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往往强词夺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氏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是没有认错。在我认识的思想高人中，没有一个推理时把“自己”加上丝毫重量。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学术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人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要尽信。当然，高人的推理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人之见作较详尽的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要以为高人之见就是对。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佩服斯密﹑密尔﹑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把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把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不会把他们的理论推翻。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解释了求学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个例。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他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愈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愈少了﹖”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阿尔钦（A· 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为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吵得热闹时，阿师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阿师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选择的准则，而功用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为功用理论。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也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的理论，以为土地的收成若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好像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努力生产的意向，因而令产量下降。我问﹕“既然产量下降，租值就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的收租办法呢﹖”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在我认识的高人中，衡量问题是否重要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然后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会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些什么﹖”如果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问题就无足轻重了。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如果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这含意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成本是否过高了，但基于这学者自己的假设，“过高”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下评语﹕“愚蠢的问题， 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把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杀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会弄巧反拙。
唸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
（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胜了一筹，但科学上的贡献他是籍籍无名的。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不少。他们胸有实学，思想敏捷，缺少了的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合乎逻辑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 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呢﹖
有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及舒尔茨（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马克思的困难，是在推理上有问号，逻辑不清，而不少后人代为修改也弄得一团糟。那是说，马氏的预感有创见，但经不起逻辑的考验。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首推科斯（R· H· Coase）。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独特的意见，他通常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一九六九年，在一个会议上，有人说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垄断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可能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一定要将麦地分开来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会在市场上竞争出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科斯在旁立刻对我说﹕ “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科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什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科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复推敲，是名家风范，值得我们效法。
另一个已故的朋友，名叫凯塞尔（R· Kessel） ，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一九七四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和他相聚几个月，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凯塞尔有一条座右铭﹕“无论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总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你什么辩论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什么也不大清楚。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非试走一下不可。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是路可以愈走愈远，愈走愈清楚，到后来豁然开朗。“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之意。我曾经是卡尔纳普（R· 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可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早了却可能把预感抹杀了。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敲。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这些，我认识的高人皆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每个人常有。浅而重要的发现，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如果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科斯的手上，他把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科斯定律由此而生。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夏普（W· 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还有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当时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夏普的“破案”出发点，是把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