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初中时读到过一段故事，说是有一年的“愚人节”，纽约的报纸上登了篇报道，称马克·吐温死了，朋友和亲戚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吊丧。当他们发现吐温还坐在窗前写作时，羞恼中骂起了报纸和造谣者，吐温却端起咖啡哈哈大笑：“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只不过报纸把日期提前了。”因手头无书检索，已不敢肯定记忆是否与原资料完全吻合，但每想到这段故事，就产生一种对吐温大家风范的仰慕心情。对这段故事的内涵有深刻理解，却是在去年天气骤冷骤热的11月。当时与几位师友去完成一项采访任务，从西安驱车到洛阳，途经潼关，站在山顶之上，明明脚踩在现实的土地上，身心却沐浴在一种历史的氛围之中，想到了项羽就是从潼关开始走向英雄末路的。那时他还很年轻，才刚过而立之年，这样一位军事天才、一颗明亮耀眼的彗星，从潼关、从鸿门开始，拖着长长的弧线，在古中国的天空中，开始殒落。这突然使我想起马克·吐温的话，觉得大彻大悟。死对英雄而言，实在算不了末路，项羽只不过把应属于六七十年的生命提前燃烧或者说集中使用了，乌江边的悲剧只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
中国的正统文化观是平淡中和、从容完整，反对激烈。所以千年来的历史一直在惋惜这位天才的英雄在乌江边的过激行为。的确，他应该渡过乌江去，回到故乡去。但31岁的项羽却选择了在乌江江边为生命的最后驿站。
与项羽相比，刘邦却要复杂得多，但他又确实是个成功者，尽管当年兵败逃跑时，连父母妻子都被项羽俘获，而且逃窜紧张时，为减轻马车负担提高逃跑速度，他把两个儿子也推下车去。但这似乎并没有怎么影响他的帝王形象，甚至他的这些败笔被后来帝王生涯中的用人与治世之术的高明所遮掩，从而显得瑕不掩瑜，甚至给人留下机智可爱的印象。这实在是世俗文化的一大奇观。尤其是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土兮守四方”，的确为他的形象增添了少有的辉煌，也使他的人格猛然间得到了升华。然而每每读起这首屡屡被人传颂的《大风歌》时，我都会想起另一首诗，这是项羽的诗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两首诗都是千古绝唱，所表达的感情都真挚而充沛，但成诗的背景却是天壤之别。据称，刘邦讨伐英布叛乱后回师长安，途经故乡沛，乃置酒沛宫，与父老弟子欢聚。酒酣，刘邦击筑而歌《大风歌》，并由儿童120人伴唱，刘邦自舞。
那么项羽呢？其时正是垓下之围，夜色苍茫，他毫无睡意，却在统帅的帐篷中饮酒，半醉半醒时分，想起24岁始率吴中子弟渡江北上反秦，屡经70余仗，所向披靡、叱咤风云的岁月，心潮激荡，脱口长啸。但一声长啸却将他引回了现实，面前陪他饮酒的只有虞。虞正用温柔的眼光抚慰着他。英雄的长啸戛然而止，内心竟然柔肠百结，酒气豪气剑气顿然郁结于心，不停地在内心追问：虞啊虞啊怎么办？英雄在末路仍然是英雄，绝不容自己有一刻软弱，于是项羽悲壮而歌，冲口而出，完成了一首千古不息的绝唱。虞到底是什么样子，司马公笔下语焉不详，但外秀中慧是肯定的了，她明白项羽今晚的唯一出路，只有突破垓下重重包围，以图东山再起。她不能再作为一个包袱增加项羽的负担了。一个决定突然间萌生了——在项羽吟啸时，她拔剑起舞，助英雄之气，舞到酣处，虞顺手将剑从自己脖子上带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许项羽早就打算好了要把自己的生命结束在乌江。理由一是在这之前，项羽背着虞的首级又经过了多次恶战，一直到了东城县。这里已离江边不远，他完全可以把虞的头继续背在自己身上，然而在四聩山上，他却用剑从容地挖了坑，把虞的头颅埋了下去。后来在埋虞的首级的地方，长出了一种小花，人们把这种花叫作虞美人，项羽在埋虞的时候，就做好了誓死不回江东的准备。到了江边，项羽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渡江，船工已催促他几次了，但他立马乌江岸，徘徊于大江边，选择着自己死的方式，直到追兵赶近。他才将坐骑推上了候他多时的渡船，只身迎向追兵。
我在读《史记》时，常常要掩卷长思。我想如果项羽正如世人所希望的那样，回到了江东呢？我实在不愿想下去，生命确实是宝贵的，但宝贵的生命却需要很好地去整理，而不需要很好地去保存。我还想，英雄实在是一种风景，一种宽阔的猛然矗立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