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今村与志雄
鲁迅和日本文学的深厚关系，在今天是毋庸置疑了。鲁迅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学医学，学文学，也可以说，他是在日本转向文学，立意献身文学的。他曾将日语作为与德语并用的、而且更重要的吸取知识的手段。他在文学、美术、电影理论、教育论、社会评论、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启蒙活动，多所借助于日文著译的书籍，并且用日文写作，投稿到日本的文艺杂志，他生前有许多日本朋友，也是人所共知的。因而，推想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实际上就有中国的批评家持这种看法，认为鲁迅最初作为作家发表作品的时候，其风格是自然主义的，而这种自然主义的手法，来自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创造社活跃的批评家成仿吾，即是持这种见解的人。据与鲁迅同为留日学生出身，年轻气盛的批评家看来，以《阿Q正传》为代表，收入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各篇作品，大部分是运用自然主义派作家的所谓“记录”手法，摘出人生的消极面，对世情作出离奇而且病态的描绘的作品。作家鲁迅的世界观，是悲观主义的，这是滞留日本时所学的医学和自然科学对作者精神的毒害。
本来，以成仿吾及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是为了抗衡当时职业作家的组织文学研究会而建立的。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茅盾，提倡左拉式的自然主义，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由于反对自然主义，强调本身的艺术至上主义，而另立派别奉行自己的主张。考虑到鲁迅在文坛上的立场与文学研究会诸成员接近，于是便说鲁迅的小说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虽然承认作品本身的历史意义，却断言它的使命已经完结。恐怕只好认为，成仿吾的这种论调中，是含有“憎僧憎及袈裟”的感情因素。
可是在当时，认为鲁迅是自然主义的写实派作家这一看法本身，则无论是自然主义派，或是反自然主义派，都是默认的。因此成仿吾的否定见解，后来也为无产阶级文学派原封接受了，1928年间，普洛文学家对鲁迅的围攻，就是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形成了否定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基调。
然而，认为鲁迅师承了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的说法，实际是成问题的。鲁迅之留学日本，从1902年至1909年，前后历时8年，据本人述怀，确凿地立志从事文学，是在1906年。1904年8月到1906年，他在仙台学医，此外，不算暂时的归国时期，都是在东京度过的。藤村的《破戒》出版是1906年，花袋的《棉被》发表于1907年，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和鲁迅的留学时期倒是符合的。
可是，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留学，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过这样的回忆：
（豫才）对于日本文学，当时全然不曾注目，对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等，大体只重视他们的评论和翻译。可是，因为夏目漱石以俳谐小说（用写作俳句手法写作的小说。译注）《我是猫》闻名，一有他的单行本出版，豫才就一一买了来读，每天还热心地阅读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的《虞美人草》。不过从开始就没有注意岛崎藤村等人作品的倾向，在自然主义的全盛时代，也只是将田山花袋的《棉被》一览辄止，似乎不大发生兴趣。后来豫才所作的小说虽说不似漱石的风格，可是那种寓于嘲笑和讽刺的轻妙笔致，确实是受漱石相当影响的，深刻而庄重，则来自果戈里和显克微支。
在战后也有这样的记录，即使重复，也还是在此不惮烦地引用一下。
（豫才）有两、三年住在没有一个中国人的仙台，和日本学生共同生活，所以他的日语程度是相当好的。可是，他对日本文学毫无兴趣，只称许夏目漱石，从漱石的小说《我是猫》、《漾虚集》、《鹑笼》、《永日小品》，乃至枯燥无味的《文学论》，全部买了来。为了读漱石的新作《虞美人草》而去购读《朝日新闻》；后来出版了单行本，又买来一册。漱石之外，他注意的是以翻译俄国小说为主的长谷川二叶亭，和介绍南欧文学的上田敏博士。听说这两人的创作《平凡》、《漩涡》发表，他就每天在报上读这两篇连载小说，可实际上，他有兴趣的是作家而不是作品，所以没买这种单行本。
由此可见，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他对日本文学（广义的范畴），始终是注重其介绍世界文学的媒介作用，极言之，只在注重日本文学的利用价值。
