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35年起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联记者。1938年后担任《新华日报》编辑和《群众》杂志编委，同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秘书等。抗战胜利后负责编辑出版《苏联文艺》、《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等。1949年起先后任驻苏联使馆参赞、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通晓俄、日、英、法等多种外语，译作有《普希金诗选》、《塔吉克大诗人鲁达基诗选》、《高尔基论文学》等。曾先后出版文学论著《苏联文学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典故》和《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等1987年先后获苏联莫斯科大学和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童年读《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青少年时读《海燕》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进入中年，读《阴暗的天空，沉睡的波浪》和《在大路上》；在挑战命运的时候，在为生活所背弃的时候，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我会感念普希金和高尔基、谢甫琴科和屠格涅夫，也会记得翻译介绍这些作品的戈宝权先生。
知道戈宝权先生是在少年时，认识他是在青年时。70年代父亲（王仰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鲁迅著作编辑出版工作，戈先生是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同时受聘为《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顾问。碰过几次面，我喊他戈伯伯。
1976年夏天，在唐山地震波及之下，北京的公园里马路边到处搭起了防震棚，多数市民暂时离开家，躲进了临时搭建的棚户栖身。当时父母和我各自要上班，不得不送年逾九旬的奶奶住进父亲办公处的防震棚。那一时期，鲁编室是在虎坊路15号一个小院中办公，编辑部的人好像白天晚上都在小楼的办公室里，院子里搭起了用铁管作骨架的帆布大棚，住进来的基本是家属。《鲁迅全集》计划在鲁迅百年诞辰（1981）之际出新版，注释工作非常繁重和紧迫，时为鲁编室主任的父亲因职司所系，很少能兼顾奶奶，所以我也陪奶奶一起住了过来。
可能是在我们来的第二天，戈伯伯也由梁阿姨和一双儿女陪着住了过来。后来听说，是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陈琼芝老师去走访他，发现他既不能安居于四层楼上的家中，便置身楼道口处，以瘦长的身躯伏在矮桌矮凳上读写。陈老师转告了这个情况，父亲便提请戈伯伯迁过来，而他住进来以后，也方便了鲁编室同人向他请益某些注释方面的问题。这个院子的东面有一排平房，院门就开在这排平房中间，戈伯伯住进了大门北边的第一间，奶奶住进了第二间，其他人都是住在大棚里。平房与大棚近在咫只，能看见奶奶是在躺卧或是在枯坐，也能看见戈伯伯是在读书或是写字。
那时我在邮局要上夜班，也就是说，并不是夜里才睡进大棚，差不多有一半时间，白天也是在大棚里过的。白天在大棚里的时候，也不全是睡觉，不睡觉的时候，也不全是陪奶奶。偶尔也和戈伯伯家的妹妹和弟弟一块儿，或在大棚里看些闲书，或是拥到戈伯伯房里打一个转。戈伯伯那时绝对不年轻了，从外形上说，印象深的是他高高的身量和微微的驼背，还有他的高度弱视。也许因为“腹有诗书”，弱视不减他精神的矍铄，他身上蕴藉的学养和精神追求，似是一种感受得到的光华。
那时我在自修日语，又因为贪玩而首鼠两端。父亲曾把鲁编室孙用先生的事讲给我听，孙伯伯是在邮局勤奋自修成为一名学者的，他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无独有偶，戈伯伯也曾把唐弢先生早年勤奋自修的事讲给我听，唐先生也是《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顾问，同样是一位出身于邮局的学者。也许戈伯伯没对我说过，也许我没记住，那以后很久我才知道，戈伯伯虽是读了大学的，可在他翻译生涯中至为重要的俄语，也是靠自修掌握的。
