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星儿
周玉明
这几年，敲响了那么多离别的丧钟，送走了那么多不该早走的亲朋好友。他们走得匆匆，走得很不情愿，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与不舍。
陆星儿走了，星儿追随月亮去了，月亮正亲吻着这颗星。此刻我在寂静的暗夜里仰望着洁净的远空，寻觅着新升起的星星。我感到一种难言的失落，我少了一个知根知底的贴心朋友。读者少了一个灵魂上的挚友。
思绪越过自己的生命，向远处回溯探触，我心痛得想哭，我不是一个爱哭泣的女人，爱哭的女人是可怜的，不会哭的女人是可怕的。陆星儿就是这么一个不哭、不会哭，觉得自己没权利哭、哭了也没有用，只知道忍，把眼泪当饭吃的女人。这不伤胃才怪呢！
星儿说自己没有青春期也没有更年期。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开儿子”“照顾自己”。她习惯孤军奋战，吃苦不诉苦。给星儿第一次做胃镜的盛医生惊呼：“你的胃大面积溃疡，你是怎么忍的？”
我知道，她写第一部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时，初到上海，居无定所，借住冬不见阳光、夏不通风的小屋，每天写八九千字，累！之前她去一家精神病防治中心采访，和男女老少有各种精神障碍的病人相处三个多月。每天生活在压抑和郁闷的环境中。写《郎平自传》过程中，她吃了八大盒养胃冲剂，为节约时间，还发明了用酸奶加水果当中饭、晚饭的省事方法。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痛》的一年多，心理上始终伴随着一种艰难与痛楚的感受。一边写长篇，一边新的故事又刺激她，她采访很深入，常常与采访对象谈到半夜，回家的路上胃痛得蹲在路边很久很久站不起来。每一部长篇的出笼，都是挖心挖肺掏空了自己的感觉，总是大病一场，小说才能画上句号。我想到我每写动情的报告文学也总是病一场。
星儿属牛，身上与生俱来一股牛劲，她笔耕勤奋。从1974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6部，中短篇小说集11部，散文集8部，影视剧多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我儿我女》获“全国优秀剧本奖”时，她接到获10万元奖金的电话通知，开心得和儿子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那时她正缺钱花。然而科班编剧出身的她（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本可以多写电视剧赚更多钱，她却坚守纯文学的道路、坚守着自己对文学的纯粹追求。
我和星儿是同时代的人，我们曾是当年的热血青年，激情透支得可以，痛苦得可以，盲目得可以，天真得可以。身为共和国的同龄人，特别是我们这一批儿时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中年人，总是带着如今年轻人嘲笑我们的理想主义色彩，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市场经济无孔不入、物欲横流时，最易丢失的是什么？是人的精神，是的，是精神。最易丧失的是什么？是激情，是的，是激情。
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写作自由的心态，不谋功利的心态，不是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是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星儿在去年出版的让我写序的生命日记《用力呼吸》中吐露心声：“我的工作是写作，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能调动全部的精神力量来对抗人生的困难与苦难。虽说，每当别人称呼我‘作家’的时候，我总有些惶悚不安，因为‘作家’的劳动，不仅仅是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使命’一词源出‘召唤’，写作，首先是内心的召唤。所以，需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活经历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星儿开刀之后花大力气修改长篇小说《痛》，想为改革呐喊助阵，但《痛》的市场并不如意。我曾对她说：“你以后少写这类《痛》，太伤神伤体，还是写点轻松愉悦的吧，对你养生有益。”她固执地回答：“我身不由己！我只想触摸时代的脉搏，尽量地写出真实！”“写出真实”是需要付出旁人并不知晓的代价，这使她活得既心苦又辛苦，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
生活是一本用密码写成的书，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它，却永远没办法解读它。所以，人是最耐读的，生活是最难读的。
认识陆星儿20多年了，我一直以为她天性不属于浪漫，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她始终有个浪漫主义情怀。她对我坦言道：“我这人表面上看很随意柔和，但骨子里有一种只听从自己心灵召唤的坚韧，这给自己带来曲折，但也救了我。我的精神始终是浪漫的！”
