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故事，虽然有惊无险，苦尽甘来，但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心有余悸。应当反思和总结的地方颇多，如实写出来，也许对自己、对朋友都有所警示。
1990年初春，严寒刚去，天气转暖，红柳发了毛毛，白杨长出了“鸦雀口”，遂萌动着春游之念。念及父母久居于深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那酿蜜的蜂、犁地的牛，从未坐过汽车，何论火车、飞机？儿已工作十余年，该让父母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于是与二老商议到北京一游。他们听后，先惊后喜终是忧：“走那么远，白花钱，鸡、猪、庄稼咋个办？……”再三恳请，恳请再三，最后双方有所妥协：父亲守家，母亲与我一同到北京。
母子辗转到了北京，看故宫、走颐和园、登天安门城楼等诸事不提，单叙登八达岭长城一事——
我永远记得1990年4月20日这一天。
北京的春天比老家来得早些，到处青枝绿叶，天蓝水碧。清晨六点过，我们就起床了，大约七点过就乘车往八达岭长城行进。是日，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心情格外畅然。况且眼前渐见青山，更加暗合母亲对山的亲近和依恋之情，心绪也自然好于往日。她兴奋得像个小孩，不住地向车窗外的风景指指点点，言之喋喋……九时许，到了目的地，汽车开进一个广场似的站口。驾驶员（兼解说员）向同车的30多名旅客宣布：两小时后在此集中返回。
来到八达岭长城大门的入口处，为了节省时间，我请守门的人先将老母亲放进去，稍后补票（因母亲已年近七旬，腰腿有伤，行走困难），守门人应允。赓即去买票。谁知游人太多，排很长很久的队，约摸20分钟才购得票。进了门，追了一阵，走到一个用古砖铺就的大平台，眼前出现一个V字形的叉道（实为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朝南，一边往北，一边就是进来的路。
我有些犯难了：母亲是走南还是走北？举目一看，南北两道人海茫茫，万头攒动，川流不息。但我很快平静下来，因为母亲穿着羌族服装，眼下虽然人山人海，那青布头帕、长衫长衣者也还是十分独特、显眼的。不容迟疑，追赶要紧。一瞬间，我断然决定：朝北坡走！因为我发现去北坡的人比去南坡的人要多得多，我断定母亲会“随大流”“赶闹热”——后来才知道我的这个抉择是十分错误的，是没有任何补救措施、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和判断，这个抉择是铸成本次母子失散的最根本原因。
我随着大流往北坡赶，大约走了三四个哨口，没有发现母亲。按老母亲的健康和体力，她不可能再往上登，便返回起点平台——三岔路口。在此徘徊，瞪大眼睛望、看、寻，无果。莫非走了南坡？遂向南坡追。追到四五站，不见母亲踪影，心里有些慌张起来。我后悔登北坡还该再走远些。到了北坡最高处（其实还很远很高，只是此处已是人迹罕至了），仍不见母亲。母亲在哪里呢？我有些紧张起来。情急中我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南坡最高处。事实上也只好如此。南坡远比北坡险峻、陡峭，加之我的体力远不如初，南北往返已数趟，早已汗流浃背，精疲力竭。但是想到母子重逢，我仍然咬着牙坚持着，胼手胝足，一步一叩首，一步一张望，步步是汗水，步步是希望。终于登上了最高处，可是仍然没有见到母亲的踪影。眼前矗立着一座石碑，毛泽东手书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题词赫然在目。游人如织，塑形象，取镜头，一个个那么神采奕奕，心满意足。我失望了，恐慌了，全身瘫软在地，一筹莫展。心里不断在责骂自己：人家都是好汉，自己是逆子、蠢汉！
骂有何用，气又如之奈何。想到数小时前还在活鲜鲜说笑的慈母，怎么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苦苦挣扎起来，绝不敢放弃，也绝不能放弃。踅回大门口，询问老者，老者摇头，打探少者，少者摆手。万般无计，心急如焚，我便向八达岭治安室报告，恳请援助。根据我的反映，好心的治安室同志开始在广播上大声公布寻人公告。播音一遍又一遍，前后持续了一两个小时。那天山上的游人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其传播之广远，也远非八达岭的山山水水了。在孤立无援中，我多么盼望有四川老乡、阿坝老乡甚至理县老乡来闻讯相助，但是我又有些不情愿老乡在场，这毕竟好羞人哟！可是，喊了很久的话，南来北往的人各自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母亲仍杳无音讯。我彻底地绝望了，不得不面对一个有生以来最严峻的现实——母亲失踪了！
我在车站附近踽踽而行，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看到周围的男女依旧说说笑笑，路旁的花也依旧赤、橙、黄、绿、青、蓝、紫地开放着，天边的彩云也一任舒卷自如。但是，此时我感觉到，笑比哭坏，花开不如无花，彩云不如乌云。正应着杜甫的一句话：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时间已近下午五点，山上的游人陆续返回，车站上车声、人声渐渐寥落。八达岭周围好似一个孤岛，转眼间恢复了空旷和寂静。怎么办？我开始有些悲恸起来，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来。车站一个好心的清洁工走过来，建议回北京找公安，找民委。我无力应承，但也别无选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辗转回到了北京城。
来到国家民委，天已经黑了。有两位老人在门口的花台下闲聊。我说明了来意，其中一个老人激动得跳起来了。他说一小时前你妈还在这里哭了半天，我们报案后现在送到了东城区派出所。我惊喜万分，握住老人的手死死地摇着不停。
派出所大门敞开着，院内的灯光很暗，寂静异常，我怀疑是否走错了路。一脚跨进去，通道的一处水泥条凳上，我看见母亲在那里孤零零地坐着，昏暗的光线下，老人家双手合十，满眼都是泪。我突然走到她面前，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怵了一阵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不住地捶打我的胸和背，不住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派出所的同志赶来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扑通”一声跪下去，声泪俱下，道一声：“谢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陌生人下跪。所长叫王志一，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回到寝室，母子互述经历、苦情。原来，母亲进了八达岭大门后，她径直往南坡走，她认为南坡人少些，相互的磕磕绊绊就少些。她走了一阵子看到我还未跟进来，便踅回三岔路口等，仍不见我，便走出大门找。找不到，辗转找到原车，央求驾驶员等，等了许久不来，无奈旅客催促，只得随车返回。还好驾驶员看到老母亲穿着民族服装，遂送到国家民委……
从当日早上九点母子失散到当晚十时许团聚，整整13个小时的苦苦寻觅折腾，纯粹在惊惧、恐慌、焦急、苦闷和悲恸中煎熬，是13个小时无间断的炼狱。还好上天保佑，母子得以重逢。当晚虽然很困，我却毫无睡意。因为我守候在老母亲的身旁，像襁褓中的婴儿，甜甜地睡在母亲怀里，久久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安详与幸福之中……
多少年过去了，母亲还常常责怪自己“晃”（意为不冷静、疏忽大意），将我害苦了。她心里十分内疚，多次还在睡梦中呼唤我的名字：“……永安……永安……”
每每听到母亲对儿的呼唤，我感到心惊胆战，如履薄冰。让我不得不又想起八达岭寻母的情景，想起进门后V形的三岔路口。说实话，要说晃，我才真晃。
事后，我常想：人生也会遇到许多“三岔路口”“十字路口”，能否不慎乎？
呵，八达岭长城，我曾焦急寻母的地方，不，也是母亲焦急寻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