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我：“中国哪个公园最著名？”我脱口而出：“圆明园。”那个时候，我游玩过很多公园，但还没游玩过圆明园。我之所以这么回答，缘于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它的题目叫《圆明园的毁灭》。而圆明园在我的印象中最著名，不是因为它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而是由于其记录着一页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史。
我启动北京处女行之前，我特地提醒妻子，一定要去一下圆明园。说实在的，这趟北京处女行，我最向往的地方，不是别处，就是圆明园。这倒不是想一睹它“万园之园”的风采，只是想瞧瞧它“断垣残壁”的遗迹。因为在我的心目里，前者是风景，后者是历史，而历史总比风景具有厚重感。
在游罢了故宫、天安门、颐和园等景点之后，终于来到了一直让我魂牵梦萦的圆明园。可是，在圆明园游荡的近两小时内，满目尽是碧水青山、葱茂林木和芬芳花草，很难目见被英法联军焚毁、历经战乱劫掠的疮痍景象。我怀疑是否搞错了地方，问身边的妻子：“圆明园是不是被火烧过的那个？”妻子回答：“是呀。”我纳闷：“那怎么一点看不出来？”妻子说：“好像被修复过了。”
我不禁愕然，想不通干吗要修复圆明园？是旅游开发需要，还是要忘却曾经的屈辱？就在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当儿，不经意来到了西洋楼景区遗址售票处。那里停着一排观光车，但坐车的游客廖若晨星。妻子说：“你说的火烧过的遗址，应该就在那边吧。”父亲见状，有些愤愤然：“被人家烧毁的遗址，给更多的人看才对呀！怎么看一下还要收钱？”
我也如此。圆明园之所以被举世瞩目，不外乎其作为国辱的象征，而精粹处无疑就是西洋楼景区遗址。可偏偏这个标杆性的地方，却被人为地“圈”了起来，以交易的方式进行展览。我不知道这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有意要屏蔽那段屈辱的历史？但不管从哪一方面去考量，都存在不合理之处。
这时，已近黄昏，游玩了一整天，孩子开始喊累，母亲便提议道：“那个遗址就不要看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吃饭，回宾馆休息吧。”我们闻声，不约而同地响应了母亲的“号召”。在走向公园出口的道上，母亲不以为然地说：“这个公园也没什么的，只是比杭州那边的大一点，没什么花头。”
我很想告诉母亲：这个公园，本来应该用来凭吊，而不是用来游玩的。但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是呀，我凭什么说服母亲呢？在这里面的，能修复的都已经修复，修复不了的给“圈”起卖票，全然丧失了象征国耻的物证和氛围，俨然一个毫无特色的庞大公园，我们还拿什么用来凭吊？
从北京返回杭州，我一直对修复圆明园耿耿于怀，在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网站上，对景点的介绍文字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段描述：“1977年~1992年间，西洋楼各遗址得以清理，廓清殿座基址，整修喷泉池，归位柱壁石件，并修复了迷宫黄花阵。”这也就是说，不光是公园别处，就是西洋楼景区遗址，也已经进行过修复。
至于为什么要修复圆明园？“修复派”的观点是：重新修复圆明园，对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塑造中国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彻底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更是一个世界宣言：向世界证明中国不再是昔日贫穷落后、任人欺压的民族，他已经再次站到世界强国之林，是一个富有竞争力、充满自信的强国。
见识了这个“宏论”，我油然想起开普敦的“断桥”。据说，当年开普敦建设高架桥时，有一处因建筑材料弄虚作假，建到一半倒塌致三名建筑工身亡。为此，时任建设局局长被判了三年徒刑。本来，政府准备拆除那些“豆腐渣”工程，但开普敦电台播放了死者家属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写道：“流过血的伤口会永远留下伤疤，不承认伤疤的城市是虚伪的……让断桥时刻警示我们吧！”于是，“断桥”被保留了下来。后来，凡继任的局长都选择在“断桥”下就职，发誓要修补这一耻辱。
是呀，只要良知未泯，历史的耻辱都应该刻在心灵最深处，任何企图通过粉饰快乐来遮盖耻辱的行径皆是可耻的。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一本《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告诉这个世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怎样的人间浩劫，又有着如何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之痛。她说：“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而美国评论家威尔则评价道：“由于张的这本书，她终结了日本对南京的第二次强暴。”
俗语说，记住历史才能谈未来，牢记耻辱才能讲尊严。没有对苦难的记忆与感受，何来对幸福的存在意义上的理解与追求；没有对耻辱的强烈体味，何来对民族尊严的捍卫与坚守？而纵观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缺乏对苦难的沉痛记忆与对耻辱的刻骨铭怀；烛照当下，我们这个民族又是多么缺乏对苦难的深刻感受与对耻辱的蚀骨反思！
而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在QQ群做了一个调查：中国哪个公园最著名？网友众说纷纭，给出的答案千势百态，但令人遗憾的是，无一提到圆明园。圆明园，这个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历经战乱劫掠，被视作中华民族耻辱象征的公园，只历经了短短的150余年时光，就被轻易地遗忘在了历史的尘埃里，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新的国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