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太子之位失而复得的人生波澜后，有鉴于其父朱祁镇制造了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冤狱的教训，朱见深继位之后下令平反昭雪，并在朝廷提倡上下团结。他画有《一团和气图》，以虎溪三笑的典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朱见深用二十三年的时光来给他的朝政描画写真，在写真集里面，他画了有恋母癖的自己，画了西厂特务、宦官弄权、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他画了一幅群丑混乱朝政图。
太子之位失而复得
瓦剌是西部蒙古民族，瓦剌先世为“斡亦剌惕”，居住于叶尼塞河上游八河地区。
明成祖朱棣曾统兵北征西部蒙古，与瓦剌人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大战，打得统帅马哈木大败。
1449年（正统十四年），瓦剌部落的头领也先，借口出兵，大举进攻大同、宣府、辽东、甘肃一代，势如破竹，声势浩大。
好多年没有战争了，好不容易出了这么样的大事件，朱祁镇的心痒痒的。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他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执意亲征。于是，按照皇太后的旨意，两岁的朱见浚被立为皇太子。
建功心切的朱祁镇被也先设计诱骗到了大同，破其前锋，大败在土木堡，朱祁镇被活捉，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
为免瓦剌借皇帝的名义骗开关防，更为了避免国无皇帝，于谦等大臣与皇太后商议后，决定拥立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是，朱祁钰登基，改元景泰。
人家立了新皇帝，手中的朱祁镇没有价值了，瓦剌的阴谋破产，大怒之下攻打北京。京城守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顽强抵挡住瓦剌的攻势。直到各地勤王部队接连赶到，瓦剌才无奈退兵。
想到哥哥要回来了，朱祁钰心里不踏实，装样子跟朝臣表示自己想退位：“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
于谦从容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朱祁钰四周看看，说：“从汝，从汝。”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
朱祁钰不断派出使者李实、杨善等人到也先部，请归上皇。
到了1450年（景泰元年）八月，又遣人前往，去讨要回太上皇朱祁镇。
也先看到被俘一年左右的朱祁镇，表现得老老实实，认为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放了他。
朱祁镇被接了回来，性命得以保全。朱祁钰正在当皇帝开心得不得了，哪里会把皇帝的位置还给哥哥呢？舍不得宝座，舍得了哥哥！他把哥哥朱祁镇软禁在南宫看守，整整七年时光，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
景泰帝既然软禁了哥哥，当然也不允许侄子当皇太子。还在1452年（景泰三年），皇太子朱见浚就被废为沂王。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朱见济在第二年就夭折了，被追封为怀献太子。这段时期，没有太子了。
1456年（景泰七年）正月，朱祁钰病重不治，奄奄一息。
大臣石亨、徐有贞一看风向不对了，就密谋叛变。他们率领兵将撞开被封闭紧锁的南宫大门，把朱祁镇给迎接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朱祁镇抬到了皇帝的宝座上面，重新披上龙袍。朱祁镇复位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夺门之变”。
既而，朱祁镇的原太子朱见浚重新被立为皇太子，并改名为朱见深。
虽然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失而复得，然而，由于幼年卷入皇位之争，他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竟然落下个口吃的毛病，越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
朱祁镇重新夺回皇位，大肆封赏“夺门之变”的功臣，并且以谋逆为名，处死了忠臣兵部尚书于谦，使得曹吉祥为首的宦官逐渐得势抬头。
待到朱见深登基后，他重用李贤、彭时、商辂等贤能大臣，采取了一系列平反措施。朱见深先为于谦平反昭雪，还恢复于谦儿子的官职。另外，他以德报怨，把曾经废掉自己太子之位的叔叔朱祁钰追认为皇帝，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并且为他重修陵寝，获得了朝野一片称颂，个个赞许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君王。
经筵讲学一言不发
初开经筵，首讲老师是李贤，讲的是《大学》，而后是陈文，他讲的是《尚书·尧舜》。朱见深从小就喜欢读书，且聪慧，一点就透，不久，朱见深就可以倒背如流。
1464年（天顺八年）八月初二，朱见深继位后的第一次讲学，和他的前辈一样，还是在文华殿进行。
这次讲的是《通鉴》。他还是和太子经筵的时候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听讲官们唠唠叨叨地教导，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他就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愿意来文华殿的理由，不是他不愿意学习新东西，而是因为他对这一套教学方式很不感兴趣。
