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学得很会说话。”迟可东笑笑：“情况都好吧？”
李金明说：“挺好。”
迟可东不急着了解该同志情况有多好，转问其他事情，一如他所称的，只是“闲聊”。迟可东问起李金明名字里那个“金”是怎么来的？辈分排到的？算命得来的？或者代表什么意思？李金明告诉他并无特别的来历，李是邻县山区人，父亲是个种地的，没多少文化。李出生时，父亲请村小学校一个老师给孩子取名，该老师给了这个名字。或许因为他家家境比较贫困，缺钱，用一个“金”字表达发家致富美好期望。
“现在家境怎么样？”迟可东问。
“还一般。”
“没有完成任务嘛，你还得加倍努力。”迟可东笑。
他告诉李金明，他本人是学工的，他的本行也有个“金”字，叫作“冶金”，这里的“金”即“金属”，“黑色金属”，铁就归为黑色金属。到本县任职后，他曾在一次会上开玩笑，讲了含铁的石头叫作铁矿石，检测含铁量的办法就是“把酼酸倒进去”。虽是调侃，也含几分道理。炼铁炼钢需要先有铁矿石，对人的认识有如从石头里找铁。
“迟书记这些话我听说过。”李金明说。
迟可东说，外界所传的那些情况，包括秦健给李金明说的未必都准确。当年那一次常委会研究河源乡班子配备调整，迟可东在会上提起李金明，其实是有自己的考虑，与李金明本人的关系并不大。当时迟可东已经到任一段时间，心里也知道不久将接任书记，他考虑应当开始点火，给烧杯里的试样加热，也就是开始要发表一些意见，表现出自己的风格，观察身边其他人的反应，分析辨别他们的特点，以便日后掌握安排。那天碰巧研究到河源乡班子问题，他感觉组织部挑选的人不合适，这时忽然想起李金明，也没多做考虑，临时决定拿出来说说，看看自己提出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他在会上还拿罗斯福丘吉尔和希特勒的事举例，那个事例是他从一份资料里看到的，虽然有点意思，提供的前提未必全面。事实上当初李金明给他的印象不怎么样，他也不认为李金明一定适合那个位子，只想以李金明为例，表明可以眼界开阔一点，不拘一格一些。不想却歪打正着。
“现在你清楚了吧？”迟可东问。
李金明回答：“清楚了。”
“跟我说说你是为什么。”
迟可东问的是李金明在河源座谈会上的出格举动。该举动让很多人出乎意料，迟可东本人是在解脱之后才得知的，他尤其感觉出乎意料。
李金明说：“那一天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就可以随便说吗？”
李金明承认，他也知道那种场合说那些话挺犯忌，肯定对他没好处，但是不抓住机会说一说，感觉对不起迟可东。无论如何，没有迟可东倒酼酸，他哪有可能当什么科技副乡长。副乡长只能算个小官，但对他这样背景的人已经太大了，可望而不可即，能够得到真是太意外太不容易了。
“既然得来不易，你应该对它更珍惜才对。”迟可东说。
李金明称自己也有苦衷，刚当上副乡长那时感觉比较好，因为忽然成了领导，不再受以往常受的鸟气，不需要让一些狗屁不通的家伙收拾欺负，轮到自己来发号施令，确实大不一样。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感觉这个帽子其实不好戴。任何场合说话都得留意，见到比自己大的官得像个孙子，面对比自己小的干部得端个样子，碰上跟自己一样大的得讲究排名先后。李金明这种性格的人，原本喜欢自由自在，想怎么就怎么，惹着了就闹，管他什么领导不领导，最多拿个处分，到下边种蘑菇去。当副乡长以后不行了，时刻得注意影响，特别是心里有了一个结，总想着不能出毛病，自己搭上不要紧，给迟可东难看就不好了。因而感觉很受限制。蘑菇得种，红壳酒却不敢多喝。意气一上来，自己得先忍住。这种小官做起来也折磨人。迟可东当********坐在主席台上时，大家对李金明还客气，因为都知道他这个帽子是从那边掉下来的。迟可东一出事，李金明身旁就议论纷纷，有说李金明可以归人“许家帮”，也有人说他只怕连许琪的脚后跟都没见过，最多算是“迟家帮”。当时传说迟可东卖官，有人便公开问李金明副乡长要价几万？事前收还是事后收？气得他几乎动拳头。他感到工作不再有多大劲头，因为无端遇上这些鸟事，也因为已经不需要做给迟可东看了。