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表哥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跟着我父母见过国共两方面的许多大人物，从淮海战役到进军大西南，又跨过鸭绿江，以他的履历看，也算是见多识广了。但是，他现在面对着区民政局的一个科长，面对着派出所所长，却一点脾气都没了。他们很威严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翻着他的档案，所长说，你犯过什么严重错误，为什么被撤销排长职务，你必须再一次交代清楚。二表哥迟迟疑疑地说，档案上不是有记载吗，我违反纪律打过一名战俘，他是首尔人，参加过侵华日军。“档案是档案，你是你！”科长拍一下桌子，恼羞成怒地警告他。“历史问题不交代清楚，政府怎么考虑你的安置问题？！”
二表哥黑黝黝的脸变得苍白无比，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其实对他的交代根本不感兴趣，二表哥说当年暴打过他父亲的日本兵也是首尔人，所以他忍不住以牙还牙。他们都笑起来，好像他在编一个很滑稽的故事。“这么说你还是出于阶级仇民族恨啊？你大哥是什么人，你姨夫又是什么人？”所长叹一口气说，“老弟啊，我实事求是跟你说吧，上面有指示，对你这样的退伍兵是要甄别使用的。现在是什么形势？资产阶级正在向执政党猖狂进攻！”昔日的皮匠和那位科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说，“你多少也算是有功之臣，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
二表哥紧紧绞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后来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不是退伍士兵，我还是少尉副排长。他的话引来一阵冷笑声，民政局的科长说，副排长算什么，比你级别高得多的人到了这里也服服帖帖！所长挥挥手说，回去等着吧，我们也要等待上级新的精神。
一家人又变得心事重重，二表哥不敢再去找政府麻烦，无所事事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睡觉，在朝鲜的时候他曾经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坚守阵地，现在他怎么都睡不回来了。他睡觉时草舍改造就无法进行，工程进度更加拖得缓慢。醒来时他坐在梧桐树下发呆，以往的岁月如梦境一般消逝了，而今这个家庭里有两个失业者，还有一个是修跑道的临时工。长此以往，叫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呢？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
这个退伍的少尉排副荡来荡去，荡到了我外公外婆生前住过的欢乐巷。外公开过的木匠铺早已易主，现在是外公的一位徒弟在掌柜。徒弟看见他很高兴，招呼他进去喝杯茶。欢乐巷是我母亲、我姆娘和我的大哥大姐们充满往事记忆的地方，二表哥也不例外。石子路上，孩子们在滚铁环和追逐嬉闹，楼窗口伸出的晾干竹上，挂满了滴着水的衣服和尿布。闻着木匠铺里刨花的香味，二表哥仿佛回到了过去，回到他无忧无虑没心没肺的童年时代。他和他的大哥都曾被送到外公的铺子学过木工，但是哥俩都不是这块材料，宁愿扛枪而不愿意弯着腰，整天推着一把刨子刨木料。
我母亲因此而常感内疚，说是我的父亲害了他们。如果不是有一个骑大马挂洋枪的姨夫，他们如何会走到这一步？这也是我母亲总是想竭尽全力帮助她姐姐一家的一个原因。
谁也说不清二表哥在木匠铺子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除了掌柜，员工们都按辈分叫他师哥。师弟们请他吃饭，听他讲打仗的故事，一个个露出崇敬和羡慕的神情。有人说到底是金日成先动的手呢，还是李承晚先发起的进攻？有人说究竟有多少志愿军被俘，有没有自愿去台湾的？二表哥大着舌头说，我也不清楚，我只、只晓得本连本营、最多是本团的伤亡情况。
那天夜里二表哥喝得醺醺然回家，一头躺倒在竹榻上呼呼大睡，姆娘叫他起来洗脸洗脚，他迷迷糊糊地坐起，又躺了下去，嘴里嘟哝着老子不能都告诉你们，这是机密什么的。干爷冷冷地看着他，叫姆娘别去管他。“这个只晓得扛枪打仗的蠢东西，”干爷愤愤然地说，“回来了还不如不回来。”
