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吾意独怜才
2783100000027

第27章 教之道() (3)

教学四十年,深知自己之能与不能,外人的批评我是不管的。然而,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太太在电视看到如下的报道﹕中国学子去年在美国拿得博士的二千多人,为非美籍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可嘉也。但跟听到的美国专家评论,是中国学子虽然成绩了得,但缺少了想象力。后者可悲,大悲特悲,因为缺少想象力是学术上最令人失望的评价。可不是吗﹖翻出来的意思是说﹕中国学子的技术很好,但没有创意。苏东坡的后人怎会没有创意呢﹖天可怜见﹗

当年在美国求学,教授们见我不依常规,以预感来去纵横,在课堂上不举手随意提问,认为孺子可教,循循善诱。这是后来行内的朋友认为我可以单靠想象力而站得住脚的原因。后来自己在美国为人师表,教出来的比较好的学生,不管是鬼仔还是从香港去的,都善于想象。很明显,今天中国出外求学的被老外认为缺少了想象力,是因为出国之前被教坏了。我对教育的看法与内地及香港专家们的看法的一点不同处,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天才,而专家们主张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设大部分学生是蠢材。这样,就是天才也当作蠢材来教了。上述的观点分歧,证据多得很。让我只从讲学与考试这两个角度说说吧。

讲学我是从来不作准备的。这使外人批评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但我不备课不是为了偷懒,而是刻意地这样做。备课是举手之劳,花一点时间写下讲义,每次用时略为修改一下,授课时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选这一套。我要在学生面前集中思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就说错了。主要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想法有变说的也跟变。学生要做的是跟我的思路,与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离题万丈,他们也要跟我离题。这样,听我一课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点是,我想象,同学们也跟想象。

在经济学上,我曾经完全不抄笔记地听过五个高人的思路课程,全部是旁听﹑不修学分的。在洛杉几加大有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与阿尔钦(A· A·Alchian),在芝加哥有弗里德曼(M· Friedman)﹑施蒂格勒(G· J· Stigler)与哈伯格(A· Harberger)。

纯以思路表达的讲学有两个困难。其一是水平不稳定﹕有时精彩,有时平凡,有时说错了。这不稳定不是大问题,因为一个学期过后,用心的学生不仅在内容上会有所获,而更重要的是学得老师的一点思考方法。第二个困难则远为严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讲学不可以受到干扰。同学提出有关的问题可以,甚至有帮助,但完全无关的问题,或学生迟到﹑早退,或明显地在打瞌睡﹑谈话说笑﹑手提电话响声,等等,都是思路讲学的大忌。香港大学的学生就不断地给我这些干扰,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内地学子的专注聆听近一百分,场场如是﹗这是我喜欢到内地讲学的一个原因。

转谈考试吧。香港和内地都重考试,这“重”是求知的障碍,而障碍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我说过了,考试是求学的其中一个方法,不是目的,而香港与内地都有明显的本末倒置的倾向。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重于考试是重于教学生答问题,忽略了教学生提出问题。搞学问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不是起于答,而是起于问。学生不懂得问,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象力的。

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我认为这几年到内地讲学得到同学的热烈反应,主要是他们没有遇到过我那种讲学方式。这使同学们耳目一新。纯以思路讲话,美国不难见到,但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译为普通话,学生听得清楚,通常是讲一个小时,让学生发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太太和我全神贯注,很累,但学生们挤站同样时间,也全神贯注,是很值得的交换了。那些批评我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根本不知道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广州的华师附中讲话,据说是广东省学生最优的中学了。高三的同学要大考,来听的是比较年轻的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因为人多,好些带小凳子进场,很可爱的。喜上心头,我对孩子们大谈自己少年时逃学钓鱼的乐事,怎样被逐出校门,怎样骗老师,跟谈到二十四岁才有机会读大学,考历史可以怎样瞒天过海,考理论好比下象棋,而进了研究院后,少小时的钓鱼耐力与技巧就施展出来,写成了佃农理论。

在座的校长与老师们听,木无表情,但孩子们非常开心,笑声﹑掌声不绝于耳。到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出自一个男孩子。他问﹕“教授呀,我听了你这番话,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岁,那是为什么 ﹖”当时我想,这个孩子学得快,有想象力,可教也﹗

