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大规模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种邪教势力滋生泛滥，一些邪教组织仍屡禁不止，时隐时现，难断其根；个别邪教组织屡打不散，时常改头换面，活动猖獗；境外邪教组织与反华势力也与境内邪教组织相互勾结，企图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面。现代社会崇尚科学，但科学的发达并不能完全避免邪教的滋生，因为科学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直接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现代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人们都需要一个价值的基点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人们的心理压力空前增大，宗教慰籍的需求空前旺盛。而传统的信仰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生活并在某些方面显得滞后无力，这就造成了一些人的信仰“真空”，使得在科学精神填充不到位的环境里，邪教的产生和发展便有了方便之门。
邪教”这个概念，是相对于“正教”或“正统宗教”而言。之所以称之为“教”，是因为它常常冒用正统宗教的名义，以宗教的面目出现，借以迷惑、吸引信徒；之所以称之为“邪”，是因为邪教既不是宗教组织，也不是宗教派别，从本质上来讲，它违反传统宗教的教义教规，而且又是******、反政府、******、反科学的，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抵制邪教蔓延、铲除邪教毒瘤，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责任，特别是宗教界人士责无旁贷的责任。扶正才能驱邪，立正才能破邪，这需要政界、教界和学界的通力合作、加强沟通、相互配合才能奏效，三者的指向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信仰、文化的问题，即关系到政治、宗教、学术的问题，三者相互支撑，相互配合，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辩证过程。邪教之所以能在当今社会产生，并在一定时期和区域内蔓延，一个重要的或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些人的信仰迷失。因而当前宗教界应该积极发挥作用，辨明宗教与邪教的区别，使人们认清邪教的本质，更好地开展反邪教斗争。
一、宗教界要认清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与正信宗教之间的界限
在历史上，贵州形成了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宗教文化格局，这与贵州本土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文化习俗的方方面面分不开。对于生活在地瘠民贫的贵州民众来说，解除困扰其生活贫困、疾病和各种天灾人祸的威胁，是最迫切和最要紧的事情。因此在他们的传统信仰文化里，对鬼神的敬拜、诅咒、祭祀及其巫术，都是围绕着实用的和功利的生活目的而进行的，贵州佛教为了能在社会立足、生存和发展，往往要迎合民众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信仰倾向，这就给了邪教可乘之机。贵州崇尚实用的信仰观念和文化传统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宗教文化现象，本身包含了极为浓厚的巫教文化色彩，其操作方法主要是通过巫师，直接用符咒、仪式控制或操纵风雨、动植物等自然对象以及所要攻击的敌对对象，使之遵从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它总是着眼于当前具体问题的解决，总是直接谋取眼前利益，总是追求一种功利性的实用，因而它没有宏大精致的理论体系，它只关心如何使操作方法既简便易行而又收效快捷。尽管后来在贵州境内中原文化和佛教文化得以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当前宗教界对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与正信宗教之间的认识界限问题一直是比较模糊的。
二、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在批判、打击邪教的同时，还应该驱邪扶正，尊重正统宗教，充分注重和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积极作用。
目前，宗教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都得到了人们空前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信教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截至2000年，世界总人口约为60.55亿，信仰宗教的人约为51.37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4.8%。信仰宗教是信教群众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信仰和不信仰宗教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依法保护。事实证明：过去那种简单生硬粗暴地要求人们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是荒谬的；同样的，那种一讲宗教信仰自由就任由愚昧迷信活动大行其道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在处理涉及宗教信仰问题时，要把正当的宗教信仰和愚昧迷信区别开来；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从事破坏国家利益的违法活动区别开来；把群众的善良愿望和个别人的险恶用心区别开来。因此既要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又要坚持不懈地反对迷信活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还应充分注重和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宗教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联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宗教的同一社会功能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或者兼而有之，应具体分析和对待。只有对社会的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对特定宗教影响社会稳定的性质和大小作出正确判断，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管理和引导，达到扬正抑负的目的。
宗教的积极性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一是促进社会整合。宗教通过诉诸超自然的力量，以其信仰体系、仪式体系以及组织系统在社会整合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建构的社会秩序涂上神圣化的色彩，有利于控制社会，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宗教与科学，宗教与现代经济发展，并非互相对立，而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我们揭示了宗教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之间的正面关系。二是净化社会道德。宗教关怀个体生命，塑造健康人格，营造群体生活，主张止恶扬善，使社会成员自觉调和心理矛盾，形成良好的角色意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三是丰富人类文化。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学、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风景秀丽的宗教圣地、内涵丰富的宗教礼仪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矿藏，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伦理、审美和知识价值。四是推助社会变迁。如果信众们把宗教教义的一些观念或思想作为某个时代宗教群体的理想，以一种超凡的宗教热忱来推助、甚至掀起社会变迁乃至社会革命的热潮，宗教也可以成为推助社会变迁的积极力量之一。五是传统宗教是邪教的天然克星。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竞争日趋激烈，群众的心理压力加剧，宗教需求高涨，如果群众能够很好地了解和掌握传统宗教的知识和精神，就会使他们具备抵制邪教的免疫能力。
