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站在这里发言。作为杭州九三学社宣传队伍中的一员，今天我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一下宣传方面的感想。因为我对九三学社的宣传，是以写作的形式展开的。所以，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在这个时代，我是怎样写作的？》。
我是1991年高中毕业后，开始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因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看到了诸多不透明、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象，所以我的创作风格趋向于批判现实主义。说到“批判”，很多人理解为：对这个社会充满不满和仇视，甚至有人认为搞批判的人心理都阴暗。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批判？那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把社会中存在的黑暗揭露出来，使它暴露在太阳底下，让黑暗从此变得光明。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一个人的身体上生了一颗疮，他自己看不到、感觉不到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他这是一颗疮好，还是骗他开了一朵花好？我打这个比方，只是想说明，告诉他生了颗疮的，就是“批判”；而骗他开了朵花的，就是“歌颂”。“歌颂”的后果显而易见，那就是让那个人的身体腐烂；而“批判”的目的也非常鲜明，是让那个人抓紧治疗。所以，一个作家，如果放弃了“批判”，等于抛弃了“良知”，他创造出来的文字，就会成为毫无营养价值的“洋快餐”，甚至是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毒奶”。
也因为坚守这么一种理念，当我了解到九三学社是一个以“民主与科学”为宗旨的民主党派时，便对这个组织充满了无比的向往。因为在我的理解中，“民主”就是“允许批评”；而科学呢，代表着“理性”。“民主”与“科学”合在一起，那就是“允许你理性地批评”。比方像“信息”和“提案”，说到底就是“理性地批评”加上“有效的建议”的综合体。所以，当时我希望能在这个党派中汲取更多的民主和科学的养料，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让自己的思考更加具有科学性。于是，在2007年底，申请加入了杭州九三学社。
据说，杭州九三学社成立以来，我是第一个以文学写作者的身份加入的。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我还同时创造了杭州九三学社其他一个第一：那就是学历最低。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高中学历。现在，我之所以强调这两个“第一”，不是出于炫耀，而是要说明杭州九三学社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组织。它没有因为你不具备高的学历，也没有因为你是体制外的，就嫌弃你，就拒绝你。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加入杭州九三学社后，蒙朱主委、杨主委等社市委领导以及机关工作人员的厚爱，我2008年就被列入《杭州九三》杂志编委团队，并开始为杂志撰写文稿，接着应邀开了博客专栏，后来又成了文体专委会委员。可以这么说，自2008年开始，几乎每期《杭州九三》都有刊登我的稿子。它为我搭建了一个能让我向这个社会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平台。
因为我以前主要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刚开始为《杭州九三》杂志写的稿子，也不外乎这两大类。后来，我觉得自己已成了九三学社的一员，在撰写的稿子里应该体现出九三人的特质——也就是融入“民主与科学”的成分，特别是在为《杭州九三》和其他一些具有党派色彩的媒体写稿时，更应该注重这一点。所以，从2011年起，我有意识地在这方面进行强化。
当然，上面的只是一个方面的考虑，另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在当前的中国，每一个领域，每一处角落，良知都像泥坝一样，在利益和私欲的冲击下，毫无抵御地决堤，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而我们九三学社的社员，绝大部分是高、中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也是推动时代进步的精英，特别是我们这些写作者，一直来被誉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觉得理应担负起一些应该担负的责任。
这里，我特别需要感谢杭州九三学社这个平台，它让我结识了一些知名律师、大学教授、艺术界名流、主任医师和教授级高工等，他们都是自己所在领域的精英，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思想高度，通过跟他们平时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让我对“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方面有了更深的感悟和理解。这也使我写作它们的时候，变得容易和谂熟。
从2011年开始，我写了《学历之痛》《真话的重量》《发现者的劫难》《批评的分量》《过度整齐的灾难》，以及今年新写的《灵魂的指向》《重建被摧毁的“圣楼”》等一系列关于“民主”“科学”和“信仰”的思想随笔。这些随笔在《杭州九三》杂志首发后，纷纷被杭州市政协机关刊《杭州政协》、浙江省政协机关刊《联谊报》和中央九三学社机关刊《民主与科学》以及其他一些报刊转载，既体现了我作为九三人的特质，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外界宣传了九三学社的宗旨和精神。
现在，我有幸被社市委聘为宣传员，还被新成立的宣传信息研究会吸收为会员，这让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相信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这块工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