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美丽和林解放，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一起出来逛街、买东西、办事情了，但是办离婚手续和办结婚手续一样，是必须两个人一同在场的。早晨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林解放开着车，康美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发动汽车的时候，林解放探询似的看了她一眼，那意思是问：非如此不可？但康美丽并没有理会，只是在他们并排走进婚姻登记处大楼的时候，她感觉到了一刹那的恍然，很多年前出双入对的情形电闪般地亮了一下，随即又消失了。办完手续出来的时候，她的脚步有些沉重，她胳膊上挎着的包里，那印着领袖语录的红色塑料皮的结婚证现在已经换成了绿皮的离婚证，坐在里面办手续的时候她还是坚定的，而这会儿她却在心里问自己：真的非如此不可吗？像平时一样，她听到林解放说，“我去公司了。”但她内心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了。她缓慢地走着，脚步异常沉重，心里空荡荡的。
非如此不可？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都应该被细加掂量，即便做不到深思熟虑，也不能出于冲动而决断。离婚的念头是在一瞬间从康美丽脑子里蹦出来的，离婚的决定是否就是一时冲动？因雕像的意外发现所唤起的遥远记忆，见到雕像时所产生的奇特的身体快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纷乱的梦魇对她的折磨，都只是她的身体与观念的冲突，内心深处的挣扎带来的结果就是不再接受林解放的身体，但她仍然可以深藏着这个秘密让自己留在婚姻里面。在夫妻关系中，无论是事实上的身体走私还是幻象与观念的身体走私，都不必然导致离婚。也就是说，离婚在这种状况里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事情，康美丽只要自己有力量把这个秘密守住即可。但是接下来的消息，突破了康美丽内心里的道德边界，虽然只是幻象与意念的而非真实的身体走私，但那对象从陶纯变成了林解放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公公的时候，和林解放的婚姻关系就已经成了她的身心都无法承受的一个刀刃，无论她是否有力量与勇气，都得死死的把守住内心的秘密并且即刻做出离婚的决定。康美丽不是一个能够做到若无其事浑然不觉的女人，所以，非如此不可！
“被迫”“主动”地逃离婚姻，却不能说出真实的原因，这就是康美丽的处境。即便是现在已经逃到了婚姻之外，她仍然得守着内心里的秘密，脚步沉重地走在路上。
09
陶纯的一生，似乎都和逃跑脱不了干系。
少年时代，陶纯从一心想让他学习经商继承家业的父亲那里逃到了上海学习艺术。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追捕，又从上海逃回了家乡。那时候母亲已经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因为父亲的病逝，母亲就把早先订下的那个女孩子接过门来“成孝”，陶纯一回到家乡，母亲就软硬兼施地逼他完婚。陶纯迫于无奈，只好答应结婚，但是陶纯觉得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和一个毫无感情可言的陌生女人生活，于是在新婚之夜，连洞房都没进就从家里逃出来去了成都。他打算在成都继续自己的艺术学业，然而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国统区，并不是一个进步青年学术艺术的地方，于是他又只身北上，从成都逃到了延安。
逃和跑，是陶纯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主调，中间的二十来年似乎安定平静，但是进入中年以后，他又陷入了无尽的逃跑之中。
1966年入冬，还在住院治病的陶纯，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好心的医生为了保护他，怕他的身体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批斗，建议他转院到北京去治疗，以便躲过暂时的政治运动。在北京的医院里，陶纯很快就感觉到了政治中心的不安定，他跟医生假称是要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却悄悄地潜回古城郊区他自己的陶艺工作室。这里是他为了创作和研究陶艺技法而设的一个工作间，知道的人很少，他以为避居乡村是会安全的，谁知没过多久，就被红卫兵发现了，他预感到形势不妙。前来批斗他的那一拨学生们走了之后，有一天夜里，他偷偷地回城打探情况，才听说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已经被关起来了，研究院里到处都贴着大字报，他自己的门上也贴满了，他看到有一个标题是“无论陶纯逃到哪里，也要把他揪出来”，而且他的名字上被打着红叉，他预感到后面可能会有更大的风暴。他不敢多做停留，连夜回到了乡下的工作间。
那时候陶纯正在做那个女裸体的雕像，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很快就会有人来揪他回去，所以他没日没夜地在工作。配料、和泥、做坯、塑形，投入创作的陶纯，在那些日子似乎忘记了世事也忘记了自己，像个疯子一样的忙着。当他的作品经过窑变而成为一件让他自己也感到吃惊的美人的时候，抑制不住的狂喜让他嗷嗷嗷地叫了起来。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他甚至试图抱着她跳舞。他决定回到镇子里，他要买点酒菜自己庆祝一番。就在他独自在喜悦中深深醉去的那个晚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雨开始了。连续七天七夜的暴雨刚刚停下，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镇子里跑向他的工作间。但是，他再也找不到它们了，他的工作间，他的窑场，他的作品，它们全都消失了。在暴雨中垮塌的土崖把它埋掉了，他的眼前是望不到头的漫漫黄泥，他连一点痕迹的找不到了。他嘶喊着，发疯一般在漫漫无边的黄泥地上狂奔起来……
自此，陶纯变成了传说，后来的消息扑朔迷离。
一说是陶纯在古城北郊的一片菜地里被寻找他的造反派抓住了，当时他正躺在菜农的庵棚里，蓬头垢面，脸有菜色，不省人事；一说是在西郊的小火车站，陶纯试图混上一趟开往成都的火车时被揪回来了。但是不久，他就从关他的牛棚里消失了。多年之后，有人说他在大巴山区跟着一个和尚辗转于乡间寺庙以朔泥胎维生，又有人说是在乡间做了游医；还有人说是在陕南的一个小县城里给人画像；更有人说在川陕交界的某一个小镇上常年会看到一个疯子，那人很像是陶纯……以后就不知所终了。
在林茵搜集到的关于陶纯的资料中，有一本没有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家词典》，其中关于陶纯的词条这样写道：陶纯，1927年生于四川某县，先后在上海、成都等地学习西方绘画、雕塑和陶瓷艺术，并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抗日战争后期进入延安，从事美术教育和美术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古城艺术研究院专注于陶瓷艺术的研究与创作。通过对陶瓷的工艺与材料的革新，融合西方雕塑艺术与中国陶瓷艺术，其陶瓷作品独具艺术魅力。文革中遭遇批判与迫害，抄家中作品全部被毁，致精神分裂，失踪。卒年不详。（作品不存而人亦不知所终，尚需要继续补充资料；或可另设一目，列为艺术史上的失踪者？——《词典》作者注）
逃避，逃跑，逃亡，逃逸。然后，成为一个缺席者：一个不在场但却参与活动的人。在这本关于身体的故事里，陶纯正是这样的一个缺席者。他早已失踪，但却无处不在；这样的逃跑，或者可以被理解为对艺术宿命的另一种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