好不容易经筵结束了，皇帝赐宴。讲官们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兴致勃勃地议论经筵上讲的内容。可是，皇帝在心里，却不停地绞尽脑汁寻找托词，怎么样不会再开经筵。
但是，他很难办，因为后面有太后在喋喋不休地开导，外有内阁大臣坚持经筵的锲而不舍，内有司礼监太监的奴颜婢语。他被强制学习，所有的眼睛在盯牢他，逃学是逃不掉的了。
朱见深对大臣们安排的经筵讲学，竟然没有一点兴趣了。最后，黔驴技穷，他想不出来办法，就只能够采取一言不发的方式，来消极抵抗。从现在开始，他也不愿意接见大臣们了，嫌烦。
接下来的日子，是每天的日讲。朱见深慢慢地找理由逃学。夏天还好，冬天就不好了，正在暖暖的被窝里酣睡，寅时就被人叫起来上朝。上完朝还得去文华殿听讲官们唠叨。他的心里都是气。他很狡猾，顽固地消极抵抗。随便讲官讲什么，他都保持静默，既不提问题，也不表示理解了，有时候闭着眼睛，似睡非睡，讲官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这样的日子，一转眼就到了1470年（成化六年）。有位来自福建莆田的经筵展书官，名叫陈音，官职是翰林院编修，学问很高，还很重气节。每次开经筵，按照规定的老套路，他为皇帝展书，皇帝近在咫尺，但皇帝金口不开、爱听不听的表现，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有一天，出现了灾异天象，陈音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借题发挥了，上疏奏本：
养德之要，莫先于讲学；讲学之功，莫切于好问。今陛下虽日御经筵，然势分尊严，上下相隔，上虽有所疑而未尝问，下欲有所陈而不得尽。愿陛下退朝之余，择一二儒臣有学行者，引至便殿，从容赐座，有疑辄问，务使圣心涣然，如天开日皎，则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万民，而亿万载太平之业基于此矣。
抬头看看皇帝，朱见深还是老表情，不待见，经筵和日讲照样一言不发。
皇帝这个态度，讲官也没有办法，既不敢放松，又不敢放学散课。皇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讲官们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不坚持经筵，他们失职；坚持经筵，皇帝不搭理你。他们心里觉得皇帝已经无可救药了。
没有想到，突然间有一天，朱见深令这些饱学之士们刮目相看。事情是这样的——
转眼到了1473年（成化九年）二月，朱见深忽然间命翰林院的史官们考订《资治通鉴纲目》。这可把儒臣们喜坏了。原来，他们讲得口吐白沫，皇帝早已经是成竹在胸了，到底是皇帝，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深藏不露。
朱见深要求史官们把原来插在纲目之中的后来的儒生考证、考异全部删掉，另外附上宋朝大儒王逢的《集览》和尹起莘的《发明》。这个要求与见解，叫史官们惊呆了：这样的考订，不仅是看起来很方便，也保存了基本的参考资料。这件事，不仅翰林院的编修们叫好，皇帝本人也很得意。
翰林院很快就把新编的纲目送审。朱见深很高兴，一时兴起，还动手写了一个序言，这可叫翰林院的编修们喜出望外，皇帝的文笔功夫也是了不得的！印出来后，朱见深看到了厚厚的一叠，心中高兴，又命内阁成立一个班子，修《宋元续通鉴纲目》。
四年过去了，到了1477年（成化十三年），《宋元续通鉴纲目》修成，朱见深又作了一个序言。
1479年（成化十五年），翰林儒臣编辑《御制诗集成》凡四卷出版。
皇帝不开经筵，但是自己也用“证据”证明了他不是不学无术，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问大家。他下旨编书，劝人向学，给经筵老师们注入了强心剂。可是经筵老师们还是不甘心，他们抓住机会，还是做皇帝的工作，要他进一步重视经筵事宜，请他回来接受教育。不然，讲官们差不多快要失业了。
翰林院有一个编修，叫谢铎，他上了一道折子，借古讽今。他说：
是书（《通鉴纲目》）师法春秋，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陛下发自宸衷，重加考定，必将日御经筵。命儒臣讲论陈列，力求善恶兴亡之大者，以为劝惩。以实见于践履设施之际，以大起治道，不为文具故事，以备太平之美观也。夫宋神宗集是书而不能讲，理宗讲是书而不能用，故不免纷乱削弱而终不能复其祖宗之盛治。
这位谢铎列举了当时的种种弊端，措辞激烈，批评皇帝没有专心致志阅读《资治通鉴纲目》这样的好书，而且也没有组织大臣们认真地讨论这部书所提倡的治国安民的道理。朱见深看了以后，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扬，不理不睬，还是以往的态度，不发言，把奏疏发给有关部门就不管了。
经筵终于开讲了，他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创立西厂贻害社会
西厂是个非常典型的特务机构，这是朱见深的一项“创举”。这就要提到一个太监——汪直。
有一个叫李子龙的人，他在朝中培养了一些亲信，也很有威望。他专门研究旁门左道，制造了后宫里面出现的妖怪事件，每天晚上妖狐夜出闹事。太阳还没有落下，各个宫殿就大门紧锁，人心惶惶。1476年（成化十二年）七月，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助，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阴谋作乱造反，妄想篡位，被锦衣卫及时发现，将他擒拿伏法。
种种诡异迹象的出现，使朱见深非常恐慌。在李子龙事件的第二年，他命令宦官汪直在锦衣卫中间挑选缇骑，设立西缉事厂，也就是西厂。这是针对东厂而言的，地位在东厂之上，校尉人数也比东厂多一倍。西厂的权利比东厂大，专门为皇帝调查外面的大事小情，上到官僚贵族言行举止，下到黎民百姓的心声。
