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滔的智商了不起，而他和我对莫扎特的音乐历来偏爱。我于是建议，让他和我选出一些最有清晰思维的莫扎特代表作，加起来两个小时的幽美音乐，出版一小套“聪明”唱片给孩子们聆听。后来因为获取版权的手续麻烦而打消主意。
想到上述的玩意，是因为自己曾经有一次智力急升的经验。那是一九六二年，我花了三天时间细读费雪的《利息理论》，只读开头的一百五十多页，反复重读。读后觉得自己明显地聪明起来。费雪的名着不湛深，但文字的清晰与分层推理的紧密是我前所未见。读后再读其他论着，哪些清晰有理，哪些模糊不清， 哪些大有问题，我可以容易地判断。去问当时比我知得多的教授，他们的判断与我新学得的看法大致相若。这是说，在很短的时期内，我的思维从一个学生的模糊跃升为一个教授的清晰，所欠的只是学问还差一大截。
思想是一条路，你没有走过不容易知道怎样走。胡乱地摸索是愚蠢状态。如果你跟一个思想大师走过一次，走通了，学得怎样走，就聪明起来。但好些称得上是大师的，其思路并不清晰，你跟他走了一次或多次也不一定知道怎样走才对。费雪的思路清晰得奇怪，又或者与我的脑子有格外适合的地方，我只跟他走一趟就增加了智商。当然，我也学过其他大师的走法，只是费雪那本书最快见效。
聪明可以学，能学多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造化。但聪明与创意是两回事，与想象力也是两回事。创意与想象不是两回事，也不是一回事。读者想想吧。
中国青年要冷静看世界
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前些时在《还敛集》发表《要冷静地考虑普选》，是准备给人骂的了。同学们说，该文在网上的点击率非常高，吵得厉害，而在内地的确被读者骂，虽然也有支持的。香港的网页呢﹖辩论者也众，但绝大部分同意我的观点。网页的反应当然作不得准，虽然同学说香港与内地这两个网页都是知识分子的地盘。
一位香港读者提出一个问题﹕支持民主不等于支持民主派，更不等于支持民主党。此君说他不反对民主，但不会投民主党一票。据说同意这看法的读者不少。如果这网页代表一般香港人的心声（应该不是），那么香港民主党的形象有点问题。不管怎样，说民主党不等于民主是对的。我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民建联或自由党等君子抢先取名民主党，马丁会出哪一招拆解呢﹖他可能说，民主就是投票，普选是也，于是取名普选党。这样，民主不普选，普选不民主，岂不是奇哉怪也﹖
当然，民主与投票有关，但以投票定民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想法。投票不可能是民主的目的，因为凡事以投票取舍我们不可能生存。姑勿论民主何物，我赞成某些事项投票，反对另一些投票，对那些不管投什么票而高举投票的人是不敢苟同的。
我不反对以投票选举美人，但反对美人由获选票够多的男人占为己有。后者损害了他人的权利﹕美人的不嫁权利，张五常有少许机会的权利，其他男人的追求权利。这样说，同学们不会有异议吧。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年不管投票投的是什么，只是赞成投票呢﹖这些青年看来是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想也不想就跟舆论走。
世界很复杂，我们要花很多年的工夫去做学问才可以把世界较为简单地看。不是说我下过数十年苦功，你连大学也没有毕业，就要听我的话，要同意我的观点。是说下过工夫而知道世界复杂的人，看事比较客观，比较冷静。当然，有些人读过很多书，懂得舞文弄墨，其实学而无术，说不上有什么分析力。另一方面，有些人读不到几年书，但懂得左右衡量﹑冷静看问题——这是不学有术了。更有些人像我这样，天生毫不冷静，但屡遇明师，练得一门热﹑冷随意的法门，可以在数秒钟之内从热情转为冷静，使不知就里的觉得是个怪人了。
做学问，除了争取知识，主要是学得怎样冷静看世界。有些人天生就懂得冷静思考——不学有术——而 如果智商相若，这些人学得特别快。但如果你天生热情，又没有上佳的求学际遇，你倒要强迫自己冷静一下。这是说，看世界要退后三步才看。
无论你怎样热情，你会同意美人谁属不应该由投票决定。但你会同意以投票决定有没有租金管制吗﹖剥削业主的权利，在概念上与剥削美人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赞成以投票推行最低工资呢﹖是恐怕资本家剥削劳工吗﹖证据何在﹖你是否打算补贴那些亏蚀的资本家呢﹖因为有最低工资管制而找不到工作的低层劳工的权利怎样了﹖要政府综援他们吗﹖纳税人的权利怎样了﹖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冷静地看，不容易知道怎样帮助才对。假装可怜来博取综援的人无数，要怎样分辨开来呢﹖福利经济一展开，上下其手的有关人士无数，要怎样杜绝这些行为呢﹖要政府资助教育吗﹖怎可以搞到一个大学生的经费远高于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名鼎鼎的私立大学呢﹖
问题非常复杂，一言难尽。历史告诉我们两个规律。其一是起于仁慈的福利，永远从小开始，然后压力团体运功，愈搞愈大，走回头路很困难。其二是任何形式的公众投票，一般导致福利增加。香港在完全没有公众投票时，政府开支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今天是百分之二十三。投票增加了，虽然还没有达到民主派要求的。福利的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增加到某一点经济就会倒塌下来。
今天中国的热情青年是有意图为社会服务的，愿意付出代价。我自己年轻时也这样。问题是，投票往往给某些人权力，而这些人不是青年。投票选美人我同意，投票选贤能我也同意。问题是贤能不是美人，给他们权力，他们会怎样了﹖老了，我还不能忘记四十多年前读到的大师奈特说过的几句话﹕“当有人告诉我他需要些权力来做点好事，我会冲动地想﹕是吗﹖有谁曾经用其他理由来争取权力呢﹖有了权力，这些人做出什么来了﹖”
个人的权利要有所界定，而如果要推行投票普选，这界定更加重要。想当年，起草基本法的朋友问意见，我说重要的是写明政府的开支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后来听说这建议有人提出，但不能通过。早些时，一九八四年，我提出以公司法治港，把香港改为一家公司机构，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司股民的投票，可投的项目有“地方法”的规定，而这后者的形式，对市民（股民）的权利界定可以有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