就佛教而言，它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佛教提倡的“爱国爱教”、“人间净土”、“普度众生”等思想可以起到动员教徒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第二，佛教戒律中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贪财等道德规范，告诫教徒弃恶从善，待人以诚，可以起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同时佛教的“六和合”（“六和敬”）：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意和同悦、身和同住、口和无净，这六和合精神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三，佛教提倡慈悲、积德，要教徒行善做好事，植树造林，修桥补路，赈灾就难，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可以起到美化环境、造福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第四，佛教所倡导的“我法二空”、“六根清净”、“心灵净化”等观念，视权利、金钱、美女为身外之物，不仅可以起到遏制人们的权利欲望，淡化人们的金钱观念和纵欲意识的作用，而且对树立反腐倡廉的社会正气、建设精神文明也有积极作用；第五，佛教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可以在保护宗教文物、促使宗教学术研宄、发掘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第六，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海外宗教界、文化界保持友好往来，可以起到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相互交流文化、维护世界和平、造成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作用等等。
然而，贵州宗教界在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和积极作用方面做得很不够，政府在引导宗教发挥其积极功能和正面作用方面也做得很不够。因而，我们要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引导宗教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适应，应主要考虑如何发挥宗教社会功能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意义，促使我省宗教界人士努力挖掘、弘扬各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多做贡献。首先，利益的和谐是最根本的社会和谐。要教育广大信教群众以“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为基本行为准则，服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注意引导信教群众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和谐；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度重视和维护信教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合法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信教群众合法利益的行为。其次，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要严格执行《宗教事务条例》，努力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和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既不越权、也不失职，既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包办代替，既不能在行政行为中损害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在维护宗教界权益时损害社会其他方面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依法管理。
三、当代贵州宗教发展的困境及其解决办法
（一）当代贵州宗教界存在的负面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迁，它冲击并改变着传统观念，冲击并改变着宗教徒的经济观念和信仰观念，在这个冲击下，中国宗教加速了世俗化进程，并形成了自身的独特形式，贵州宗教的发展也不能例外。而且由于贵州特有的佛道儒巫宗教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更容易使贵州的宗教产生世俗化、庸俗化和功利化的倾向，由此而被邪教歪曲利用。首先，对世俗生活的向往高于信仰追求。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教徒信众们自然要考虑现实生活境遇，当他们遇到工作、生产与宗教活动不能兼顾时，则宁肯暂时放弃宗教生活，以坚持工作和生产为主。其次，将商品经济活动和价值观念引入宗教殿堂并将寺观文化商品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徒们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他们希望摆脱贫困，发财致富，世俗的商品经济活动和价值观念已成为教徒们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念。再次，宗教的世俗化造成了宗教信仰的危机。人们在宗教信仰上的确定性和坚定性下降，信仰活动只局限于一定的场所和时间之内。信仰的危机又造成了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的虚无化，导致了急功近利、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某些时候，金钱万能代替了信仰万能。
在此，以佛教为例来说明。佛教是在哲学智慧的基础上建立的正信宗教，它既反对任何形式的算命相面、抽签问卦、风水堪舆、跪拜天地、敬神信鬼、巫婆神汉、设坛扶乩等迷信活动，又反对天神造人、灵魂不死的神学观念。因此当代佛教应对自身痛下针砭，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迷信因素。例如佛教的轮回说，在佛陀时代具有无神论的色彩，但传到中土后，受本土文化影响，使灵魂说融入其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迷信因素。晋代著名高僧慧远为打开方便法门，主张形尽而神不灭，身死而灵不亡，并以之作为三世因果轮回和神不灭论的理论根据，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佛教的轮回说。以至后来范缜的《神灭论》竟将“灵魂不灭”视为佛教本来说法，对之加以猛烈抨击和批判，结果引起一场无谓的大论战。事实上，这种背离了佛陀初衷的轮回说、灵魂说、神不灭论已经不是佛教的本来面目。佛教要想与时俱进，就必须首先返本，回到佛陀那里去，将灵魂说、神不灭论从轮回说中剔除出去，只有返本，才能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