汪直，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朝四大权阉之一，瑶族人。明代土地兼并严重，最终流民暴乱横行。先后有荆襄刘千斤起义、广西少数民族起义等。1467年（成化三年），朱见深派襄城伯李瑾、尚书程信督师前去招讨。扫平大藤峡一战叛乱之后，俘虏了很多人，小孩子汪直就在其中。这些俘虏被带回京师后分给了各个王侯们，小太监汪直就被分配侍奉万贞儿万贵妃了。汪直从小就为人狡黠，可能是因为生平遭际，他很会看人的脸色，善长逢迎巴结，常年跟在万贵妃身边，极得万贵妃宠爱，进而也十分讨得皇帝欢心。皇帝对他信赖有加，多加提拔，他最得宠，从一个小小的太监升为七品御马监太监。
汪直人小鬼大，经常化妆，着布衣小帽，有时乘驴或骑骡子，穿梭往来在京城内外，市井之间，没有人怀疑他是贵妃与皇帝的耳目。侦查到的大政小事、街言巷语，林林总总，他都向皇帝汇报，得到了朱见深和万贵妃的信赖。
1477年（成化十三年），宪宗皇帝命汪直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灰场建立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西厂的权力非常大，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特务众多。西厂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俯首听命于汪直。至此，汪直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到来了。
西厂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汪直揽政期间，独掌西厂，爪牙遍布全国，任意罗织罪名，屡兴大狱，肆意横行。厮役之流的旗尉，就可以肆意凌辱大臣，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他们先后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他们。
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朱见深上疏，撤销西厂。在1477年（成化十三年）五月，朱见深在压力之下，万般无奈暂关西厂，汪直重回御马监。
但是，撤销西厂，万贵妃不甘心，她需要这个大特务，很重视这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在一个月之后，西厂再次重开，汪直依然是领导人。马上，商辂和项忠就被报复，先后被罢免。
西厂的这次恢复，直到1482年（成化十八年）汪直失宠以后才撤销。
汪直在统领西厂期间，宦官干政，嚣张跋扈。有人攻击他用刑残暴，有人说他不那么坏，很正直。有人说他结党营私，设置西厂残害忠。有人说他带兵打仗保卫了大明王朝的边境，为人大度。总之，大家对他一直褒贬不一，孰是孰非，各执一词。
史料记载，在1477年（成化十三年）二月，已故少保杨荣的曾孙、福建建宁卫指挥同知杨华和他的父亲杨泰，横行乡里，草菅人命，无恶不作，名声很臭。于是就有不畏权贵的人举报了。
杨华和杨泰消息灵通，很快就知道被人举报了，赶紧进京贿赂官员大臣。
没有想到，马上就有人报告了汪直。汪直就毫不留情将他们下狱到西厂，严刑拷问之下，他们供出了许多接受贿赂的大臣。朱见深听到了汪直的汇报，勃然大怒，就将杨氏几人和收受贿赂的大臣依法处置了。一时之间，大快人心，同时西厂“权宠赫奕，都人侧目”，威望上升。
西厂重开之后，朱见深更加重用汪直，1478年（成化十四年），就是在杨华和杨泰被处死的第二年，命汪直代天子巡查边关事务，还给了他“遇事可便宜行事”的特权。汪直的权利越来越大，皇帝对他恩宠日盛。
史料记载，汪直有军事天赋。成化一朝的北方御敌，都跟他有关。每当国家有战事，朱见深就命汪直带兵前往，这导致汪直的权力越来越大。
1478年（成化十四年），北方的建州女真部落开始屡犯边境，威胁到了明朝的统治。朱见深诏令汪直训边，汪直监管指挥九边兵马，前去征讨建州三卫，这一次作战，军队大获全胜凯旋。朱见深非常高兴，赏赐汪直加食米三十六石，后总督十二团营。
从汪直开始，明代禁军专掌于内臣。汪直的威势权倾天下，与万贵妃垄断朝纲。天下只识汪太监，只知万贵妃，不知道皇帝朱见深。
1479年（成化十五年），鞑靼派军侵占了河套。朱见深马上令汪直监军，兵部尚书王越提督军务，保国公朱永为总兵前去御虏。汪直在这场战役中再次表现了他卓绝的军事才能，与王越率领精兵夜袭鞑靼军营，明军获大胜。
1480年（成化十六年），鞑靼军再次骚扰边境，汪直派兵追杀，再次获得胜利。
朱见深大喜，想要给汪直论大功行赏，可是宦官无官可升，只能加食米，宪宗皇帝便给汪直一下子加了三百石，明朝规定是二十石为一个品阶，赏赐三百石可谓开创了大明王朝的记录。
1481年（成化十七年），宪宗任命汪直为大同镇守太监，而召还京营官兵。朱见深下旨废置西厂。
1482年（成化十八年）五月，汪直上奏，左参将卢钦、右监丞杨雄等人不能御虏，以致敌寇多次入境杀掠人畜，又隐匿不报，论法当究问，并自劾不能节制之罪。
朱见深诏命将卢钦、杨雄一起执来京师，汪直误事，暂记其罪。
此时，朝中众多官员早已对汪直的嚣张跋扈有所不满，人人自危，不知道何时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便纷纷上书弹劾汪直。
朱见深大怒，撤销西厂，把汪直发配到南京御马监种菜自食其力。不久，汪直病死。
后来的武宗皇帝朱厚照，也就是朱见深的孙子，效仿其做法，不但重建西厂，还增设了内行厂。
一项功绩三大弊政
朱见深有一个值得一说的政绩：安置荆襄流民。
荆襄地区群山环绕，地处湖广、陕西、河南交界处，在元、明时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
