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修志书比登蜀道还难。
这不是诗人偶见时的慨叹，也不是形象夸张的比喻。没听说有谁在蜀道上走了10年还没到尽头。明朝旅行家徐霞客走了30年，但那是全国的名山大川。现代旅行者得益于种种先进手段，速度可以大大提高，而修志是个细致活，只能一步一步地走。
编写难
登山属于体育运动。修体育志的这些人并不是身体矫健的运动员。蹒跚走来的是十几位相互搀携的老者。正副主编三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已是222岁。无疑，这条“蜀道”又艰难了许多。我见到了这三位老人，主编李春龙，副主编白绍颐、刘光彩。他们走路已现出了老态，自1989年开始修体育志，到现在已“走”了13年的光景。他们的精神还好，没有神情的沮丧和身心的疲惫。
他们年轻时没当过运动员，从事的是体育方面的教练、教师、编辑、领导等工作，都是体育圈子里的老人儿。他们刚一听到修体育志的消息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修志人讲课、办班、请专家，在《北京体育文史》上发征稿信息，着手收集体育事业发展的资料。
写志的人都知道修志是千秋大业，都很认真。但志有志体，不是一下就能掌握的。送上来的稿件不少，足有几百万字，全是基本材料。写法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根本就不是志。有的是资料长编，有的是一篇篇独立的论文，更不用说什么重点、逻辑、志体了。比如北京市在田径中的铁饼成绩很突出，保持了10年的全国第一，应重点写，文字材料却很少；而百米一直是北京的弱项，数据，训练、竞赛资料却罗列了一大堆。这就不像北京志了。再比如北京男篮自1956年至1983年间获得过数次冠军，上来的材料就那么按年代一排列，虽说志要简洁，但其中成败的原因、经验、教训也要体现出来。北京男足在当年也一直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逢年过节代表国家水平的友谊比赛总有北京队，而上来的材料同样是一年年的大事记，球队的特点变化看不出来。
没办法，负责这一部分的老白只得打破原结构，按照教练任期写。1958年至1975年，主教练史万春的指导思想是既保持北方人身高体壮、勇猛拼抢的特点，同时又有南方人的灵活、细腻、讲究技术的特点。1975年至1983年，主教练曾雪麟总结出“小快灵”的技术风格，出现了李维淼、李维霄、沈祥福等一批技术好的队员。继任的主教练孙云山又提出了“勇快灵”的技术风格等。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写，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北京足球队的发展变化。
与旧志书不同，解放后的新志书一律要用语体文来写作。但报上来的材料有的却是半文半白。比如，古代军队中有一项长跑运动叫“急递铺”。它是蒙古语，相当于现在的马拉松。古代的事也不能用古代的语言。现在人不好读，也不合志书的体例。条件限制，再让人家写一遍也不现实，只好自己用语体文重写。
他们动笔改写的内容不知有多少。改动最集中的要算是学校体育部分。原本这部分安排给一位同志，结果由于客观原因，这位同志调换了单位。而原始材料已经在他手里放了两年，他说已经编写完了。走后时间不长，他就搬了家，再找，没有地址。急死人。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但编好的稿子也不知去向了。老李说，还是把原草稿还给我们吧。两年的时间就这么白白耽误过去了。这样，又花了半年时间，才把这部分稿子编写出来。
还有让人“烦心”的事。改革开放后，一些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射击等许多军事俱乐部不断调整，有的改成业余运动学校。不断地成立，撤销，数字、时间就要变，还要反复地核对、落实，差一点也不行。真是磨人。有些问题还需要在编辑的过程中细心地发现。在残疾人的游泳获奖者中，一个叫李宝树，一个叫李树宝，分别在蝶泳和自由泳项目中取得了名次。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同名的人都很多，别说不同名字的了。但这“两个人”在残疾等级上都是A2级，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打电话找残联，几经询问才搞清，其实，这两个获奖者是同一个人，叫李宝树。
顶压力
如果材料齐全，只是做些具体的文字编写、核定工作，修志最多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按部就班做就成了。其实，修一部志并非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处理各方面的矛盾，还要顶住志书之外的压力。解放前，北京的运动队都是以个人名义组织的。比如篮球就有未名队、老鸡队、木乃伊队、红队、蓝队等一大批篮球队。足球排球也如是。志书不能一一罗列下来。没列上去的人就提出来，我搞的那个队最好，你们为什么没写上名呀？
其他项目的教练或领导也有同样的说法，我搞的那个时期还有许多事情，你们为什么没写呀？
各种矛盾，各种不满情绪都有。不可能都上，老李有这种思想准备。
初稿出来后，体委的老领导、体育界的老专家等资深人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看法：
“****”对体育界摧残得多么厉害，你们要好好地写写。可你们在概述里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那么几句，这怎么行！
体育界涌现出那么多突出的人物，可在你们的志里没有几个人，这是怎么写的？
有的人直来直去，在一些会上就直说：“这稿子是谁写的，懂体育吗？”
甚至有人面对着老李说：“你负责志书呀？噢。瞧你找的这些撰稿人，哪有一个内行？”
