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和麻将，是我喜欢的两样东西。与围棋结缘已历时40年以上，与麻将相伴也有20多年了。
围棋的发蒙老师是哥哥，在“****”中休学的日子里，遁入手谈的世界，该让我少惹了不少的是非吧。而初窥围棋的堂奥，却是在结识了少年宫的沈之华老师之后。相比沈老师给我的二次启蒙，哥哥给我的“发蒙”，只能算是“发懵”了。沈老师的最好成绩是获得过北京市业余比赛冠军，他的棋艺虽未臻上佳，在围棋教学上却颇具匠心。较早的国手如程晓流和谭炎武、较晚的如孔捷等，都师从过他。我因为才具与志趣的关系，没有追随他精研围棋，然而也在他那里转变了对围棋的认识：初时只看到棋盘上铁马金戈的杀伐之气，稍后渐能看出，貌似又冷又硬的棋子，落在盘上就会呈现出人性化的丰富表情；进而从研习技巧深入到品味境界。学棋的受益之外，在80年代围棋热的那段日子，我先后赶译过多种围棋书籍，其原著就有从沈老师那里借得的。在我眼里更有价值的，是他赠我的几册上世纪40年代的《棋道》杂志，从中我发现了吴清源署名的《我对“围棋四则”的认识》，此文对吴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立场提供了文献依据，有助于澄清这个由来已久的、在棋界内外争论不休的话题。
围棋经历上有一件说来遗憾的事，那是我服务过的出版社曾委我编辑一部《围棋百科全书》，说是编辑，实则从框架设计到组稿，从编写到翻译材料，从制图到拉赞助，样样都要亲力亲为。社里所做的，是疏通关系请到方毅副总理题词，方毅爽快地写了大条幅，录北宋郑侠的诗句：“数奇藏日月，机发动乾坤。”他又转请金明、陈祖德予以协助，在他们的安排下，我接触过一些当时的棋界闻人、棋史学者，也接触过支持围棋发展的企业家如应昌期等。可惜这项原本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最终因为社方另有打算而半途而废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但岁月不能消磨我的抱愧之情，至今仍无颜面对我所“游说”过的诸人。而方毅、赵之云、应昌期已先后故去，思之黯然。
麻将是80年代中期接触的，那时我在外贸公司，是随几个出版社的朋友一起玩起来的。初时我们打“国麻将”，其番种名色古雅可爱，如“国士无双”、“九莲宝灯”等，规则与后来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国标麻将相仿；稍后改打日本麻将，它要算番还要计分，规则较谨严也较烦琐，我用过一句话抱怨说，“中国规则是告诉你怎样可以和牌，日本规则是告诉你怎样不能和牌”；记不得经过了几年，最终众人齐齐烦了日本规则，干脆改成打“推倒和”式的大众麻将了。直到现在，牌桌上只要有人提起，大家便会共同回味这个由简到繁，由繁归简的过程。这么多年过来，我先从外贸公司转进了出版行，而后又离开，那些朋友有的反倒从出版行转去了公司，有的更已经退休，然而他们仍是我搓麻圈子的基本成员。想提一句的是，他们里面差不多也都是和我一样，是麻将和围棋两手都来得的，聚会常有一桌麻将一局围棋的时候。频率或数周或数月不定，大家每次都是其乐融融，虽然有时也会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太耗费时间，却也没有谁表露过要戒除的意思，到现在大家先后进入天命之年，对自身也就多了些放任，一手麻将一手围棋，堪比东坡居士的“左牵黄，右擎苍”，不亦乐乎？
相比围棋，麻将所受非议不少，声誉较差地位又低。可二者不都是游戏么？或许是围棋出现较早，没有危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而麻将出现较晚，在它之后的古代中国，就没有世所公认的科技发明了，于是归罪于它；或许，另有我没有想到的原因。胡适先生曾经板起面孔，将麻将列为在鸦片、八股、小脚之后的国中四害，幸有梁实秋先生留下散文告诉我们，心忧社稷的梁启超先生，也说过“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话，能诗能文的徐志摩先生，则是“牌去如风”的好手，甚而领袖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本人，其实也“偶然喜欢摸几圈”，这些记录让我们在搓麻时能比较安心，减少些负疚感。此外还应该不失时机地举出一个不好麻将然而好赌的例子，也算为麻将分辩一句，那个例子是大作家林语堂。
出于对围棋的喜欢，我翻译过一些相关的技术专著，写过一些介绍、探究它的小文。多年前尝作咏棋小诗一首：“纸上说黑白，枰边论是非。方圆得我意，块垒化劫灰。”近年来麻将给我的欢乐似乎更多，这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所谓不足向外人道吧，也因它“创作”过一只灯谜，未曾示人倒也未曾忘记，那谜面是“打厶鸡和厶鸡（卷帘格，戏剧名一）”，为免一览无余，谜底用汉语拼音读为“fenghuanchao”。
围棋和麻将都消磨过我不少的时间，那是我无法向它们追回的，就如它们也无法向我追回我从它们得到的快乐。棋局虽小，能为人提供思想驰骋的无垠空间，牌戏虽简，能为人提供周而复始的生活希冀，其中徜徉在古老文明之中的诗意和浪漫，有情人自能领略。境由心造，物由人遣。围棋就是围棋，未必高雅；麻将就是麻将，未必庸俗；我就是我，清浊何必归于游戏？我不能知道未来生命的长度，但是我想把握未来生活的质量，我知道这种把握，无关乎对围棋或麻将的亲疏。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