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立论》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客人得到了一番感谢；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客人收回了几句恭维；而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那个客人，却得到了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为此，鲁迅先生感叹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说必然（讲真话）的遭打”，在中国历朝历代来，其实不乏典型实例：
就远的来说，被后人尊称“史圣”的司马迁，就曾因为说真话而遭受宫刑。汉武帝天汉四年，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后投降。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凭借事实为之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且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他说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因为这番表述，激怒了汉武帝，便被判处死刑，后以腐刑充抵。
拣近的而言，遇罗克就是在“****”中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遇罗克自幼聪明好学，但因父母被打成“****”，先后两次参加高考，尽管成绩优秀，均不被录用。后报名当农民，因神经衰弱严重返城，之后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被分配到机器厂当学徒工。遇罗克从自身联系到整个社会，通过大量的阅读，再进行深入思考，写作了《出身论》，驳斥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当时的中央****批判《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
讲真话的风险，不光光在乱世，在太平盛世同样潜伏：
李世民与魏征可谓中国历史盛世君明臣贤的典范，臣子尽谏诤之责，君主有纳谏之量，君臣之间互相敬重，被世人广为传诵。据史籍记载，魏征在贞观年间曾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为此，魏征病逝家中，太宗还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魏征的尸骨还未寒，情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传，魏征死前曾向唐太宗秘密推荐当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宰相候选人。可是在他死后，杜正伦因负罪被罢免，候君集因参与谋反被斩首。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征有暗结同党之嫌。后又得知魏征曾把纳谏书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怀疑他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便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最后还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由此可见，“讲真话”这件看似容易的事情，真要实施起来却要付出代价。对此，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深有感触地说：“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和脊梁，社会的变革也往往由他们发起，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等。也因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号召力，人们对他们的独立人格和社会道义感寄予了厚望。而中国一直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许多知识分子把“铁肩担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更把“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当作自己的气质，极力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但是这样的铮铮骨气到了当代，却已经式微。正因为讲真话需要付出代价，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于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想念那些讲真话的人，却都不愿意去充当，谁都不愿意做英雄，只想坐在路边，当英雄经过的时候，给他们鼓掌。那些用生命去书写的人不见了，那些将我们拼命唤醒的人不见了，那些举着火把带领我们前行的人不见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只剩下我们，除了纪念，除了想念，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由于连最理应担负起社会道义感的一群人，都彻底违背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无怪乎当前的中国沦落成了一个知识界思想真空、人格矮化的国度，光2010年这么短短一年内，就发生了诸如“校园血案”“拆迁战争”“矿难哀歌”“工潮连绵”“疫苗血泪”等众多惨不忍睹的恶性事件。
在此，笔者想起了一个的真实事例：在非洲，艾滋病已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成千上万的人处在病症的折磨中，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向死亡靠近，成千上万的人对艾滋病的预防和传播并不了解。而社会舆论尚停留在对艾滋病人不遗余力进行道德谴责的最初阶段。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普通的南非妇女站了出来，宣布自己患有艾滋病。一个月后，病魔夺去了这位妇女的生命。但她鼓起勇气讲的真话，却教育和挽救了无数的同胞。
笔者无法了解到，那位南非妇女在讲出真话后，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她的选择无疑遵循了索尔仁尼琴所言的对于灵魂的指向：“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虽然疾病最终侵蚀了那位南非妇女的肉体，但笔者认为她始终保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她的心中永远竖着一块圣洁之碑，上面清晰地印刻着“良知”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