中国青年要听施蒂格勒的话

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八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施蒂格勒(G· J·Stigler)有一门学问独领风骚﹕整个二十世纪搞经济思想史搞得最好的是他。

有人认为熊彼特(J· Schumpeter)在这门学问上与施氏不相伯仲。我不以为然。熊氏对经济理论的操纵平庸。自己不是理论高人,能真的明白他家的思想不容易,更勿论衡量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性了。

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告诉我,在经济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人靠评论或靠回应能赢得些什么。施前辈的教诲,是我从来不评论他家之作或回应对我的批评的原因。他人的理论要点错了,认为是重要的错,我会指出其漏,补加分析,从而推出新的观点。但我从来没有单为批评而下笔。他人批评我的文章,我惯于少理。就算有道之士说我是错了,我也不管。文章发表后覆水难收,有不对的地方让他人修改算了。

提到这些,是因为虽然我曾经盛赞内地的学习气氛与学子的求学意欲,那里有很多青年喜欢在网上漫骂,很多时凶神恶煞,不可一世,看似文革时期的批斗文章。这种意识或态度对学识的增长有害无利,半点好处也没有。且让我把这种文字分三类来品评一下吧。

第一类是人身攻击的漫骂,很常见,是非常无聊的作为,好此道者不可能在任何学问或玩意上有成就。

第二类也常见。那就是动不动粗言粗语,说某名家错。想想吧,如果真的是名家,会错得那样容易吗﹖印错了字可能,写漏了一两句可能,说得不够清楚也可能,但真的是分析错了吗﹖读书的要点是考虑,是衡量,不是找寻作者的对或错,也不是要同意作者。平庸的或没有分量的作品根本不应该读,但有分量而又应读的,一般来说,不会错得那么容易。是初学,还没有登堂入室,不应该以大师自居,动不动就以批评大师为荣。什么痛骂﹑骂臭某名家,是希望成名吗﹖还是真的相信名家不及你﹖

第三类存在,但不常见。比较有分寸,那就是指出某名家的错处。没有什么作为,可以不吵就不吵,除非问题重要,而你自己又有新的﹑比较可取的分析。举两个例。

例一是一九六二年旁听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的第一课,我一看弗里德曼的需求曲线图表,就知道他的消费者盈余的量度是错了的。赫师要我到黑板证明弗氏之错,我做了,赫师欣赏。但弗氏的错无关重要,我说了就算。后来一位同学去信弗里德曼,指出我说的错,得到弗氏认错的回信,奔走相告。这位同学后来连博士也拿不到。

例二是戴维德(A· Director)的捆绑销售,以捆绑纸卡来量度电脑的使用密度,从而推出价格分歧的假说。二十多年前戴老问我对这假说的看法,我说量度的看法精彩,但价格分歧之说有问题。他点首同意,但我要二十多年后才写出来,因为当时想不出价格分歧之外的捆绑销售解释。

一九七五年谢世的天才凯塞尔(R· Kessel),于七三年与我辩论了一段长时日,使我获益良多。凯塞尔的座右铭﹕不能以无胜有(You canno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人家有一个论说,你认为错,但你自己什么也没有,怎样也不能胜,少说好了。

教育之道是赏胜于罚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报载一位小四女孩,因为默书不及格,被老师罚“抄错字”,抄至深夜也抄不完,被母亲撕毁,母亲因而受到老师的无礼“教训”,不服气,带女儿在校门外静坐十八个小时。

很多年前读到另一个故事。邓小平某天在朋友家中,孩子顽皮,朋友要罚孩子,邓小平说﹕“给他一粒糖果吧﹗”我想,邓小平懂经济﹗

是的,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常有两种做法﹕其一是惩罚,其二是奖赏。如果成本相若,奖赏永远是较佳的选择。邓小平的例子,单从孩子的父亲来说,奖赏的成本是一粒糖果,惩罚的成本可能是零(例如罚企),可能是负值(例如罚扫地,对家庭有益),但也可能非常高(例如孩子不服气,放火烧屋)。当然,奖赏之法不能用于某些有损他人的行为上﹕例如打家劫舍,奖而赏之岂有不世界大乱之理﹖

