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宗教为其信众提供统一的世界观、价值维度、信仰理念和道德标准，使相关社会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从而形成其共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价值导向。以佛教为例，佛陀当初创立了佛教，宣说四圣谛，就是以“解救众生，涅槃解脱”为终极关怀，其一切皆苦的苦谛显示宗教探求的终极关怀，考察一切皆苦之因缘的集谛表现终极真实的探索，涅槃灭谛则是终极目标，最后的道诗则是为获致终极目标而自我承担的终极承诺，在修行实践上表现为工夫的进路或磨练的历程。《法华经》说佛陀“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因缘？就是这样的终极关怀。佛教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始于人类实存日日体验到的“一切皆苦”的冷静观照，终于誓化众生令其永远脱离生死苦海的宗教悲愿。大乘佛教担荷佛陀的终极关怀的精神，以彻底的实存分析而透视世间万法及其众生的边缘处境，唤醒人们非本真存在的迷梦，使人以本真存在的方式面对生死无常的严峻挑战，敢于发出离心，预先决意准备，突破过去现存未来的世俗时间三相，转化之为本真性的实存的时间性，依此体认生命本真“向死而在”（海德格尔语）的真实性，充分实现生命的自由选择！
第三，宗教特别是儒佛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能够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性和自信心，形成坚定的民族精神，从而复兴中华文化，不被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文化所左右，不被外在的花花世界所动摇。例如佛教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使人回归宇宙实相，避免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分离和对立。按照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整个宇宙，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领域，都是一个普遍联系之网，宇宙间任何一个事物，任何一个现象，都是网上的纽结或者说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都与宇宙间其他的交叉点有着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包括空间上的，也包括时间上的，因而这种联系是重重无尽的，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其间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这网上的一个个交叉点，人也是这样一个交叉点，只不过这个交叉点能意识到“自我”，即具有自我意识，并能超越自我。正因为如此，人与物，每一个交叉点都不是独立的、固定和、不变和，它的存在是随时随地都完全依赖于别的交叉点，故而其是自性空的。但由于受无明的遮盖，人的自我意识却人为地割断了“自我”这个交叉点和别的交叉点（他人和他物）的联系，既把自我实体化了，又把别的交叉点也实体化了，于是自我和他人、他物被分裂为两个彼此外在、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错误，就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夸大了“自我”的作用，夸大了主体性，以致使“自我”走上了实体化的道路，把“自我”夸大到神圣的“绝对精神”的地位。由此造成西方文化中“自我”与他人的分离和对立，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形成“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同时亦由此造成人类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西方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最终也导致了“依正不二”的分裂。所谓“依”就是“依报”（指一切环境），“正”即“正报”（指生命主体），“不二”则是指这两者虽然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东西来认识，但在其存在中，是融合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来运动的，而今日世界这种统一体却遭到了支解和破坏。
第四，宗教在行为上体现了关注社会、服务人群的社会整合功能，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从而实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整合作用。佛教《维摩诘经·菩萨行品》说菩萨：“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菩萨为什么不住无为？因无为法是指一切法无有实体的空理，不生不灭，无为无作，如果一味住于其中，便与有为法远离而沉空滞寂。为什么不尽有为？诸菩萨长期不舍世间，住于一切有为法中，而又不取有为法相，因而常寂，生气勃勃，活力充沛，以普度众生，广积福慧，而终古如斯，无有厌倦。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大乘因位菩萨，必依此而长期修学；果位如来必由此而永恒示现。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解脱法门，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故要从一切有为法上去把握无为法，再用无为法的妙义去融通和摄受一切有为法，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转俗成真而回真向俗。如果宗教能够与存在的社会相协调、相适应，它的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积极的正面功能，因为其整合的特点在于打动人心、支配精神，所以其带来的影响和约束力会远远大于现实社会法律、制度和规则本身对信徒的影响和约束，它起到的是社会求同、认同和向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去积极引导、保持和体现宗教在社会整合上发挥其积极影响的正面功能。
