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夏天，漫长的一整天里母亲大半时候都在外面忙农活。一群弟妹留给姐姐照顾。姐姐把我们放在南墙根下的阴凉处，她挨个儿抱着我们的脑袋捉虱子。其实我们头发茂密柔软，虱子那么小，她哪里捉得住呢？折腾一阵我们都不耐烦了，没人愿意给她配合。她说要不给你们打针吧。打针这游戏刺激，我们都赞同。姐姐将母亲的汗衫子穿一件，端着洋铁盘子，盘子里放着竹棍做成的针管子，针管子头上插着一根缝衣针，再把手伸进被子上的破洞里撕一点棉花下来，蘸上水就是酒精药棉了。给谁先打针呢？我不打，看着那缝衣针就发休。姐姐学着柯海平的样子和语气动员我们，说不疼，一点都不疼，“鹅”这个针管子看着吓人，其实一点都不疼，不信你把沟子给“鹅”就知道了。我们都想起了庄里的保健员柯海平。柯海平过一些日子就背一个白色的药匣子挨家挨户串门子，专门给碎娃娃打防疫针。
有时候还会给糖丸吃。糖丸我们是很喜欢的，但是那一针就没有人愿意去挨了。因为不知道哪一次发糖丸哪一次打针，所以我们对柯海平的到来总是很忐忑，怀着希望，带着恐惧，希望他只是发糖丸，不要打针。但是大人总是说话不算数的，明明说不打针，等你走到跟前，保不住会被大人一下子抓在手里，那一针就逃不脱了。柯海平这个男人长得眉目端正，很是白净。虽然是个农民，干保健员也只是兼职。但是由于早年念过书，他的身上始终有一股书卷的气息在弥散，给人很文雅很洁净的感觉。这在我们庄里那些两腿上总是沾满泥土的男人中显得有点特别。女人们在给娃娃脱衣服袖子配合打针的时候都要找机会和这个保健员多搭汕几句。柯海平什么都好，就是说话有点咬舌子，个别字发音不准，比如把我总是念成“鹅”。保健员我这娃今儿打针呢还是吃糖丸？一个年轻媳妇子笑眯眯问。哦，“鹅”记起来了，你家这个娃娃要吃糖丸哩，来来来，过来，“鹅”给你发糖丸！于是我们围观的孩子们就看到，这个长得一点不像“鹅”但是自称“鹅”的男人，捻着兰花指，从那蓝得发白的箱子里取出一个同样白森森的圆糖，喂进那个孩子幸福而羞涩的嘴巴里。柯海平是我们庄里为数不多几个可以打针的人。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数来数去，我们庄能打针的有我父亲，他是干部，他上班的文化站门口过去斜对面就是乡医院，而他很早就学会了打针。
还有一个是下庄的梅子。梅子没念过书，是个地地道道的屎肚子百姓。她的男人很早就患有肝病，成了肝硬化，一肚子都是积水。为了给男人打针，她学着扎针，硬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针。这个女人打针有一股狠劲，一次我父亲不在家，我发烧了，母亲背着我去求梅子打针。她手上糊满青草汁液，和我母亲一样，这是在地里一直下苦造成的，整整一个夏天都别想彻底洗干净。她的指头胖鼓鼓的，粗短，结实，有点变形。她草草洗了一下手，就拿起药瓶子，一剪子头敲掉了瓶子头，然后开始往管子里吸药。我看见她的丈夫脸色黑黄，枯瘦如柴，躺在一个旧毡子上看着我们。我看见她捻起的酒精棉有点干，根本没吸足酒精，她就已经向着我的屁股走来。我慌了，只有用湿漉漉的酒精棉擦着屁股，针头下去才不会十分地疼。她为了省酒精吧，干巴巴就给我要打了，这怎么行？她哪里容我分说呢，不耐烦地给我妈努一下嘴，一个圆墩墩的胖手压住了我的身子。果然酒精棉没怎么好好蹭几下，扑哧一声针头已经落下来了。那个疼啊，我倒吸一口凉气，心尖都在抽搐。那一刻我多么怀念父亲打针的方式啊，用一个酒精棉球沿着针头方向不断轻轻地轻轻地擦着，让人觉得是一种抚慰，药水推得很慢，很轻柔。和这个女人比，父亲打针那简直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啊。药水很快就推完了，我趴在那里起不来，一个劲儿哭。母亲嫌我哭天抹泪地丢人，一把揪住我胳膊说了多谢就告辞出来了。
