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疼痛，是无法解脱的。从小，我就习惯于这样的解释。我看到自己就像一条小小的幼虫，洁白的身躯，不能承受一丁点尘渣。我把疼痛吐出来，就像缕缕蚕丝缠绕。然后，有一天，我就在这种缠绕中，静静地死去，悄无声息。
缪琴打电话给我，问选择哪种喜糖好。有巧克力的，比较贵，但精致很多；不是巧克力的，价钱相对便宜，但分量足。我回复说：“随便，你看着办吧。”
下个月，我们就要举办婚礼。我在一家私人旅行社做导游，而缪琴在附近的中学教书。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组合挺好，一动一静，互相弥补。
缪琴不漂亮，眼睛细细的，戴着深度眼镜，近视得厉害，虽然还年轻，颧骨上却满是星星点点的雀斑，皮肤有些黑，她很少拾掇自己。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知识分子气质。这是我看重的。
我是在一次外出带团行程中遇到她的。她们学校去海边旅游，我全程陪护。因为要乘海船，许多老师没有经历过，很多队员都晕了船，吐得厉害。缪琴也吐了，但是，她家离大海不远，很快就适应了，这样，她就帮我一起照顾晕船的同事。风大，她在船上站立不稳，但努力端水送药，照顾很周到。那一刻，我觉得这姑娘不错。我已经二十六岁，从学校毕业多年，辗转来到这个海滨城市。
我想自己该成个家了。
读小学的时候，我就希望离开家。确切地说，自从那天我遭遇了人生最尴尬的时刻起，我就在盘算，自己是否可以离开。当然，那时候，愿望并没有强烈到难以容忍。我只是不明白，这个愿望是如何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直至变得强烈迫切，就像热带雨林中的面包树，突兀于地面。它指使着我的行动，促使我一步步离家愈来愈远。
是的，我要结婚了，成为这个城市的长住居民，拥有自己的家庭，亲爱的妻子和孩子。我将在这里照顾老人，抚养后代。而在父母的城市，我只是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个城市，我姑且叫它海市吧。在海市，我没能买上像样的房子，我们暂时还住在缪琴的父母家。她父母说，这样很好，因为他们接受不了独养女儿出嫁的现实。出嫁而不出门，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
按缪琴的脾性，她会选择中间一档的喜糖，不是很贵，分量却不少。缪琴是做事从不喜欢走极端的人，这样的人常常带给我安全感。我想，她应该中规中矩，恪守妇道，和我一起带大孩子。我们会有一个不怎么富裕却足够安稳的家庭。
我回家是和父母商量喜筵，两地都得摆酒席，大致摆几桌，请哪些亲戚朋友，是在饭店举行还是自己家，具体哪些菜蔬，都要仔细考虑清楚。
到家已是傍晚，天色有些麻麻灰，只有西天涂抹着一片彤红的云彩，晚霞很快就会落到对街小区新造的高楼后面去。三个多小时车程，从汽车站下车，坐公交往家里赶，一路转两趟车，还需一个半小时。骨头缝里都觉得疲乏，虽说做导游，三天两头都在外跑，但回一趟家，依然让我感觉很累。
很久未回家了，去年，因为带团去漠河这样偏远的地方，我没回家过年。整整一年没给家里挂电话。我以为彻底忘记了家的存在，可是，当我坐上长途往家赶的片刻，忽然意识轮回，原来潜意识里，我是这样想念家，想念父亲母亲。那时候，我想，很快就要到家了吧。可是，没想花了这么多时间。
踏进小区的大门，我就见到了父亲母亲。他们正散步出来，路过这里。我的母亲，穿着她自己做的棉布睡衣和长裤，长发披肩，体态丰腴地依在父亲身边；父亲个子不高，与母亲差不多，母亲的手臂自然地挽着他的胳膊。他的脸色不太好，也许抽烟喝酒的缘故，面容暗淡，黄中带黑。他和母亲看上去仍旧那样恩爱。
他们看到我，先是显得意外而惊讶，继而满脸喜悦，母亲赶忙走上前来帮我提礼物。“回来就好，不用买东西！你在外面花销大，要照顾好自己。”母亲拍着我的肩膀，就像小时候，我发烧了，她会摸着我的额头，喂我糖水一样。
走入樟树林，西边的晚霞就要完全褪去了。一年多未见，我忽然觉得这幢楼房苍老了许多。墙面攀附着的爬山虎，不知怎么，有的地方大面积干枯了，二单元底楼翠锦阿婆在厨房外面空地上种的南瓜藤，和丛生的野草缠绕在一起，快要蔓延到水泥路面上来了。一株野生的桃树和一棵桂花树毫无理由地长到一块。窗户外面，破塑料片底下堆着坛坛罐罐，还有一辆生锈的自行车，一个破败废弃的婴儿车。这是翠锦阿婆的习惯，她走到哪里都会把垃圾捡到哪里，往家里一扔，床铺底下、院子里、箱子上到天花板之间的空处，都塞满了这些用不着然而在她眼里很珍贵的垃圾。直到有一天，她不知怎的，认识了一帮学佛的老太婆，因为家里要放观音等菩萨，菩萨们都喜欢干净，她这才把东西清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小区垃圾箱附近都堆满了翠锦阿婆家收拾出来的垃圾。自那以后，翠锦阿婆一头钻人菩萨的世界，一天到晚，不是在寺庙里念经，就在家里念经，很少关注外面的世界了，自然也很少关心窗外的南瓜藤了，很少关心邻居家的事情了。