第五，宗教具有强大的心理调适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作用。在现代功利化的社会中，人们在人生旅途中失意之际，总是渴望获得解惑释疑的“心灵鸡汤”和“精神按摩”。而宗教在很多时候就成了人们的“精神按摩”和“心灵鸡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要遇到生死病死、贫富贵贱、祸福吉凶，而宗教以其特有的信仰、精神和理念，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给人以“心理抚慰”和“精神疏通”，这对社会和个人都有“消气”、“减压”的“安全阀”的作用。宗教之所以的能有这种心理调适、疏导的功能，关健在于其对生命的重视、对生活意义的探求以及对生存智慧的把握，在于其观念上的超脱和实践中的修炼，从而给人们带来心理上宁静自由的境界，由之人们能够洞观人生，轻松生活，平静地面对死亡，诗意地安居人世，回归精神家园。这一点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了比较典型的体现。例如上海静安寺楹联：“皆大欢喜，春风满面常开口；了无挂碍，世态撩人不改容。”“静明不乱，故得凡心以结圣胎，四色莲花开宝蕊；安住无为，顿能空道而升兜率，十方尘世现金身。”北京潭柘寺楹联：“鹫岭云闲，空界自呈清净色；龙潭月皎，圆光长现妙明心。”“绕户竹风翻妙偈，当空水月涤尘襟。”北京香界寺楹联：“山色溪声，净理了可悟；风清月白，胜赏良有因。”“一竿竹影敲明月，半榻松风卧白云。”五台山塔院寺楹联：“敷演清凉，四时瑞雪常飘，幻出银装世界；恢宏极乐，六月莲花始放，翻成金色乾坤。”南京弘济寺楹联：“松声、竹声、钟磐声，声声自在；水色、山色、烟霞色，色色皆空。”读后都会产生一种超脱、潇洒、空灵、任运、自由、逍遥的感觉，达到提升心灵、超越烦恼的人生境界。河北正定临济寺楹联：“身坐莲台观四海，手掌如意定乾坤。”上海龙华寺楹联：“愿力无边，虽现千手千眼意犹未尽；业精叵测，只凭一心一德功不唐捐。”表现大乘菩萨舍己利人的情操和气质，读后使人觉悟，达到慈悲、宽恕、包容、利他、忍让，忘我的心境。觉悟的人生使人“利乐有情，慈悲济世”，实践“人间佛教”，其对事对人的态度如“弥勒”形象那样：“大肚能容天下事，善心不染世间尘。”（蛾眉山报国寺楹联）“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成都宝光寺楹联）“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本无知无识；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乐山凌云寺楹联）学佛修禅，能使人得到入静入定的心理调适，获得一种大彻大悟、大智大慧的人生境界：“世外人法无定，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三四尊真佛，静观世变；十二位法躯，闲看人忙。”（成都宝光寺楹联）在这里人们有着归家的轻松和心理的释放，使人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我解脱。
第六，在当今中国，对宗教道德的复兴有助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宗教道德能够促进当代中国公民道德自觉、道德意识和道德生命的建立和发展。因为道德底线必须要与超越之维的宗教道德相关联，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才会有神圣性的坚守。例如佛教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最基本的，即要知道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如其之“五戒”就是其道德底线的金规则。第二种境界，如比丘和比丘尼戒的追求就要高于第一种的要求。第三种境界，则是己达到至高之善的菩萨戒。从可持续来讲，第一、二种境界必须与第三种境界相关联才是有意义的、神圣的。由此可见，以宗教信仰作为道德法则的基础，为道德提供归宿，以宗教信仰的神圣性赋予道德判断的神圣权威，以宗教信仰给予道德信仰以终极价值，以宗教信仰引导社会成员自觉践行道德规范，在我们重建道德信仰体系中显得是多么的重要。
在一般情况下，传统宗教并不具备反政府的潜在性格，本身亦不含暴力色彩。而邪教则不然。它们公然违背人类社会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多使用欺骗、恐怖的手段，对教徒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对他们的合法权利进行强力剥夺，对他们的身心进行残酷摧残，建立秘密“王国”，从事违法犯罪等活动。邪教的种种******行为、反政府行为，与法律相抵触，必然招致司法机关的制裁。面对制裁，有的邪教会作出对抗性的反弹举动。再者随着徒众增多、对社会不满的加剧以及教主个人权势欲的急剧膨胀，邪教极端反对现世，会进一步发展为敌视现政权，甚至谋求取而代之的政治意图。所以，相当一部分邪教具备潜在的政治颠覆性，表现在歪理邪说上，是建立“地上天国”的狂热说教；表现在组织形式上，是********型结构的肆意打造，或模仿内阁制，或模仿封建帝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邪教为对抗政府，迎接所谓“世界末日”、建立“地上天国”，展示出浓厚的暴力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