后来他听到传说：县里正在考虑调整乡镇班子，这一次不再像以往那样只能上不能下，要搞能上能下，淘汰几个人，杀鸡儆猴，让下边干部为之振作。有人传消息，称“可下”名单已经有了，人不多，全县加起来只有三五人，李金明很荣幸给列到里边，因为他曾经受过处分，又搞腐败又纪律不好，还有乱搞男女关系问题，本来就不该提拔。迟可东把他搞上去，现在迟可东自己倒了，该把李金明跟着弄下来。据说这个意见基本已定，只剩弄下来后安排在哪里还没确定。李金明听到这些话，非常憋气，感到不公平，这几年辛辛苦苦种蘑菇真是白干了。这时候恰好********下来调研，他忍不住就跳出来喊叫，完全不计后果，表面上是替迟可东叫屈，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心里窝着一团火，借机发散出来。当时他心想还能怎么着？反正已经要给人“下”了，那就不管不顾。
迟可东说：“我了解过这个事，你听到的传说并不完全准确。”
李金明点头。事后他也听说了，当初确实有领导提出应该让他“下”，但是就此做出决定却是在他捅了大娄子之后。
“你那份辞职报告是自己写的吗？”迟可东了解。
迟可东问的是李金明免职过程的细节。李金明在不恰当的场合发表不恰当的议论，表现很出格，不能不予处置，处置方式却也需要慎重考虑。如果仅因为说那些话免他的职，显然有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精神，闹出去有不利影响，对上级领导不好交代。如果以李金明工作中的不足为由处理他，人们也会认为是因言获罚。事涉敏感，得特别注意方法。这个难题最终由李金明自己破解：他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以自己不胜任工作为由，请辞科技副乡长一职。
“这份报告确实是我自己写的。”李金明承认。
写这份报告有些具体情况。李金明闹出那件事之后不久，县里通知他到组织部谈话，那边一位领导告诉他，因为工作需要，准备把他从河源乡调出来，安排到天马山林场工作，保留副科级待遇。李金明当场申诉，不愿离开河源，以家庭困难为理由。李金明说，他已经把家安在河源，河源在县西北，天马山林场在县东北，两地间隔着大山，来去得绕行县城，交通很不方便，他很难接受。领导劝告他，说所考虑的安排已经很不容易，对李金明算是仁至义尽了，李金明必须服从，他已经不可能再待在河源当副乡长了。李金明当即表示，他宁愿不当那个官也不想离开。该领导说，如果这是李金明的真实想法，如果困难确实大得不能接受新安排，李金明可以据实写一份辞职报告，他们可以根据情况再做研究。李金明没再多说，在那里当场写下辞职报告。
“跟我可有一比。”迟可东笑笑，“说说河源为什么难以割舍。”
迟可东本人东山再起时，坚持要回到本县，继续“未竞事宜”。李金明坚持留在河源，同样也有些“未竞事宜”，该事宜比较现实，是因为他把家安在河源。河源位居本县偏远山区，是贫困乡，调到河源工作的外地干部多不安心，干几年就想走，李金明却是一个例外。李金明老家在邻县，大学毕业分配到本县工作。李金明的老婆是他同乡人，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进城打过工，与李金明结婚后就跟着他到处走。李金明在县农技站时，一家人在县城近郊租房住，李妻在县城打零工。李金明到河源，一家人也搬到河源。李金明当上副乡长后，河源农技站帮他忙，安排其妻进站当临时工，把李金明原先的那摊事委托给她，让她去管种蘑菇发展食用菌。李妻虽然没读过大学，号称个高人丑，却还聪明，这么些年紧跟李金明，也学了若干技术，加上身边有个李大师傅，事情居然也能对付下来。李金明一家人在河源比在县城过得好，他担心一旦离开，一切都得推倒重来，因此宁愿不当副乡长，也不希望离开。
“你妻子支持吗？”迟可东问。
李妻很高兴。她怕丈夫真给调去天马山林场，把家搬到那么远的地方不容易，不跟着丈夫走可不成。如果李金明有副乡长做，还能待在她身边，那最好。要离开不如不要。她最怕丈夫跑到她看不到的地方，天底下到处都有女人。
“你还让她那么担心？”迟可东问。
“她就那样，没办法。”李金明说。
“都是捕风捉影？”
李金明承认并不都是捕风捉影，早先确实有些情况，他跟别的女子好过，他老婆其实都知道，所以跟他大闹，挨过他拳头。
“你怎么会那么干？嫌人家丑？”迟可东问。