我走过二单元门口，从敞开的厨房望了一眼翠锦阿婆家，没有她的人影。母亲说，一定是和学佛的老太婆出门聚会去了，她们每天傍晚都有聚会。
再过去就是我们家了。在单元门左右两边的空地上，母亲将泥地拾掇得整整齐齐，上面种了青菜和葱蒜。窗户下面，有一个大大的水缸，一把铝制的水勺就搁在木盖上，一边是搭好的洗衣台，水泥浇砌得整整齐齐。窗户上方，支起了绿色的篷盖，无论是大太阳的炎热日子还是冬日的冷雨天气，母亲都能站在篷盖下，好好地拾掇家务。靠我家家门的楼梯下面，用铝合金栅栏围出了一个小空间，用来晾晒衣服，停放父母亲的铃木电瓶车。
家里是四年前装修的，地面、墙面和家具都还是新的。我的房间也装修过了。窗户上的铁栅栏不见了，代之以白色的塑钢窗户。以前窗户前有块镶花边的墨绿色窗帘，金丝绒的。母亲说，金丝绒很流行。她在市场上淘来的花布，自己用缝纫机踩的。尽管我不是太喜欢金丝绒，不是太喜欢墨绿色，但是，也许因为那是母亲喜欢的，而我们家里，每一个角落，甚至父亲和我，都被母亲的气息所包围和笼罩。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母亲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随时随处都能叫人感觉到温馨舒适的味道。
窗帘换成了垂地的米色软布。写字桌也是新的，以前从学校里买下来的旧课桌被扔在院子里，用来放花钵。简洁的木头椅子换成了带靠背的皮椅。两头木格子的板床换成了席梦思的双人床。还有一个四门的大衣橱。就像一个普通的旅店。
我以前的书、本子、作业、笔记，以及毕业后我收藏的几个抽屉的影碟和乐碟，都被清空了。母亲说，叫一个收破烂的大叔带走了，卖了五十多块钱。还有我和惠芬涂鸦的一面墙壁也被刷白了。也许，母亲做得对，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我要和它告别，和以前的在这个屋子里的所有光阴告别，和从前的那个我告别。
我将成为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这很好。所以，这真的很好。
你，你们，怎样解决人生的疼痛呢？那些镶嵌在肉身里的丝丝缕缕的神经，有一天，它们纠结在一起，向神经末梢传达出一阵阵痛楚，遍体鳞伤，撕心裂肺。这时候，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我通常会想这个问题，当人们匆匆从我身边经过，我很想拉住其中的某位，把他邀请到路的一边，某个角落，问问他这个问题。或者，当结束一天的疲惫，回到家里，走进自己的房间，在窗前的写字桌前坐下，想象隔壁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他们从围墙前走过，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或者交谈的声音。这时，我仿佛看到自己从容地走了出去，加入他们的队伍，和他们并排站在一起。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你，你们，怎样处理人生的疼痛呢？
但是，这句话盘桓在我的心头多少年了，以至于我对着房间窗户沉思默想的时候，它就会不知不觉地溜出来，滞留在我的嘴唇上，像夏日傍晚采摘下来的一朵玫红色的小喇叭花。我听到那个声音，从很深的心灵井田深处冒上来，悄悄抵达耳朵，我又听到自己沉重的叹息。
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直到某一天，我突然彻底领悟。我的人生，就是与这个问题相伴的人生，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它就时刻陪伴着我。我曾经以为，也许我这一生都没法解答这个问题，不过，还算幸运，有一天，我终于领悟到了。
我还能记起它产生的那会儿，我只有九岁，刚上二年级。那时的我一头浓密的头发，个子不高，不胖也不瘦。是父亲接送我去学校的，早晨和傍晚，我都能坐在他高大的自行车后面。有时候，我也希望他能让我坐在前面，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遇到行人或路堵的情况，我就可以帮他按响车铃，一直觉得，那清脆的声音很好听。其实，我是想坐在父亲的怀里。我的屁股挨在横杆上，他的双手按在车把上，身体向前倾倒下来，贴住我的后背，这让我感到温暖。我喜欢他打开的夹克里面洗干净的旧衬衣上散发出来的体味，这是熟悉的父亲的味道。他的嘴巴凑近我后脑勺的时候，我还能闻出淡淡的烟卷味。喜欢父亲抽烟的样子，这让我感到男子气概。
