中央苏区来青竹山之前的思想准备，仅仅就是这一次！如果这一次，我能继续活下去，那么必将还有今后的无数次！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今天晚饭前，中心市委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又来到山上，他要求见我，除了我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行，包括刘瑛和龙海山。我知道肯定是中心市委又有秘密通知来了，这极有可能是战斗打响前的最后一次联络。上山的交通员是个此前我从没见过的男人，年纪也比从前来的交通员偏大，看上去有五十出头了。在确信我身边再没有旁人的时候，他轻声告诉我，中心市委书记何能手亲自下令派他来找我的，而且一定要找到我，亲口传达他的命令。没有任何文字命令，只有口信。何书记的口信大意是：一旦青竹山战败，县委、苏维埃和红军独立师的主要领导突围之后，可以潜入福州城内寻找党的地下联络站……
我听到这里大吃一惊！何能手怎么能在大战大即之前，作出这样的安排呢？如果这让青竹山上党员、干部包括群众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难道他们都有机会活着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圈，潜入福州去找那些党的地下联络站？再假如他们都去了，中心市委能够在敌人的心脏处对他们都提供可靠的掩护吗？
不等我表示什么，交通员面无表情地说：“雷明同志，请听好了，党的地下联络站的地址是：福州东亚路爱民巷64号普渡诊所，去找一个姓陈的医生。我再重复一遍：东亚路爱民巷64号普渡诊所陈医生……你能复诵一遍吗？”
我的脑海中蓦然跳出我和刘瑛前往福州时，去找的那个“陈医生”，那个低矮的二楼上昏暗的小诊所，那个瘦瘦的、有些秃顶的小老头……
“雷明同志，请你复诵一遍……是不是需要我再重复一遍？”交通员有些不满，他斜我一眼。
我麻木地摇摇头。我的脑子乱极了。我不知道该不该用心记下那个叫“普渡诊所”的地址，并传达给那些何能手想要传达到的人。
“雷明同志，你知道的，谁也没权利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只能死死地记在脑子中。如果……”交通员没再说下去，但是他对我的强烈不满已经溢于言表。
我想，我不会“死死地记在脑子里”的，与其搞这种偷偷摸摸的名堂，不如勇敢地去死！像青竹山上任何一名群众，像红军独立师任何一名战士，为保卫青竹山，战斗到死。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这些县委、苏维埃和独立师的领导人，还怎么领导这场即将到来的青竹山保卫战？
交通员走了。我恨不得立刻忘掉那个那个普渡诊所的地址和那个陈医生。
无论在青竹山战斗结束之前还是之后，即使我忘不掉的话，我也不打算转告任何人。
黑夜终于过去，新的黎明来临了。
大战在即，说实话，我的心里有些发慌。
倒不是怕死，革命这么多年了，谁还没死过几次？就是心里有些不踏实，总觉得没底儿似的。尽管我同意了龙海山的意见，决定独立师在青竹山打上一仗，报答家乡父老之后再设法突围脱身，可我比龙海山更清楚这样的一场恶仗下来，会给年幼的独立师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仗打到什么火候上就该突围了，突围又从哪个方向脱身，还能不能脱身，这些都必须事先周密计划好。说心里话，如果有谁此时决定取消这一仗，或者换个别的打法，我也会举双手赞成的。不是我两面派，更不是我缺少主心骨，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必须硬着头皮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代价的范畴中去。
我很想找个什么人聊聊，借以排遣心中的不安。龙海山和楚天雷分别带领一团和三团在二马岭构筑防御阵地，我不觉抬脚向柏村的祠堂走去。那里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如果正常，刘瑛此时应当正在那儿指挥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转移呢。
谁想到了祠堂门口，往日热热闹闹的地方如今冷冷清清，祠堂门口那块空地显得一下子宽敞了。门前那棵大桑树上，落了一只不知名的山雀子，惶恐不安地左右摇晃着脑袋，扯脖子拼命地啁啾不已。我不知道敞开的祠堂大门内是不是还有人，正想进去，却见瘌痢头小钟提着一只黑陶饭鼎，从祠堂里走出来，他返身要掩上祠堂的大门。
“小钟，里面还有人吗？”我唤道。
“噢，雷政委，里面没人了，我正要锁门呢。”
“你不跟着楚副师长去二马岭，怎么跑到柏村来了？”
楚天雷到独立师报到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小钟要去跟他当了警卫员。我和龙海山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
“雷政委，是刘特派把我要来的，楚副师长就同意了。”
“刘秘书长她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