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6年，日本的孩子们在街头巷尾都流行做一种游戏，他们一边唱《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歌曲的韵律拍球。《文明拍球歌》歌词中列出了日本人最想要的几种西方物品，包括蒸汽机、煤气灯、相机、电报机、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等等。
“鹿鸣馆”，日本樱州山人中井弘取“鹿鸣，燕群臣嘉宾也”之义命名。这是日本人请了的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在1883年设计建造一座大舞厅，工程历时3年，耗资18万日元（约合现在40亿日元），在当时算是一笔巨额经费。日本专门开通从横滨至东京的专列，客人到列车终点新桥站后，再乘人力车到鹿鸣馆。每到晚上，一些西装革履的绅士和一些帽上插羽毛、拖拽着长裙的欧美妇人出出进进；馆内歌舞喧天，彻夜不停，演绎出一段段复杂的历史插曲。
“鹿鸣馆”也定格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标志性画面。
每个时代都有些不适应社会的人，或封闭保守或落后，而只有识时务者才能为俊杰，识时务就意味着随波逐流，跟着历史趋势走，国家也是这样。早在1901年,晚清重臣李鸿章逝世时，日本人对李鸿章有一句重要的评价即“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借这一评价，就可知日本人100多年前就有这类民族认知，即日本人知道“西来”是“大势”，仿效“西方文明”，就能实现“强大”。
1868年，日本所实行的“明治维新”，很识时务地迎合欧洲强权制订的秩序。“明治维新”效果惊人。至1872年，一位英国领事馆工作人员提道：“基本在每条街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货的店铺。”
日本宫廷率先开始模仿欧洲，皇宫最先通电，日本宫廷女人被要求要像西方女人那样大胆说话，而不是过去用手捂着嘴低头小声说话。宫廷皇族努力模仿西方人的穿着，虽然日本人穿上这些衣着总被欧洲人嘲笑。日本天皇向欧洲派人去学习欧洲宪政制度，其中包括明治重臣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在德国遇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他非常佩服，并将主要时间都用在学习德国上。伊藤博文将普鲁士宪法作为日本的样板，并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伊藤博文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相信我已经为日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我从内心里感觉将来可含笑九泉。”
与清王朝相比，日本的明治大臣更认识到国家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1860年，日本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转变为亚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公民中读写率达到95%。中国一些有知识的人也看到这一点，十九世纪初，一位署名“云窝”的作者曾在《江苏》杂志提到：“地球列国，权利之得失，事势之盛衰，变幻纷纭，莫可究诘。自表面观之，鲜不谓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足以兴人国亡人国也；自内部审之，则此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所以胜所以败者，无一不以学战为总枢纽。”，“云窝”在当时就已认识到，在国家的竞争中，有人才的因素，教育就是“学战”，是战争的“总枢纽”。
西方国家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各种不同看法。西方外交官对于明治维新多持肯定态度，但是在民间阶层，包括贵族或普通百姓，对日本人普遍带有歧视。“日本猴子”则是当时在西方社会对日本的称呼，除取笑日本除了是黄种人外，另一方面暗指日本人像猴子一样学习“白种人”的举动。但日本并没有动摇，反而更卖力的去学习模仿。后来，日本崛起为制造业和军事强国，令列强为之侧目。
和殖民时代其他列强一样，日本的发迹史就是殖民国家的发迹史，即在国际间形成的规则边缘来获取利益，由于日本当时财政收入大多靠扩大土地税获得，依靠这一有限的资源，日本政府很艰难地建立并经营着自己的工厂。为了实现崛起，日本靠劫掠身陷困境、遥遥欲坠的大清帝国完成其初期积累。日本工业起步时，建设的重点都放生产战略性的军需品方面，目的就是发动战争。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中国2.3亿两库平银，一举跨入“国际金本位”的行列。
战败中国后，日本经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崛起为东亚第一大国，取得与“列强”并列的资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与英国联合，把德国势力从东亚赶了出去。东亚的列强势力便只剩下了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
明治维新前，日本军队大多使用冷兵器装备，而到了1940年代，日本已经能够设计、制造和装配先进的战舰和航空母舰等现代化武器。并凭仅占全球GDP约2.6%到3.8%之间的国力，取得一度控制了几乎整个东半球的地位。
随着各国竞争的加剧，国家间利益分配失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地缘优势发生转移，由单纯的岛国转移到了具有地理纵深的海陆大国。1937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从东向西而逆水进攻，最终陷入全面战争。日本又企图将英、法、美、荷都驱逐出去，独霸东亚，战争时期日本本土备受美军的轰炸并受到原子弹攻击，这意味着日本的优势已不在，日本的地缘变成绝对劣势，并最终一败涂地。
1946年，日本东京的上野公园，大学教授提着袋子在公园垃圾桶里寻找食物，大学生们在路边捡美国士兵吃剩的零食。战败对于日本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上野公园的人行道边挂着醒目的牌子，“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活不下去的人，日本投降时，经济已全面崩溃，由于美军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全国不间断的轰炸，日本有119个城市夷为废墟。例如名古屋和仙台，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外，整个城市都夷为平地。1946年日本钢产量仅为80万吨，相当于其1941年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21%；石油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而从1945年底到1946年，日本的海外军队和海外移民，有360万人回国，随军家属约350万人，都被抛掷到社会上流浪。日本本土同时有驻守军和警察250万人也被解散，加起来有1800万人以上无家可归，而日本这时总人口不过五千余万人。
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实力不济，妥协是最好的战争手段，而不是暴力反抗。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日本开始其产业复兴，二十年后，日本位列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再过二十年，日本经济实力依然强劲。
回顾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民族、国家的特殊品格是关乎其崛起的关键原因。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专家乔尔·科特金认为，近代崛起之后，日本民族仍然坚信，他们才能将传统与西方科技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辉煌的社会方式。
日本作家村上龙曾指出，“日本社会从成长期一直发展到现在，其实本质上并没有变化，还是那么注重大多数人意见，还是那么保守”如果说有哪些国家的族群容易受群体思维的影响，首推两个国家，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日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一致地站在日本军队后面；接着在七八十年代，他们又为日本大工业合并勤奋工作。日本人的核心就是德国人强调的“团结”，日本人称之为“和”。意思是所有日本人都必须朝一个方向走。
自二十一世纪开始，日本朝野希望将战后“屈辱”打包封存，展开新的“周期”，走“正常大国”即“政治崛起”之路。日本悄悄地发展军事实力，修订“宪法”，突破海外派兵后，又将“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构建整体“国防体制”，同时，给予“首相一元化主导的国家安全政策控制权”，独自承担情报、外交、安全战略制定权等。日本实际已经进行“第三次崛起”之路，与二战后的“和平发展”的特征完全不同。
2010年，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金庆敏就曾在韩国《中央日报》撰文明确指出：日本军事实力近年来发生悄无声息的巨变，其军事技术“超美时代已经来临”。战后50年，日本已经建成“军事技术大国”，只是在“表面上保持较小的军备体制规模，但实际军事力量则仅次于美国；在特定领域还与美国相平或超出”！
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一直在韬光养晦，而其战略机谋总是深藏不露，等待机会。美国政治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曾指出，日本已静悄悄地走上了“第三次崛起”之路，并对其崛起的属性、方向及“国际贡献”表示深切关注。美国学者、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B·派尔也在《日本崛起：日本实力和意志的复苏》一书中指出，当前的日本已经再度归来，正在重新崛起。作为岛国，日本人的危机感自古就有，很少有日本人提到“盛世”。而日本的发展，依然是坚决按照强国强军的路子在走，并真实地把自己打造成为地地道道的军事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