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毛尖的一本电影笔记《非常美，非常罪》，一本小书，构筑了一部发狂的电影浪漫史。与电影有关的青春记忆，重又从我的心头泛起。
那时，我所在的大学食堂，被用做每个周末的影院。在留有饭菜余香和残留物的礼堂，端个马扎坐下，静候一些老片在银幕拉起“锯条”，男同学抽根香烟，女同学吃一小把瓜子，这就是我们当初理解的美好生活。
无数次，在我自己给自己放的电影中，影友始终有二人。马扎左边是孙燕青，这人高高瘦瘦，现在广东某高校当教授。对于电影，他和我有着一致的理解，即电影对生活有着超强的概括力，一个小时，能够看到一个人从光屁股出生，到白发苍苍在夕阳中行走。他喜爱经典，迷恋费雯丽、嘉宝和格列高利·派克。生活中，和谁都可以做朋友，对待导演和演员却不够宽容。一场电影下来，要花费不少唾沫，用来批评导演、演员的不足。所以，电影散场，第一个冲到寝室喝水的人必然是他。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看《妈妈再爱我一次》。身边的女生已经以泪洗面，他还沉浸在批评的快感中。结果引发众怒，一双双泪眼向他射出仇恨的怒火。连我这位铁杆影友，这次都觉得他不够善良，别人手帕湿透了几条，你却把风凉话说得嘴巴发干。
十几年后，我常常想到那电影、那件事、那个人。那是80年代中期，他就指出了“煽情”，而这种认识我今天才有，何况，当时这部电影公映的盛况超过了《英雄》和《黄金甲》。看电影如看社会，宽容的人，容易达成和解；爱怀疑和不宽容的人，总先一步抵达真理。
坐在我右边的是何学斌。与孙燕青相反，他把笑声献给了每一部很臭的影片。他用笑声鼓舞自己，肯定电影，给予无数蹩脚导演和演员常人不能理解的理解。中国的导演，从中会得到意外，有这么好的观众，谁对自己的电影都应该有信心。他非常配合，只要有一个搞笑的动作，他都要笑出眼泪。我总是善意地提醒他，要托住下巴。发展到最后，只要银幕上有点意图，他立即准备好最热烈的笑声，随时引爆，仿佛承担了一种使命。连我这样善良的人都为他的善良感到不平，我不能不问他。他挠着头皮想了半天，说，看都看了，你又不能把它吐出来。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拯救中国电影的希望。中国的观众，如果对中国导演没有足够的信心，不妨学学“何学斌精神”——借电影之名，自己娱乐自己。
电影是爱情的加速器。很快，我们三人同盟，就被另外两位爱看电影的女生解体。他们各自一人拎两只马扎，站在礼堂前暗弱的灯光下等候，像霓虹灯下的哨兵，显然等的不是我。其实，像我这样的帅哥，这种机会也随时会有。只是我的内心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一个人在入场的门口徘徊，回想那时的情景，有点快乐，也有点孤单。忽而甜蜜，忽而忧伤。
我暗恋上了一位明星。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好在那位明星后来救了我——她不断闹出绯闻，而且道德败坏。这让我逐渐清醒，且意识到银幕上的美丽，是和演员自己毫不相干的另一种状态和过程。电影上有风情万种的人生，千姿百态的电影总比人生美好。千帆过尽，依然回想，我还想说非常爱！非常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