晚年，在1934年致唐弢的书简中，他指出，日本与中国，是世界上翻译世界文学最多的两个国家。并在这种意义上确认了学习日语的必要性。再也找不出像他那样有心地利用日译作品的人了。可是，对年轻而有志于文学者的提问，他却以日本文学中并无可以师法的作者告之，对于日本文学本身只给予消极的评价。其理由，正如增田涉所指出的一样，清楚地表现在给他的信中。鲁迅述说过对野口米次郎和长与善郎所写的会见记的不满：“我认为日本和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处境和生活”不同。像鲁迅那么清醒地观察“处境和生活”的文学家恐怕不多吧？他在世界文学中，特别致力于斯拉夫体系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不是从政治或功利出发的工作，而是有感于同样处于危困的民族，出于同志互助的亲切感所做的事。也可以进一步说，他本身潜有存在主义或者是超现实主义的气质。鲁迅喜欢尼采，喜欢迦尔洵、安德列夫也是这方面的表现。这里，与“处境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个性的选择，对世界文学固不待言，对理解一切问题都是起作用的。鲁迅晚年，在论及陀思妥也夫斯基时这样说过：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品，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也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也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高尔基反复地批判过陀思妥也夫斯基，不仅是因为“文艺政策”，更应视作是从文学家的诚实出发，战胜了自己的结果。用鲁迅的话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在他心目中是“冷酷阴森”的存在。以至鲁迅在他最爱的青年友人死去之际，也自然地想起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及但丁的《地狱》篇（这一篇同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生命的路》里，鲁迅阐发了进化论的进步思想，最后举出这样的话，“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身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原作在这里误引为：“在一省一国一种的人看来，就更不算什么。”现从鲁迅原文。译注）。又举出说，“这是自然的话，不是人们的话。”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鲁迅认为两种意见都有理由存在。鲁迅不单纯是进化论者，也不是通常所见的个人主义者，秘密也就在这里。个人不脱离整体，可是把令人完全当作整体的工具，也意味着对整体的否定。鲁迅主张论事不脱离“环境和生活”，他处身于有名无实的民国，同样感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受过的沙皇时代的那种重压。这是理解问题的关键。但丁由维吉留斯的指引看见了地狱，而陀思妥也夫斯基和鲁迅，也都分别看见了地狱，他们都具有维吉留斯式的、洞察世事的慧眼。
从这层意义上，鲁迅对日本文学持消极的态度。
中国文学家对于日本文学的观察，不用说有许多疏漏之处，使人意外的是，却能说中日本文学（文化）的薄弱性和不成熟性。在此，应该听听鲁迅先生的胞弟，有研究日本文学第一人之称的周作人先生的意见。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以《日本三十年间小说的发展》为题进行了讲演。他修正了一般流行的“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所出”的日本文化观，确立了应承认日本文化是“创造性的模仿”之说，并以对日本文化发展道路的考证，作为新主张的依据。随后，试与中国文化界的状况做了比较。他做这次讲演，是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尚未发表，文学革命仅在提倡，还没有出现实际作品的时候。
这篇讲演，以我国大正七年（1918）的情形视之，是一部富于创见和启发性的、提纲挈领的日本文学小史。据周作人论述：
明治初年的旧小说和政治小说支配时期以后，明治十九年（1886）刊行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当代书生气质》，这是近代文学的诞生。接着，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二叶亭四迷创始了文言一致的新文体。他的作品，属于“为人生而艺术”一派，摆脱了某些作家的游戏态度，这是二叶亭四迷的巨大特色，给了后世以强烈影响。
周作人追溯二叶亭所引导的这股“为人生而艺术”的潮流，从它的消长描绘出了文学史的轮廓。二叶亭的为人生而艺术派，曾为砚友社等“为艺术而艺术派”压倒，但又为北村透谷等的《文学界》派所继承。特别是北村，使文学和人生的关联更其密切起来。以日中战争（日清战争）为分水岭，国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加深了。连砚友社也有不同气象，譬如泉镜花及川上眉山等人，就写出了有见解的问题小说（也称作观念小说或倾向小说。译注），后又进一步出现了广津柳浪等的悲惨小说（也称深刻小说。译注）。砚友社的艺术派，逐渐接近了人生问题。而樋口一叶正是身为砚友社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上获得了“为人生而艺术”的高度评价的一人。
文学和社会的接触发展到这时，仍然缺少切实的力量。从这种不足中，产生了内田鲁庵等人的社会小说一脉。
砚友社的写实派，到小杉天外才是有意识地模仿左拉。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是由永井荷风移植到日本文学中来的。日俄战争之后，迎来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领导潮流的文学家，是国木田独步。独步与一叶同是先驱者。
