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判”
小说家对社会的态度，一般表现为这样四种：一是只歌颂不批判，二是只批判不歌颂，三是不批判不歌颂，四是既批判又歌颂。在这四种类型中，最受责难的自然是第二种。而在我的认识里：第一种是阿谀，第三种是麻木，第四种是讨巧，只有第二种才真正体现了作者的写作使命。
我是1991年高中毕业后，开始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因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看到了诸多不透明、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象，所以我的小说的创作风格趋向于批判现实主义。说到“批判”，很多人理解为：对这个社会充满不满和仇视，甚至有人认为搞批判的作家心理都很阴暗。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一个人生了一颗疮，自己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时候，是告诉他（她）这是一颗疮好，还是骗他（她）开了一朵花好？打这个比方，无非是想说明：告诉他（她）生了颗疮的，就是“批判”；而骗他（她）开了朵花的，就是“歌颂”。“歌颂”的后果显而易见，就是让那个人的身体腐烂；而“批判”的用意也很鲜明，是让那个人抓紧治疗。
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他甚至还宣称：“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作为一位大批评家，索氏所说的“真话”显然就是“批判”的同义词。而他频频提出如此警言，无不说明了“批判”的意义。
而纵观古今中外，大凡经典的小说，确实也都是批判的产物，诸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着重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契诃夫的《第六病室》揭露了沙皇俄国像监狱一般阴森可怕，批判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鲁迅的《阿Q正传》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一直这样理解：之所以批判，那是因为心里有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把社会中存在的黑暗揭示出来，使它暴露在太阳底下，让黑暗从此变得光明。所以，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如果放弃了“批判”，等于抛弃了“良知”，创造出来的文字，就会成为毫无营养价值的“洋快餐”，甚至是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毒奶”。
关于“荒诞”
从高中毕业迄今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对面临的生活充满着惶恐。这样的惶恐犹如一个美女海妖，时时刻刻地缠绕着我，在我当工厂职工时，在我当商店主管时，在我暂时没有工作时，在我从事编辑工作时……甚至于此刻，当我写这段文字时，它依然侵占着我的心灵。
这样的惶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前途的渺茫无望，二是对于生存的无从把握。这也许是所有觉醒的穷人普遍的困境。譬如，2008年湖北籍年轻诗人余地的自杀，想必就是无法与这样的惶恐相抗衡，而采取的一种极端的妥协吧。这样的实例，从古到今，应该还有很多。
而我以前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是与惶恐对抗的结果。因为出于对生活的惶恐，我总是不停地写作着，试图写出更多优秀的小说，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后，彻底改变所处的生存环境，从而摆脱那美女海妖似的惶恐，过上轻松快活的日子。我一直梦想这样的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岁月里，潜心创作想写的小说。
也正因为时刻处于惶恐状态中，我作为一个向内的写作者，每部小说中几乎都烙上了自身生活的印记。这使我的小说总存在着两大命题：一个是“苦难”，一个是“抗争”。而当我努力多年，发现命运还是如初，没有丝毫改变时，突然觉得一切是那么“荒诞”。于是，“荒诞”这个命题，融入了我的小说里。
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卡夫卡的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他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作为他的欣赏者和追随者，我既类似于他笔下的小人物，同样也借鉴着他的创作手法。
2013年11月，我对以前的小说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突然发现：自己在以“良知”为基点的贯彻下，将“批判”与“荒诞”融为一体，已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小说风格。鉴于此，为了让自己的小说风格更趋明朗化，今后我将继续坚守“良知”这个核心，努力关注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和时代，着重强化“荒诞”，并将“批判”隐含其中，打造一条全新而独特的创作道路。
关于“良知”
20世纪30年代，纪德和罗曼·罗兰先后到苏联进行考察，都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苏联的落后、封闭与****。但他们回去后，采取的行动却迥然相反——纪德写了一本《从苏联归来》，为世人看到真实的苏联打开了一扇窗户，赢得了后世者的由衷钦敬；而罗曼·罗兰写好闪烁其词、疲弱乏力的《莫斯科日记》后，嘱咐封存50年再发表，失去了道德的天平。
这桩关于两位文学大师的轶事，让我感受到了良知的重量。从2000年开始，我便将“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作为写作基点，并且这些年一直严格地遵循着。可以这么说，我的每一个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都是这一原则驱使下的产物。这也注定了它们的基调必定是沉重的。当读者阅读它们的时候，注定不会再是一次轻松的消遣或者享受。
纵观当前的中国，每一个领域，每一处角落，良知都像泥坝一样，在利益和私欲的冲击下，毫无抵御地决堤，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对于这一点，文坛也不例外，只要环顾一下我们的四周，便可清楚地看到：大部分小说家已放弃了对良知的坚守，开始不约而同地迎合、追风和伪造，他们的笔不再为内心服务，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利益摇摆。
基督教创始人曾这样嘱咐过他的门徒们：“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而作家一贯来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应是“最优秀的分子”，有责任做到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
所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将一如既往地恪守“凭着良知孤独写作”的理念，把触角深入于“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这样一个层面。尽管如此而为，在一些人看来是那么不合时宜，而且由此创作出来的小说，在发表和出版方面，都可能遭遇重重困难。但我丝毫不会沮丧和气馁。因为我坚信：它们闪现出来的光华，必定能透过无边的黑暗，照亮每一位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