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命运里充满凄风苦雨的女子，走到哪里，都跟着电，跟着闪，跟着此起彼伏的道路，飘摇的身影，在黄叶飘飞的风中，写尽了流浪。
曾经有一位日本作家说过：故乡对我来说，每一只苍蝇都是蜇人的——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许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为了得到故乡的一声承认，而故乡留给人的创伤，或许终生难以治愈。好在该过去的已经过去，该到来的必将到来。时至今日，对于昨天的是是非非，我已不愿再说些什么，只要那些曾经给我造成灾难的人还活着，毕竟，在命运赋予的角色里，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
那年秋天，我几乎成了被穿在针上的碟子，欲飞不能，求死无路。在难眠的长夜之后，我终于背起行囊，在窃窃私语和门缝后窥视的目光里，将那个古老闭塞的村落抛在了身后。
刚爬上村前的蒺藜坡，大哥就骑车追来了，劝我回去。他逆来顺受的表情令我心碎。我还年轻，还可以用自己的手，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他，却已经连挣扎的欲望都没有了。秋天的云如梦如烟地浮过，我站在蒺藜横生的坡崖，风拂着我的白衫黑裙和我平静如水的声音：“没有用了，刀子已经插进心里，拔出来，这心还是伤了。”
我走了，不再回头。
我搭上了过路的公共车。车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车的终点就是我的未来。我渴望到一个陌生地去从头活过。我的手中有九枚蒺藜，那是故乡小小黄黄的花，育结的沧桑坚硬的骨。我用双手将它们旋转碾压，使每个尖尖都能反复轮回地刺我的肉和心，直至掌心血渍斑斑，蒺藜碎为无数，有刺，镶嵌在纵横交错的纹路里。斜斜的风，自窗外母亲般轻拍过来，想着从今以后，故乡不会再折磨我，也不会再将我记起，泪，悄没声息淌了满脸。
我在一个嘈杂喧嚣的城市驻足了，这一刻最自由也最孤独。故乡如扎进肉里再也拔不出的刺，时时给我以切肤之痛。在高楼大厦的峡谷里，我徘徊踟蹰，像一片找不到归宿的落叶。
我隐约感觉一个人老是跟在后面，不远也不近，却始终咬住不放。我的冷汗下来了，却又别无选择。我在心里冷笑，不动声色地调整着同那人的距离，那人毫无觉察。我钻到人群熙攘的地方，突然回过头来，与他四目相对，场面一时十分尴尬难堪。那人大概40多岁，推一辆破自行车，头发蓬乱，个子不高，身上的裤子拖泥带水，显得很邋遢。他的表情看上去还算规矩，甚至有些拘谨。我直言不讳地问他：“你老是跟着我干什么？”，他大概没料到我会如此开门见山，半天才磕磕绊绊地说：“我看你一个人老是在这儿转来转去，从那儿转到百货公司，又从百货公司转到这儿，你是个外地人吧，一个小姑娘家……”我不知他想表达什么，有些不知所措，却故作大度不冷不热地说：“谢谢！”那人便再也无话（显然他本来还想搭讪两句的），僵持片刻，他便转身推着他的破自行车消失在人流中了。
那一瞬间我有些迷惘，因为我琢磨不透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在那时的心目中，“好”和“坏”是泾渭分明的，就像白豆和黑豆那样明显。记得我曾经写信问一位比我心理年龄略长的好友，让他判断一下这人的好坏问题。他说：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与你无关，既然你不需要他帮助，还是不要与他搭讪好，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也要切记这点。
不管怎样，这个小插曲让我暗暗地有些后怕了。我这才痛切地明白：迷途的羔羊将会是狼最好的目标。在天黑之前，我必须有个栖身之所；在天亮之后，我必须学会用双手生存。口袋里有200元钱，那是临行前伙伴们为我凑的，我揣着它，去一个科学技术学校报了到。
那个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无线电修理班、汽车修理班、厨师班以及食用菌、蝎子养殖班等，能让人在短期内，勉勉强强地学一门赖以生存的技术。我那时心里梦想的是：将来到一个能穿高跟儿鞋、能搽口红的地方去生活，所以我报的是美容美发班，因为它与我的梦想最接近。
学校地处这个城市的郊区，四周是沙沙作响的青纱帐。尽管偏远，门外的土路上却是车轮滚滚，喇叭声不断。学校的敞篷车每天都会送走一批老生，接进一批新生。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单凭那澎湃的青春就足以组成另外一种繁华。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熟人，没有约束，自由得没有了忌讳，人的随意性就大了。规矩的也不安分了，胆小的也张狂了，连素日稳重的，也变得搔首弄姿起来。身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们，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使这个荒山野岭中的学校变得姹紫嫣红，热闹混乱。
那种不由自主的松弛让我一时无所适从。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心无着无落，直到我重新记起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来干什么。我的口袋里揣着那些碎蒺藜，在某些时候，它们会给我以恰当的刺痛和提醒。瘦弱无依的我，在异乡的三教九流中，眉宇间深锁着哀愁，却把那份清高自尊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以至于老师常常批评我，说我颠倒了自己与“上帝”的位置。
那是段回想起来有些屈辱的日子，所以至今我都深恶痛绝美容美发这种职业。那样的环境对别人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对我来说，却有些压抑，我像一滴油，难以融进水中。我的痛苦在于我处在一个花花绿绿的染缸里，却不想染上另外的色彩。那段经历很短，内心的挣扎却很激烈。也许所谓的成长，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不停地打架，从小我就是这样，固执得有些偏激甚至悲壮，每每都要为此付出些代价。
当地人很欺生。学生们多来自外地，他们出去买东西时得罪了当地人，当地人就会拖着棍棒聚在校门口肆无忌惮地叫骂，老师很害怕，不问青红皂白就呵斥着学生去给他们道歉。往往是学生忍气吞声地道了歉，那些人还不依不饶，扬言以后还要来收拾他们。学校门口天天三五成群地游走着痞子，嘴里嚼着口香糖，手里玩着刀子，腰上丁零当啷地响着一大串器具。每到星期六下午，美容美发班对外开放的时候，他们就混进来，享受免费的服务。有的头发刚剃了还没有长出来，就要求实习生给他理出个“型儿”来，否则——人家就拍拍腰间的丁零当啷，将要说的话含蓄地省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原本轻飘飘的人也会落到地上来，知道谋生的沉重和“上帝”的厉害了。
那些蒺藜在我的口袋里，已经快碎成末了，我却依然能感觉它的刺痛。有一次，一个小混混让我给他吹头发，吹风机的嗡嗡声里，他不停地说些混话，我就故意将吹风机朝着他的头顶直吹，不换位置，他开始死撑着，后来烤得汗都下来了，才龇牙咧嘴叫出了声；最后那次，是一个绸衫飘飘的胖子用折扇点着我，要我去修理他那粗野阴森的络腮胡子。我去了，不亢不卑，带着剪刀、吹风机和磨得锋利的刮胡刀。当那人将那句暧昧下流的话重复第三遍的时候，我开始用刀子说话。刀光一闪，在那人的右眉上方，已经划出了一个不深不浅、不长不短的“X”，血像两条蠕动着的红蚯蚓，缓缓纠缠着凸了出来……
在一片唏嘘慌乱声里，我知道这段生涯已经结束了。也许我原本就是一枚卑微却硬骨铮铮的蒺藜，在被践踏的时候，宁肯粉身碎骨也要捍卫生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