回头说教育孩子,要纠正行为,如果成本相若,奖赏一般胜于惩罚,因为效果是明显地前者胜后者。因此,就算奖赏成本较高,往往还是较佳的选择。想当年,自己在内地及香港读中小学,没有得过什么奖赏,永远被罚,天天罚﹕罚企﹑罚留堂——对我来说,“抄错字”是近于奖赏了。为什么炎黄子孙的教育喜欢罚﹑罚﹑罚呢﹖难道没有一个有邓小平先生的智慧吗﹖不是的。我们的老师喜欢罚学生,因为老师自己的成本是零。

我自己老早就知道,教育孩子是赏胜于罚,所以今天龄约三十的儿女,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我没有罚过,连责骂半句也绝无仅有。因为自己事忙,我选的奖赏方法是成本最低的﹕口头的赞赏与鼓励。这样,不赞时孩子就当作是惩罚了。家训只有重要的一条﹕不可有不良嗜好,就是父亲的不良嗜好也不能学。这是儿女到五岁时,开始能与他们讲道理,才细心解释一番的。

读书吗﹖不管他们的功课,不问成绩,只按时与他们的老师研讨,老师赞赏的话就转告给他们听。一天我对儿子说﹕“老师没有赞你的数学”,儿子就明白了。从来不给儿女请补习老师,但儿子被大学取录后,对我说 ﹕

“我的数学水平不够,可否在暑期给我一个补习老师﹖”我隆重其事地找到一位很有天分的数学老师,请他替儿子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暑期补习了两个月。我对该老师说﹕“不要教我的儿子怎样算出答案,教他数学是怎样思想的。”后来儿子在大学的数学成绩一律甲级。

再说儿女在美国读幼儿班及小学时,邻近公立的免费,私立的每人每月学费二百七十美元,且要驾车半个小时,由我亲自接送。但当我从同事中听到某私立学校的教育哲理是只赏不罚,就不作他想了。每月见儿女的老师一次,儿女的强项老师大赞之余,希望我容许教得快一点,深一点。弱项呢﹖怎样不成老师也不说弱,只是说慢一点﹕“就慢一点吧,过些日子可以加速,年龄还小啊。”每班学生大约二十个,每个的课程往往不同。个别教育,加快加深是赏,减慢减浅算是罚了。

上述的精彩教育制度,老师的成本当然较高。然而,今天香港的公立教育,通胀调整后,政府的补贴远高于昔日我替儿女缴交的私立学费。大家都知道这悲剧是怎样的一回事,只是出钱的纳税人没有话事权罢了。

聪明可以训练出来吗﹖

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原则上,一个人的智商是天生的,与后天的训练扯不上关系。然而,数之不尽的研究报告说,后天的环境﹑教育等,对智商测验的分数有很大的决定性。原则上后天的际遇对智商应该没有影响,测验成绩的反证是说测验本身有问题。因此,专家认为,智商只能在儿童测试才可靠。

但婴儿一出生就是后天,父母从第一天起的爱与关怀或多或少会影响儿童的脑子。这样,天下间不可能有可靠的智商测验了。把道理推到尽,我们可以说,除了脑子天生有缺陷,我们无从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先天智商有所不同。说不定,所有脑子正常的人的天生智力差不多,后天不同全是后天的际遇使然。

问题是,有些聪明显然是遗传的,后天的际遇怎样也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苏东坡一门三杰,英国的赫胥黎也是一门三杰,其他看来是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聪明例子多得很,违反了先天没有决定性的或然率。

无论怎样说,我认为后天的际遇对智力影响很大。不是专家,我的感受,是莫名其妙的天才是遗传的,但一般的聪明却主要是后天的影响。我没有见过一个以前不幽默而后来变得很幽默的人,也没有见过一个以前毫无文采而后来变得大有文采的作者,但我见过不少以前不聪明而后来变得聪明的。

几年前张滔和我忽发奇想,考虑做一盘前所未闻的小生意。起因是一份报告,说从小多听古典音乐的孩子,长大后比较聪明,而古典音乐中莫扎特的“聪明”效果最大。我们相信,因为音乐的节奏与旋律是一种思维,而莫扎特的作品是最清晰地有逻辑性的。我们早就知道数学与音乐有连带关系,而莫扎特在数学上的天分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