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受左拉、莫泊桑派的强烈影响，继承了他们的特征。但是由于偏重客观而忽略主观，则流于宿命论，带有厌世的倾向，陷入于绝望。
和这种自然主义对立的，是主张“余裕文学”的漱石，鸥外亦属于这一派。周作人例举鸥外的《游戏》，指出了其中虚无主义的倾向。
最后，作为对自然主义的抗衡，例举了新主观主义的抬头。享乐主义是它的一支。永井荷风在此派中最为著名。他原来是纯粹的自然主义派，但后来因对现代文明不满转向了消极的享乐主义。新主观主义的另一支是理想主义，这一派肯定人生，确定理想，欲以本身的自由意志改造生活，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白桦》派是其代表。
以上，是周作人的日本近代文学史史观。显而易见，他是将为人而艺术奉为正宗的。比如，露伴就因此没有取得高度评价。露伴和透谷同样是有主观倾向的文学家，但因为对人生的观念问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没有得到承认。
可是，周作人对所谓“余裕文学”、“游戏文学”的作家漱石和鸥外，对所谓“虚无主义的倾向”，明显寄予好感。这可以说是和乃兄鲁迅的共同之处──鲁迅曾将《游戏》译成中文。上述的话有些离题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周作人反对茅盾等人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以及鲁迅没有成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这两件有微妙差异的事有说明作用。
茅盾关于写实主义的理论，简单地说，是以左拉式的自然主义追求托尔斯泰式的理想，进而考察国家权力、政治制度的实态。这和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成为鲜明的对照。1919年周作人访问日向新村时，发表了如下的旅日感想：
“日本思想界的状况，似乎比中国更有希望。民主主义的思想，比民主的中国更为人们接受和宣扬，对本国的短处的认识，也比我们更清楚……可是由于日本五十年来的德意志式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已经面目全非。而中国，除去历史的因袭而外，在制度和教育上，几乎没有进行丝毫新的建设，尽管没有得到维新之利，却也没有筑成任何的障碍，一旦进行改革，可望彻底成功。”也就是说，日本的新建设是西方的仿制品，而中国暂时还是废墟。在建设真正完善的新建筑时，说不定比之改选西方的仿制品更能收到全功。
这是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之不彻底性洞幽烛隐的批评。鲁迅也是如此考虑的吧。他用日文写作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其中回忆说，“正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可是他留学的弘文学院的学监大久保先生却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水（东京的地名。译注）的孔庙里去行礼吧”，使鲁迅“一时觉得很奇怪”。
前文叙述过鲁迅对漱石的喜爱，可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鲁迅接受的影响，至多限于行文措词方面，从周作人的证言说来，理论上确实如此。
但是，我却很关注鲁迅对漱石作品的执着态度。比如，周作人就说，鲁迅翻译的日本小说中，以漱石的《克莱喀先生》之译为最佳。鲁迅留学日本时，在本国留学生中是孤独的。单身一人在仙台学医时，受到日本学生的轻蔑和侮辱，生活自然是无乐趣可言。这时藤野先生给了他人道主义的待遇。在鲁迅作品《藤野先生》中，藤野的形象带有伦勃朗绘画的色调。子规曾说，漱石在伦敦，受公寓里悍妇的虐待，栖身于“二房东”的一间陋室，每天惨淡无告地度日。漱石每周一次地去克莱喀先生家听课，他在那位爱尔兰籍的莎士比亚学者身上，感受到人的温暖。这一点鲁迅读来也是感同身受的吧。
读森田草平的随笔，知道漱石作过“荒岛独居何凄凉”的俳句，漱石对斯威夫特的理解，就是由异乎寻常的同感──“同病相怜的痛切感受“支配的；用同样的话说，鲁迅对漱石的经历，也持有同病相怜的感受。两人由于各自的秉赋，都为尼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魅力感染，也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今天，漱石被附上了德国教养小说（指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译注）主人公式的解释，成了矫装粉饰的样子。鲁迅热爱的，是另一漱石，那是没有得到后来的日本文学继承的、平民风格的、脱俗而不避俗的漱石。
鲁迅和漱石，存在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鲁迅热爱漱石，也是这个缘故。
鲁迅的言论，经常出自经验，击中要害，他是彻底的实践论者。当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不断出现中途“转向”的文学家之际，他不是做表面性的认识，而是对照中国文学家所处的环境，依据对政府压力的分析把握问题。他晚年用日语写作的文章，作为剖析中国的病根的手术刀，也剖析了日本的病根。可惜没有引起日本读者的共鸣。比如，鲁迅去世时，小林秀雄评论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在我国的文坛，产生鲁迅已非其时，而产生纪德为时尚早。”作为当时的实感而发的话，这个警句是成立的，在今天也还站得住脚。
然而在此处，鲁迅最讨厌的孔子雍容的话──“毋友不如己者”，已作为观念形态铭刻在欧亚兼容的日本文化──文学中，甚而可认为已经性格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