李金明强调其妻并不丑，只是醋劲大。农技站站长整他“村村丈母娘”时，动员他老婆揭发，他老婆死活不讲，一直护着丈夫。事后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从此改弦易辙。当副乡长后，自然更有些女子对他示好，有菇农家的小妹，也有女干部什么的，他从未动过心。
“说说你们现在的情况。”迟可东道。
李金明还是那句话：“挺好。”他被免职后回到乡农技站，重拾本行，夫妻俩搭档，丈夫当食用菌技术员，老婆当助理，一起在村头村尾蘑菇房跑，不用费脑筋去管那些难管的事情，无须去看谁的脸色，不必在乎哪个说他什么“许家帮”“迟家帮”，收入不多却也稳定，还经常有菇农的炒米粉和红壳酒享用，感觉比较惬意。他认为自己辞掉副乡长辞对了，并不为此感觉后悔。今年他们的儿子上了小学，夫妻俩合计需要多存点钱，日后弄个房子，安居乐业，为此时常商量谋划，打算自行创业。他是学食用菌的，掌握技术，以往可以在农技站当技术员，指导菇农种菇，日后为什么不能自己干？农技站技术员拿的是死工资，自己创业种蘑菇，一旦发展起来，收人要高得多，比当技术员强，也比当副乡长强。他和妻子已经在四处打听，准备盘下几个旧蘑菇房，或者先租下来，以此开始，逐步发展。一旦打下基础，他就准备辞掉农技站的工作，全心全意开拓自己的事业，发家致富，实现嵌在其名字中的那个理想。
迟可东点头：“很好，我赞成。”
他问李金明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例如资金方面？如果需要一笔贷款，他可以叫相关部门支持。李金明表示目前还不需要，他自己先想办法，日后一旦碰到困难，实在解决不了，他再来求助。
迟可东表态：“你随时可以找我。”
“我算什么呢，不能多打扰。”
迟可东笑笑：“我也随时可能找你。”
李金明提起旧事，说当年自己突然被提名为科技副乡长人选，他非常意外，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才从秦健电话里知道一些内情。当时他从秦健那里要了迟可东办公室的号码，有一个晚间曾十几次拿起电话机，想直接给迟可东打电话，说几句感谢的话，也表示道歉，因为在河源乡那一回，他吐酒，第二天早晨见面还很没礼貌，实在没想到迟可东大人有大量，不计小人过，居然记着他并且为他说话。他感觉自己从未被人这么看重关心过，不做点表示实在说不过去。但是最终这个电话没挂出去，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把握不定，特别紧张，发休。他没有接触过********这么大的领导，迟可东跟他见过听过的那些官似乎都不一样，让他不敢面对。直到秦健转告了迟可东让他要有自知之明的交代，他才松了口气。那以后下定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认真做好事情，别让人家笑话，让迟可东没面子。
“你这个人是不是从小特别拽？”迟可东问。
李金明承认自己打小不是善茬，可能出自遗传。李姓在他们村是小姓，李金明的父亲在村里却能说上话，因为人很硬气。早年间他们村与邻村土地纠纷，发生过一次械斗，李金明的父亲拿一根扁担冲在前头，跟对方三把砍刀对打，没有丝毫畏惧，至今还被村里人作为谈资。李金明是家中长子，下有一弟一妹，父亲总跟他说当大哥要有大哥的样子，所谓“大哥样子”就是会照料弟妹和家人，不能让外人欺负了，得让自己和家人“不输人”。李金明小时候特别爱跟人打架，为自己和家人的事情，敢跟比自己大得多的孩子头相争，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从不悔改。上学以后则在学习上“不输人”，这才从农村走出来，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农家小子这才戴上了眼镜。”迟可东打趣。
李金明说明，他在初中时就近视了，原因是家里老屋光线本来就不好，加上家境差电灯也暗，晚间读书用功，眼睛特别吃力。当时舍不得换个瓦数高一点的电灯泡，久而久之就得去买眼镜了。
迟可东点头笑：“你果然有点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