老李虽说是抗战干部、体育总会的副主席，还算是有资历，但终究已经离休多年。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可以按照老领导或老专家的意见来修改，因为志书是官书，改了也算是有理由，至少是有借口。而他想的是既然组织上把修志书的工作交给了他，就要按照志书的要求把志书修好，志书是历史，不能愧对子孙。他向这些人做了耐心的解释：
志书有志体，要精练，概述里不能把某一部分写得过多。虽是这样说，老李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有道理，便把“****”中的“117部电台冤案”事件写进了志书中。当年受此牵连的五位领导干部被关进监狱近八年。还有一位教练在“****”时被迫害致死。写这些重要情节，既是对领导的尊重，更是对当时历史的客观写照。
志书的特点是生不立传，而且北京志专门设有人物志，所以各个分志没有人物篇。如果要写人物，也是要以事系人。没有突出事例怎么写人？
这些编者都很称职，这些人不懂体育谁懂？教练懂，但不能动笔编写志书。
老李对不同人给了不同的答复。但是要让每个人都了解志书的要求也不可能，写志书就要按志书的要求来写，不能怕得罪人，更不能改变志书的要求。
一部体育志，虽说洋洋近50万字，要想把北京建国40多年，甚至上溯到几百、上千年中北京体育事业的大事小情都写进去也是不可能的。体育志不久将会出版，届时肯定会招来一些意见。老李早就想到了。他是豁出去挨骂，写志书犹如写史书，要秉笔中正，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决不改变。
跑资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是修志的基础。北京体育方面的资料非常少。清代没有体育书刊。民国没有官方体育机构，且那时的体育知名人士早已故去。解放后，有了一些资料，但经过“****”的“战斗洗礼”，也是片纸无存。两手空空写什么志。只有四处搜寻，包括外地体育资料中涉及到的北京情况，各种可能都想尽了。
北京的各种图书馆都跑遍了，还是不够。
老刘是个实干的人。他负责的是军事体育部分。他到了卫戍区，人家根本不接待。老刘有股韧劲，回到家中左思右想，情急之中，偶然想到了卫戍区的一位将军曾担任过原北京国防体育协会的领导。他再次打着将军这张最后的“底牌”才进了大门，找到了有关的资料。北京军区档案馆在八大处，那时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来回要换几次车不说，还要走很长的路。骑车。老刘不服老，仗着30年前曾经骑车去过八大处，早晨5点钟就起了床。那时正是1990年的12月份，他顶着刺骨的寒风上了路……回到家时，正好晚上新闻联播刚刚开始，老刘一下倒在了床上，终究不是年轻人了。
军事体育有很多材料在团市委，而资料又存放在市委大楼的地下室里。地下室里又潮又味。资料都是成捆打包。老刘要从那些因返潮变粘连的纸片中找寻有价值的东西。他刚离休时曾在地下室打过工，患过红眼病。他冒着再次犯病的可能，一干就是大半天，先后去了多次，才找到了一小部分资料。
体育界的老同志是活的资料，老刘要从他们嘴里去抢救。老同志大多由于“****”时机构撤销受到影响，还有些人憋了一肚子怨气。听说老刘要找材料，就把这股怨气撒了出来。什么闭门羹、冷嘲热讽、各种难听的话，老刘都听过。更有甚者，非但不说，反倒劝老刘，做这些事干什么，别干了，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意思……最终还是一个字没有说。
老刘只是默默地忍受着……
老白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心律不齐。1992年，老李与他一块到南京、武汉、长沙等地搜集资料。一到武汉就开始下雨。那时的交通又不方便，不像现在招手就有出租车。出门办事只能坐公共汽车，车少，线路也少，很多时候都是步行。有一次出门后，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瓢泼大雨。两位老人没带雨具，被浇了一个透，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地儿。蹚着没了脚的雨水，皮鞋都变了形，只能现买双胶鞋。
可能是路途的疲惫，从长沙返京时，老白的心脏病发作，躺在火车上，昏睡不醒。老李心急如焚，不敢打盹，两眼盯着老白的脸，小心照顾，寸步不离身边……一直坚持到了北京。老李把老白送到家中，才把心放了下来。
人上了岁数就是病找人。三位老人没有没病的。老李算是“身强力壮”的，可前两年不幸出了车祸，来了个腿部粉碎性骨折。现在一条腿里还放着一根钢骨。老李开玩笑地说，可以到“残联”报到了。三位老人拖着有病的身体还要忙家务。老李、老刘的老伴身体都不好，常年有病，需要照顾。直到前年，老刘、老李的老伴先后离开了人世。
就在我写作本文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老白的老伴下自行车时摔在地上，腰部骨裂。大夫说，没有特效疗法，只能静静地在平板床上躺三个月。今年盛夏，暑热难当。吃喝拉撒全在床上，真够老白一呛！
但三位老人的心态依然。老刘说从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修志是个苦事，为了这个事业，多吃点苦也心甘。酸甜苦辣都尝遍了，现在进入收获期，体育志已修好，苦尽甜来。他们露出的是登顶后的喜悦，用老刘写的一句诗来说是：夕阳无限好，乐在修志中。
老李则更深沉：“我们随便找出个理由就可以把修志的事推掉，挑子一撂，后人还真不好接。但不能这样做，为的是给后人留下一份遗产。”
三位老人与我谈了很多，还有很多艰难没有写尽。强行收笔之时，我忽然想到，东汉末年曾有刘关张桃园结义，最后选择并登上了“蜀道”。创业实难。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有李白刘三人为修《北京志·体育志》走到一起，老迈之时，拖着多病的身体、沉重的家务，攀登了修志的“蜀道”，备受艰辛，其难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