星儿的人缘很好，各行各业都有她的朋友。我喜欢她身上一种毫无矫饰的本色纯朴与不存心计的随意安详。她那理想主义情怀和人间烟火奇妙地混合于一身。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姐妹，彼此能推心置腹地邀请对方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后花园坐坐。她几乎连续有三个春节都在我家度过。在一起说说悄悄话，说说孩子，说说对爱的渴望，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星儿留在我生命中的印痕是永恒的。仰望星空，想起二十多年前与星儿第一次相识的情景：那年我出差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那年头娱乐不多，我热衷于业余时间给人看相算命，外号叫“女巫”。现在想来真脸红，自己怎么那么无聊。好在我早已改邪归正了！
星儿并不认识我，她从丈夫（我的同事）的日记里看到了我给他算命的记录，也许星儿活得不易，一个女人孤身培养着自己最好的作品——儿子，还要倾力写出好作品让社会承认，真够累的。
星儿有好作品总是首先想到《笔会》，我发过她不少好稿子。大病前，她雄心勃勃地对我说要采访浦东公安系统的女警察，把这些无名英雄写成报告文学在《笔会》上发，她有一肚子的创作计划。我等着发稿，没想到却等来了她生胃癌的消息。
开刀后的两年半生命，对陆星儿来说是一本浓缩的生命大书，她活出了质量，活出了韵味，活出了人味，活出了自己。她一生开过两次刀。
住院前夕，她为自己精心挑了件红格子外套，放在枕边。王安忆怕她伤感打电话问，是否要过来陪陪她，她说就当自己明天出嫁。
开刀前，她把家里的钥匙放在医院的床边抽屉，生怕手术后昏沉沉丢了钥匙。这是最丢不得的东西啊。离婚后离开北京的家，要交出钥匙的痛是终生相随的。她不能丢了钥匙，她还要回家。她总是说自己是个最平凡的女人，只想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至于当作家，至于离婚，至于生癌，都是计划外的、出乎意料的。
依然渴望爱情，相信爱情的陆星儿偶然会感到孤独寂寞，幸亏她有写作长相伴。她居住在浦东一个小区多年了，居民们也知道这里住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陆星儿，但他们说：“陆星儿从来没见过，只见她家保姆急吼吼跑上跑下。”他们不知道这急吼吼的人就是陆星儿。
再面对开刀后的星儿，我从她宁静安详的眼神中读出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清韵。她变得更喜欢活在人堆里，她热爱和心痛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清晨练功时，看到老太太把腿搁在树枝上，她劝说：“树会痛的呀！”
星儿拖着病体做了许多事，做了比常人多得多的事。我说：“你不要硬撑！”她说：“我在做事中才能真正康复。”她居然去了俄罗斯、走张家界、上九华山，一个半月前还去绍兴采风，她还想去许多未去过的地方。她告诉我得癌后第一个反应竟是：“我衣橱里有许多新买的漂亮衣服还没穿呢。”
我佩服星儿的自我恢复能力，她具有永不放弃的货真价实的坚强。癌症和痛苦似乎并不影响她思想的活跃和旺盛，思想的触须因痛苦而无休止地努力延伸，反而促使她更多地思考那些对于生命至关重要的问题。痛苦刺激她思考幸福，死神的通缉令刺激她思考生命，不听话的躯体刺激她竭力弘扬精神。
我知道激情对陆星儿这一代不可再造的人来说是不治之症。
“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无怨无悔写人生真爱；纵使著作等身难写尽对生命的无限热爱”。
8月11日，《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策划“上海作家创作特大号”，特意访问了陆星儿。他们就生命信息与长篇小说《痛》究竟要说明什么等问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在场的还有王安忆等人。陆星儿当时已经有了严重腹水，身体不适，说话间不断用手抚摸腹部，但精神亢奋，她动情地滔滔不绝，听者无不动容。不幸的是，录音刚刚整理出来，她都没来得及看小样，就突然病逝了。这篇谈话成了陆星儿最后的绝唱。
文学没有死亡，陆星儿的价值和位置不仅仅在书架上，只要有读者来阅读，你就活了！
我相信生命之后仍有生命，那就是精神；我相信人因爱而有生命，那就是激情。
生命，从来不是可推算的公式，它是个无常的变数，死亡随时随地在发生，不仅是人的死亡，还有灵魂的死亡，信仰的死亡，爱情的死亡……活着的人惟一能做的，是真实诚实地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珍惜自己的信仰和爱情。
为什么星儿这么一个乐天派，这么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了？生与死为什么靠得这么近？
直到去世的当天中午，她还在与医生商量着治病方案。前不久她还打电话给我，要我找北京、上海的姓名学大师帮她改名字：“星儿在天上太孤寂，这名字不好！”我连夜打电话请姓名学专家为她改名为“陆薪而”，这个名字好、笔画好，会名利双收。她说：我不要名利，只要生命！以后我写作就用这个“陆薪而”。没想到，已经没有了以后……
我突然发现，早亡早夭折的善良的好人，大多是吃苦不诉苦的人，大多是心苦而又辛苦的人，大多是不会哭、不会发泄只会忍的人。不要以为“忍”是坚强，是优点，心上架着刀那就是忍，忍下去积郁成疾，不通则痛！
我这个不爱哭泣的女人，此刻泪流满面，我似乎听见了星儿所有的亲朋好友们的哭声，相信星儿还没有走远，她一定听到了……
选自《文汇报》2004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