一般，我更喜欢早上出门的父亲。他睡眠很好，夜晚总能听到隆隆的鼾声，早晨起来显得精神饱满。洗完脸，有时候他也刮刮胡子。
傍晚，父亲来接我，就显得稍稍疲惫，应该是工作忙吧。我坐在后座上，看他踩车的身影，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他的背要略微驼一些。但是，和早上相比，他的心情显得更愉快。大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可以回家休息了吧。有时候，他会吹哨子，响亮的哨子穿梭在空气里，使我感到无比舒心快乐。我通常从后座伸出两臂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
我们的学校在小区西南方向，隔着两条街道。学校操场外是水泥和铁栅相隔而围成的有弧度的墙，每年的春季，围墙上都爬满了金黄色的迎春花和玫瑰红的蔷薇。操场四周，种着疏疏落落的自玉兰。秋天的时候，树叶落尽，玉兰洁自的花朵就像华灯初上一般点燃在枝条上。这是我喜欢的季节。我一直觉得，和父亲骑着自行车从花墙边穿行而过的薄暮时分，是我人生最值得珍藏的快乐时光。
走出校园，就是小区的居民楼了。都是七八十年代的建筑。普通的六七层高的水泥楼房。那时候，这些楼房看上去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陈旧，它们不新也不老，墙上虽然长满爬山虎，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绿色爬满整幢楼房，直至屋顶。我记得爬山虎的绿叶是清新的，那种绿，含有翠色，鲜亮逼眼。因为小区外马路上还没有造起高架桥，所以，叶片上也没有灰尘，不像今天的爬山虎，显得凝重而苍老。
是的，那时候，我们骑过马路，无论早晨还是傍晚，天晴的日子，都能晒到阳光。阳光或者照在我们的头发、肩膀、前额，或者晒在我们的后背。立交桥还未建造起来，我们头顶的阳光还没有被挡住。
穿过马路，是另一个小区。我的许多同学都住在这个小区里。余起黄就在二幢三单元，我去他家玩过，他爸爸在小区菜场里卖甲鱼。他这个奇怪的名字是算命先生取的。余起黄说，大概原来叫“余起煌”，因为命里缺火，可是最后一个字太难写了，所以，在幼儿园，他爸爸就让他改了。我和余起黄并不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在班上一直充当大哥。他肯关照我，是因为我做作业的速度飞快，而且，我不会像其他成绩好的同学一样，需要礼物交换，才肯交出自己做好的作业以供他们抄袭。一年级的暑假作业，有一大半，是我替他做的，尽管我的字体跟他完全不一样，但是，中间的部分，也许老师没有充足的耐心仔细看。他的爸妈白天都不在家，我在他家做完作业，就一起到马路对面的游戏机房里打几个小时的游戏，然后回家。我在班上没有其他朋友，和余起黄在一起，有一个好处，我的个头虽然小，但不至于受人欺负。余起黄总是有一群朋友出没在身前身后，他们都跑步勇猛，嗓门奇大，都是菜场摊贩或者街道两边小店人家的孩子。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本地人，他们大多是外来户。父亲在郊区一家工厂工作，我曾经去过他工作的车间，是生产一些铝制品。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样的工厂有无前途，印象中，车间敞亮，一件件产品看上去都那么亮堂堂，簇簇新，就觉得爸爸真厉害。我母亲是一个裁缝，从小到大，我都穿她做的衣服。还有父亲的衬衫、西裤等都是母亲做的。我喜欢母亲。
穿过这个社区中间并不宽敞的马路，以及下一个十字路口，再向北拐大约三百米，就能见到我们小区的大门。小区有个革命的名字，叫作“朝阳小区”，我就读的学校就叫朝阳小学。朝阳小区大门旁边是一个传达室，有大铁门和小铁门两扇。除了早晨和下午高峰时期，一般只开小门。父亲驮着我经过大门的时候，传达室的王保安总会跟父亲打个招呼。有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出门散步路过，保安也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我觉得父母亲的人际关系不错，他们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