成化年间朱见深对流民的重视和安置，是因刘通、石龙起义而起。朝廷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朱见深任命原杰来安抚流民，并设置了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又设置了郧阳巡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成化一朝中，弊政甚多，其中为害较大而且对明代后来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西厂、皇庄和传奉官三事。
第一件就是前面提到的西厂，被朱见深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特务的侦察范围，从都城遍及南北边腹各地。
明代的皇帝实际上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使用识字的宦官，并委以重任。
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宦官的数目已经突破了一万人，宦官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对于朝廷和士大夫的威胁是次要的，真正对士大夫构成威胁的是宦官乱政。典型的，当属汪直与梁芳。他们借万贵妃修建寺庙的名义，大敛民财，一面贡献给万贵妃，一面自己揣进腰包。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成化一朝的第二大弊政——皇庄。
除了西厂，建立“皇庄”也算是朱见深的“功劳”。皇庄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
1464年（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其实，还是在仁宗朱高炽当皇帝的时候，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朱见深不过是把“皇庄”名正言顺了：皇庄，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皇子封地的田地，不算是皇庄。
皇庄的设立，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朱见深的皇庄，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到1489年（弘治二年），他的儿子孝宗朱佑樘的时候，京畿内的皇庄已经有五处，面积近一万三千顷。
到了朱见深的孙子，也就是朱佑樘的独子，即武宗朱厚照时，他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七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十年内使皇庄的面积达到三万七千多顷。
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也就有了王田、官庄。据说，到1502年（弘治十五年），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
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
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是统一的。宦官带着一群旗校兵痞，再豢养着一帮无赖打手，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所以，嘉靖初年曾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与民争富，毁坏了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第三件发明“传奉官”是朱见深的另外一项“功绩”。
《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
1464年（天顺八年）二月，即位不到一个月的朱见深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
“传奉官”是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这一举措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万贵妃敛财的愿望，却败坏了吏治。
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传奉官随时可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朱见深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传奉官泛滥成灾。掌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
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等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佞幸之人，经常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来谋得一官半职。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在万贵妃病死八个月以后，朱见深也悲伤离世。他的任期内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算比较平稳。但是，他所管理的朝政极其秽乱，弊政横生，危机四伏，为后世留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