在那些差不多是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是亲睹了戈伯伯工作的勤奋，作息的有序。在他休息时，也与我们说些闲话，曾听他说起紫禁城，对各处宫殿和诸般陈设，颇能娓娓道来，可知他对建筑和名物之学也有兴趣。曾有一晚，戈家姊弟约我去打扑克，我说好啊，我安顿了奶奶就来。可是一会儿他们又怏怏地过来说，不玩了，原因是戈伯伯对他们说了玩物丧志的话。后来我想，他们姊弟既然带着扑克，平时戈伯伯大约也是不干涉的，这次的干涉，很可能存在不愿影响我的成份吧。
至今不明白的有一件事，就是戈伯伯为什么如此弱视，却又如此偏爱细小的字体。他的字迹非常细小，这与父亲还有孙用伯伯颇为相似，而他们的视力不好也是相似的。如果在三人里再做排列，字迹小是以戈伯伯为最，父亲次之，孙伯伯再次之；视力弱也是以戈伯伯为最，孙伯伯次之，父亲再次之。考虑到父亲比两位伯伯都要年轻，我怀疑字迹的大小对视力的影响是成正比的；父亲到晚年以后，也是深受目力不济之苦。戈伯伯的妙处是，不只在书写中才用小字，他负责编辑的《普希金文集》（时代书报出版社1947年旧版），内文的用字就是非常之小，大约是6号铅字，那真是戈伯伯的风格，非常另类。40多年后出版的《戈宝权译文集？高尔基小说论文集》和《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两种书，前者在湖蓝色书脊上采用了极细小的6号铅字印成书名，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他的手迹，后者书脊上面“北京出版社”几个字，也是用的小5号字。我怀疑这两种书的装帧都是作者参与了意见，采用如此的小字，印上厚度2、3公分的书脊，我再没见过第三种这样的书了。
戈伯伯在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已成丰碑。他的鼓励和关爱，曾使我产生见贤思齐的念头，而孙用伯伯和唐弢先生的榜样，几乎灌输给我一种宿命，那就是要像他们两位那样，在邮局里变身为一名学者。地震很快就闹过去了，接着我从邮局调去了一家图书馆，在那里我继续学习日语，并开始发表一些译作。其中有几篇关于鲁迅的译文，被几种研究刊物采用过，时间最早篇幅最长的是《鲁迅和裴多菲》一文，当时曾兴冲冲地拿到戈伯伯家献宝。回首去想，那是何等的幼稚，何等的轻狂啊，连“孔夫子门前念百家姓”的俗语也记不得了。戈伯伯藏书宏富，我也偶有受惠。记得有种原版的《日本执笔者大事典》，好像是整整20卷，那时除去北京图书馆，也只在戈伯伯家见过，某次查找一位不起眼的日本作者，还是他亲自代我查的。
后来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了。社会变化是如此地让人眼花缭乱，下海、出国、炒股、气功潮起潮落，学界中鲁迅学不再是显学了，读书界是推理、武侠、言情各领风骚。30岁以后的日子过得飞快，40岁以后的日子，更是在加速度中飞逝，浑然不觉之中，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然而并不知道天命是什么，或许无知就是我的天命吧。我今天的样子，完全说明当初要做翻译家的念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想。最初学习的日文，程度是稀松平常，而后所学的德文英文，完全是愧对人言了。迄今不仅没有成器的译作，而且也基本放弃了文学翻译，飘渺的理想早已堕入现实的泥潭，偶涉译事，也是只谋稻梁，不惮芜杂，莫说是做戈伯伯那样的翻译家，连一名普通的翻译也没有做成。
中间得到戈伯伯家的消息，都是从父亲处听说的了，他的女儿到美国读比较文学了，他的儿子去巴西了，后来戈伯伯举家迁去南京了。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我也远在美国了，而那消息竟然就是讣闻了。重返北京时，戈伯伯已经离去快4年了；再过去1年多，父亲也离去了。在居丧的心情里，在父亲的遗物中捡读到梁阿姨的信，想到未能再见戈伯伯一面，想到一在北美、一在南美的那对姊弟，要说心里没有一丝惆怅是不可能的。
虽然没有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有时还是会想想这上面的事。
文学翻译肯定是费力不讨好的，诗歌翻译则要加个“更”字。诗歌真的是能够翻译的么？什么样的译作，能经得起“信、达、雅”这三重检验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要用现代汉语表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味能保持么？同理，要用古代汉语表现“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做得到么？本国语言的互译尚且如此，遑论异国语言？这个想搞清楚却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与戈伯伯有亲炙之便的时候没有形成，现在生了出来，怕是再没有机会搞清楚了。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