确实是这样的，他回来了还不如不回来。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二表哥就被叫进了派出所，这回连民政局那位科长也不出面了，直接由所长安排他的去向。所长说他被人举报泄露军事秘密，还说了一些涉嫌反动的牢骚话。二表哥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无从辩解，他一个早已离开战场的小排副能有什么军事秘密？他说过的牢骚话，只是不满于自己的生计无着而已，又如何扯得上反动呢？
穿窗而入的阳光照着他青白色的脸，所长漠然地注视着他，所长说你记不清了没关系，只要有举证者就可以定你的罪了，判刑倒是谈不上，监督管制完全够条件。二表哥沉没在某种无边的黑暗中，他听到巷子里传来叫卖甜酒酿的声音，那个当过远征军文书的老家伙摇摇晃晃地挑着担子，正趿拉着一双木拖鞋啪嗒啪嗒地由远而近，他的整个身心都疲软了，眼睛里流露出极度的焦躁和绝望。看在你当年替我们送过信的交情上，我给你指条路吧，所长的脸色终于和缓下来了，深思熟虑地教诲他，“上面正打算动员城镇无业人员去支援农业，你家带头报个名，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我们还可以给你家找个离杭州最近的地方，敲锣打鼓欢送你们下去。你毕竟是复员军人，以后当个民兵连长之类的，不比赖在城里当个被管制的无业游民好得多吗？”
按照我母亲的分析，这位皮匠出身的所长，包括民政局那位科长，倒也谈不上与我姆娘家有什么大的过节，他们所以这样做，一是迎合当时上级巩固政权的意图，二是给自己所辖的范围甩包袱罢了。至于这样的威逼利诱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何种后果，他们是不会去想的，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毫不相干。这是一个谁也不提任何个人利益的年代。
已是深秋清冷的天气，秋生被场站助理员派去东北采购工具和零部件了，助理员说，这趟差事办得好，我会向首长推荐你，让你转正为本场站的正式职工，那样的话，除了不戴帽徽领章，你跟军人没啥区别，有工资还有劳保服装发。在茅廊巷的草舍现场，秋生的两位工友，吭哧吭哧地抬着一个笨重的木头窗框，正在往砌起的砖墙上放。干爷呆坐于门前梧桐树下，用一块肮脏的手帕捂着嘴，不停地咳嗽，到了看见他的二儿子从派出所回来时，老头子想咳嗽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了。儿子吞吞吐吐刚说出所长找他谈话的结果，老头子腾地站起，他的瘦削的身影被秋日的阳光投射在石板路上，久久地凝固不动，就像一棵大树旁又长出了一棵老树。几秒钟后，这棵岌岌可危的老树终于像被雷劈了似地倒了下去。
冷风从巷子里吹来，风声将姆娘和阿凤的喊声哭泣声传得很远，两位工友从建筑工变成了担架员，卸下柴门抬着我干爷往浙二医院急诊室迅跑。担架上的干爷脸色苍白如纸，嘴角因为充塞了瘀血而鼓起来，牙齿和舌间发出即将咽气般的咕噜声。派出所下手很快，一张户口迁移证书已经塞给了我的二表哥。这个昔日的有功之臣，从志愿军变成支农者的倒霉蛋拿着这张致命的白纸，像一具木偶那样茫然地站在医院门口，脸上浮现着梦幻般的神情。
整个事实确实像一场梦，使这个见惯腥风血雨的汉子掉了魂似的傻站在冷风中，那么凄凉，那么无助，那么绝望，不一会儿，他那原本年轻而黑亮的短发上，便结起了一层白色的霜。
四
我始终忘不了秋生从东北回来那天的神情，他赶到茅廊巷，草舍里空荡荡的，只有两只饿急了的老鼠在破灶头上跑来跑去。阿爸！姆妈！秋生的眼睛里闪烁着模糊的泪光，他的惊叫声在巷子里显得空旷无力。矮脚经理从菜场办公室走了出来，默默地看着他。邻居们也围过来，也是无声地看着他。等待居民区主任闻声过来的时间相当漫长，而在这段空白中就像一部黑白电影突然断片似的，现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悬疑与悲伤。修建了一半又被搬空的屋子比动工前更显破败，满地断砖碎瓦，废弃的残破家具散在角落里，上面撒落一些潮湿发黑的烂稻草。秋生低下头，看见自己的影子半蹲半伏在门槛上，好像跪在一座墓茔前那样。这确实像一座墓茔，埋葬了他的所有少年梦想。
你的户口也迁过去了，居民区主任告诉他，你们是全家人光荣下乡。秋生说，我已经满十八岁了，我的户口迁移应该由我自己做主！你离十八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呢，所以你只能跟户主一起迁走。秋生抬起头，看见派出所所长出现在他面前。所长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他好像并不期待秋生的回答，转过身去向围观者们挥挥手，他说，没你们的事，各忙各的去吧。
