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世纪，海盗是一种具有全球化和前瞻性的职业。一群群海盗，在海上劫掠船只，认为这是受自由驱动的一种风险性的职业选择。
林凤，明朝万历年间著名海盗，曾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多艘，人员4万以上。明朝万历元年间，林凤为避开明朝水兵，率战舰62艘，五千余人，扬帆吕宋（菲律宾）。在马尼拉湾的马里斯，林凤率部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击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尹特。后林凤在邦阿西楠省的林加延湾建都，自称国王。之后西班牙与明朝政府联合围攻菲律宾。林凤率40余艘战舰进行战略突围，返回潮州。
林凤的马尼拉之战被后来的学者认为：“在这场激烈的浴血厮杀中，双方的参战者都没能意识到：他们正在历史交叉点上激战，这场小小的战斗，将决定谁是太平洋的真正霸主。西班牙如战败，他们就将失去刚刚获得的战略据点菲律宾……。”
每个世纪的开局就像一场戏，16世纪无声无息地拉开一个时代的序幕，幕绳操纵在葡萄牙手中。葡萄牙通过其殖民地模式在欧洲崛起，扬帆出海，打通了印度洋航线，接着财富滚滚而来。而西班牙也不甘示弱，与葡萄牙一较雄长。接下来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纷纷出场，在地理大发现中瓜分利益。在这些航海探险与贸易掠夺中，发现美洲，完成环球航行，一个个陌生的角落接连被发现。人类开始了新发现，以全新眼光及思维模式来注视世界，全球也由此步入大航海时代。
1633年，即明朝崇祯六年，明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头目，郑成功的父亲,台湾郑氏王朝的创立者郑芝龙指挥的舰队与欧洲殖民者舰队在海上遭遇，与海上霸主荷兰激战半年有余。同年10月22日，郑氏舰队用火攻战术在金门料罗湾全歼荷兰舰队。
1639年，第二波荷兰舰队再度骚扰中国沿海，又一次被郑氏舰队击败，五艘荷兰战舰被焚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之战明确认知其于与明朝武力差距，放弃以武力方式解决与明朝的贸易问题，才获得了在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海域航行的许可。
在东亚，中国在许多时期海上力量都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认为，在长达3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明王朝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在明成祖朱棣时代，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自1405到1433年这28年间，明朝先后七次派出航海家郑和率领的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出征太平洋和印度洋。当郑和船队开始向海外进发时，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对手。郑和舰队每次出航均有27000余人，海上航程平均20个月，大小船只200百艘上下，其中最大的船载人上千，长44.4丈，宽18丈，排水量15000吨，载重量超过7000吨，这样庞大的舰队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海上超级强国舰队中才重现身影。
而从商业模式上说，郑和七下西洋正是明朝软实力的体现，宦官郑和是兜售明朝价值观的理想大使，他的远征确保了明朝成为出现在印度洋上的第一个航海舰队。政变上台的朱棣担心朱允文流亡海外会随时夺权，郑和目的之一就是搜寻朱允文，皇帝同时想利用对外贸易来弥补明朝政府连年战乱后亏空的财政，恢复并扩大朝贡制度。郑和的宝船上装满了珍珠宝物，给予沿岸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好处以换取臣服。郑和在面对危险情况时，毫不犹豫地动用军事力量。如在郑和第三次远航时，遭遇了势力强大的控制马六甲海峡交通线的海盗，郑和舰队镇压广东海盗头子陈祖义的海盗船，斩五千余人，并将海盗头子押送京城受审处死，花费了大量时间才使得马六甲海峡保持通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甚至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此战保证了欧洲二百年内不敢大举攻略中国沿海。
十六世纪西班牙籍历史学家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曾在《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认为，明朝的造船水平非常高，船队规模庞大，种类繁多，如战船、驳船、浅水船、内河巡逻船等，船的涂料，粘力极牢，不受虫蛀，因此船只寿命比欧洲的船多一倍。明朝船只抽水系统和欧洲大不相同，将船分为好几个部分，用一个轮子来抽水，轮子安装在船舷的里面，因此，可以不费力气地清扫船只，一个人踩在轮子上，一刻钟就可抽净一只大船，即使这只船只漏水很严重。
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经过研究，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指出，郑和比哥伦布早71年已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远较比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早的多，然而，郑和的船队“革命性”的造船技术并没有机会得到验证，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可带来巨大赢利的商业模式。
欧洲在航海探险时代发现了新的商业模式，英国军事家富勒曾指出，1588年西班牙舰队的溃败就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即在商业贸易的时代,控制海洋要比控制陆地更为有利。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曾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描述西班牙舰队倾巢出动与英帝国作战的前一年，当时明王朝所发生的一些“细节”，通过这些“细枝末节”，黄仁宇做出结论：仅靠儒家的行政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人治的管理，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对中国而言，在明朝时所进行的远洋活动之后，就走上了战略收缩，甚至最终到了闭关自守的地步。至清朝时期，清朝统治者选择了走陆军强国这条路，最终遭受重创。“西”进“东”退的结果，就是近两百年来，列强频叩中国大门，闯开大门，欺凌中国。中国也进入到3000年来最恶劣的处境中。
清朝在甲午战争后彻底崩溃，引起列强瓜分狂潮，半个世纪中中国再也没有力量发展，组织起一支像样的海军，以至于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海军怕日军将舰船抢走，将百余艘舰船自沉于长江。
肖劲光是中国现代海军发展的见证者之一，1950年初，刚刚就任中国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来到威海，对刘公岛进行勘察。随行者在码头边向渔民租了一条小船。在航渡中，渔民十分好奇，见有个“司令”，就好奇地问这是哪里的司令。当知道这是中国海军的司令时，渔民不解地问：“海军司令还要租渔船？”对于这件事，肖劲光深受刺激，并记下了这个日子。一无所有就是新中国海军成立初期时的真实情况。
美国军事家迈克德维特在《中国海军，路在何方？》一书中提到，直至1980年代，中国海军才有了“近海防御”这一战略职能，这是由当时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将军首先提出，即海军的国家使命从“海岸防御”转变为“近海防御”。刘华清定义了对中国利益攸关的“岛屿链”。这些岛屿链囊括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域。
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海军已实现由“小炮艇”到“信息化战舰”的升级，有了三大舰队，以及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岸基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和陆战部队等五大兵种的现代海军。当前，中国在海军战略上“逆风”航行，尽管仍有争议，但历史上已有成功先例。
早在2006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即组建了中国海军研究部，由军事专家团研究中国海军动向，此外还有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兰德公司等智库。这些机构每年出台大量中国军事分析与评估报告等。
当前，很多军事学者认为美国著名军事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海军的战略。许多中国军事学者无数次谈及马汉及其制海权理论，即中国将寻找海外基地来保障商业和投送军力。由于“海上生命线”问题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中国不会因怕海权强国猜忌，就放弃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努力。
按照另一位马汉学派专家乔治·伯尔的说法，“海权论关键是对冲突的预判。当一国命脉依赖于海运，国家间竞争随之而来，这就导致各国的海军间的竞争来支持保护各自贸易的正常进行。”对于马汉来说，海军的职能就是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没有确立海外基地的商船与军舰，就像是陆地上的鸟，不能飞离海岸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