从那间黑乎乎的箍窑里出来，我脚步踉跄，眼前只记住了那个黑瘦男人的眼珠子是泛着黄色的。这一针真是打得够结实，回去后我的屁股疼了好几天，疼痛沿着大腿外侧，像一根绳子一样抽成一股。以后我家谁有病了，哪怕不打针，苦苦挨着，也不敢去找梅子打针了。那女人打针不是一般的疼，而且我妈也亲眼看了，说她哪里是在注射药水呢，速度快得像火箭。呵呵，火箭自然是夸张了，但确实快，我父听了摇着头说胡闹哩胡闹哩，哪有那么打针的呢？太快了会出麻达的，闹不好出人命。可是很多年过去，直到梅子的丈夫病逝，我们也没有见那个女人打针打出麻达来。现在大姐想学那个梅子打针，实验的对象首先确定了她替母亲监护的我们几个。姐姐在一个用过的庆大霉素的小瓶里装了水，用脏兮兮的棉花沾湿了，爬过来要给我们打针了。我看着粗粗的那枚针，忽然想起母亲用它纳鞋底子的情景，母亲将一股合成的白线穿在针屁股里，抬针在头发畔上长长蹭一下，然后对着厚厚的鞋底子攮了进去。那么厚的一层底子都攮透了，我们嫩嫩的屁股难道会比鞋底子结实？我哆嗦着脱下裤子，妹妹们跟着亮出小屁股。弟弟不知道打针是伴随着疼痛的，他首先撅着开档的屁股叫给他打。姐姐犹豫一下，觉得他太小了，连柯海平都说他太小而没有给他打过防疫针。还是从大的开始吧。第一个挨刀的自然是我，躲不过去的。我趴在里面，觉得脊背上一股凉风在刮。姐姐说你要是屁胆子就抿上眼。我自然不能叫她看出我是屁胆子。一口碎牙齿被我紧紧咬着，我说不怕，谁说我是屁胆子？姐姐说那你转过头来看，看我打针的手艺咋样？姐姐的声音怪怪的，潮乎乎的。我扭过头，她把一条毛巾绑在了嘴上，只把鼻孔留着出气。
我说人家柯海平的口罩子是白的，你这麻的算数吗？毛巾将姐姐的脸遮蔽住大半，露在外面的眼睛越发小了，小得只剩下两道窄缝儿，这细缝儿挤吧挤吧，潮乎乎的声音又透出了，叫我哪里去弄真的口罩子，就这样凑合凑合吧——沟子抬起来，对，裤子往下脱，对，就在沟蛋子上打——我半跪着蜷起来，屁股露给姐姐。天气燥热，白云在地上投下阴凉，像一大群发疯的驴子在野地里狂奔。屁股凉飕飕的。忽然一个念头冒出来，打针不在沟蛋子上，绝对不是。我说姐啊错了——肌肉一股刺痛，针已经扎进去了，姐姐说屁话多得很啊，闭上烂嘴！针还往深处扎。疼死人了。我不敢哭。弟妹们爬了一圈儿看我，我这时候能哭吗？好像不能。我要做表率啊，哪有做姐的随便哭鼻子的。可是实在疼得很啊。我说姐姐咋不用酒精呢，太干了。一阵冰凉果然传来，可是越疼了，干疼变成了湿疼。湿疼比千疼还难挨。姐姐姐姐，咋还不拔针呢？悄住——姐姐烂毛巾下的嘴巴里发出柯海平一样的斥责，满满一管子药水呢，推得猛了不好！这又是父亲的口气。疼得很啊——我顾不得体面，失声呻吟起来。青霉素嘛，自然疼，忍着！
我感觉右边的半个屁股都麻木了，疼痛延续，席卷了整片屁股，连右边那条腿也麻疼起来。这条腿不是我的了，谁愿意要就拿去吧，疼死我了。云彩不跑了，停下来愣愣看着我们，估计它们是被这场面吓傻了。大门咣当一声，母亲回来了，你几个在做啥呢？母亲的声音带着劳作后的疲倦。姐姐忽然跳荡起来，身子像猴子一样灵活地逃窜，穿过母亲的腋下逃出大门走了。我起不来，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捉弄和欺负了，就大哭起来。母亲丢下背上的背篼，背篼里装着小山一样的青草，那是从田地里薅出来的杂草，背回来正好喂牛。母亲的手被绿草的汁液浸染透了，手指一根根像棒槌。母亲忽然惊叫起来，你这是做啥呢？沟子咋啦，咋冒血呢？麻木的疼痛被唤醒了，委屈也喷涌而出，我嘴巴一咧大哭起来。那根针被母亲拔了出来，母亲说全部插进去，就留下一个针屁股。母亲气愤愤的，忽然就记起很多和打针有关的典故来。说亏得她回来早，这要是把一苗针都攮进肉里去，麻烦就大了，据说针钻到肉里是会跑的，像虫子在平地上奔跑一样地快速，那时候就需要把肉割开了才能取得出来吧？这进了屁股，谁知道最后会跑到哪里去呢，取得出来吗？母亲越想越后怕，一边做饭一边气愤愤数落大姐。大姐呢，把自己挂在奶奶家的杏树上摘青杏子吃去了。我的一条腿疼了很长时间，走路一咧一咧的。不过我也得到了一些意外的实惠，有一段日子不用跟着姐姐去沟里抬水，姐姐自己用一把水壶往家里提水。还有就是妈妈在做饭的锅里偷偷给我煮过几枚鸡蛋。我躲在被窝里吃了，姐姐她们压根就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