愤怒的秋生想跟他拼命，矮脚经理拉住了他。他紧紧地抱住秋生说，鸡蛋碰不过石头，你小子冷静一点！秋生抬起脚，他穿着一双黑色回力鞋，破损的鞋尖露出一个苍白的大脚趾，可惜他挣扎了半天也没能踢到所长身上。彼时的菜场经理不像是武大郎，而像从梁山上下来的矮脚虎王英，力气很大。只要你一心一意想回来，他安慰我的三表哥说，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那天傍晚走进我家的秋生，是一个表情呆滞，一言不发的少年郎。我母亲问他话，他什么也不回答，颓然坐在堂前的条凳上，只有那凹陷的胸脯在急促地颤动，双眼空洞无光。母亲说，你十八岁了，是个大人了，应当更成熟一些。“我像你那么大时，你姨夫突然成了异党分子，戴笠将他关进地牢，”母亲跟他说起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往事，“那时我拖着刚满两岁的你大表姐，怀里还抱着不到三个月的你大表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怕冷似的抱紧双肩，接着往下说，“我想天无绝人之路，总会走出困境的，于是我忍辱偷生地走啊走，终于走到了‘七七事变’，走到了你姨夫出狱重新带兵那一天。”
大起大落的经历从我母亲嘴里平淡地说出来，引起我们的震撼和沉思。那天夜里我陪着秋生在街头巷尾瞎逛，从官巷口逛到众安桥，再从法院路逛到湖滨，这个南宋古都的一草一木都使他无比流连。西湖边岸柳成行，月光映照着湖面，微波荡漾。我们走过孩儿巷，那是陆游住过的所在，据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诞生于此。后来我们走累了，走到武林门外的运河边，坐在码头的石阶上休息。京杭运河的河水黑黝黝的，一艘艘运货的驳船缓缓驶向北方。从这里出发，过了德清就到了吴兴的地界，我告诉秋生，“你们下乡的所在就在那里，如果从陆路走，乘汽车大概也就是两个钟头吧。”
“一个钟头也是乡下，”秋生沉闷地对我说，“我们一家人都不会种田，我连割羊草都割不来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无法回答他，两个人又陷入沉默之中。秋生脱下破球鞋，将脚浸在河水中，我跟他学，河水很凉，令我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临河的一户人家打开了窗子，灯光亮起来，照在秋生胸前一把挂着的钥匙上，这是茅廊巷那间草舍柴门上锁时用的钥匙。秋生摘下它，放在手上把玩许久，“我家从来用不着上锁，我一直没用过它，”他扬起手说，“让它留在杭州吧，不要再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了！”
我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他。“不，不要扔到河里去！”我央求他，“你们会有回来那一天的，”我的眼泪终于像河水一样汩汩地淌了出来，我说，“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着，将来用来开新房子的门！”
我们回去，回到我家所在的皮市巷新开弄去。鬼差神使似的，我带着秋生走到了巷口一栋小楼前，“这就是那位皮匠所长的家，”我用一种与七岁年龄绝对不相称的冷静口吻对他说，我的双腿却在发软，“我们要给他一点警告。”
从巷子吹来一阵风，使秋生抱着身子打了个喷嚏，他说，怎么警告，你说什么警告？我蹑手蹑脚走到墙角去，从地上捡起一小块碎砖头。生活对幼小的我来说同样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梦，我想起两年前母亲带我去报考幼儿园，结果被人赶了出来，因为我是狗崽子；我想起那个穿红皮鞋的千金小姐称我为香港回来的小特务，她的指甲像冰凉的刀锋划过我的脸庞。我的面容变得狰狞了，血直往上涌，我向后退一步，用尽全身力气扔出这块破砖头，我听到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接着传来一声裂帛般的尖叫声。
秋生惊慌失措地逃开去，我却傻站在那里，不是我不想逃，而是我的双腿不听指挥了，一个劲儿地颤抖。于是秋生又跑回来，拉起我躲进一堵高墙的角落里。谢天谢地！皮匠所长这天夜里在派出所值班，家里只有他老婆和女儿。啪地一声响，他家的门灯亮了，皮匠老婆从屋子里冲出来，向四周张望着，接着破口大骂。“什么人？搞什么破坏？！”她虚张声势地说，“我看见你了，你他娘的赶快走过来坦白交代，不然明天就送你全家去劳改！！”
左邻右舍的窗子都打开了，人们面面相觑，却没有一个人走出门来。有人伸出头来看看，又缩回身子去关上了窗户。还有人轻声嘀咕着什么，指着他家的屋顶说，好像是两只野猫吧，昨天夜里也在那里打架来着。这时候所长夫人仿佛才如梦初醒，她家的人缘实在是太差了。她声嘶力竭地又骂了几声，气得身体簌簌发抖地站在那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附和她，显然，这使她品尝到了意外的失败和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