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话”中，******把文艺家的立场改造作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的任务”，反复强调“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家立场转变了，身份才能获得肯定，作品也才有价值。
哲学家冯友兰回忆说，1949年10月，有许多人向******写信表态，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冯友兰收到回信，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学习与改造
在现代思想史上，“学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泛泛而谈，落后就要挨打，学习是为了进步。共产党和毛主席使得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成为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每次整风学习，都有这样几个环节：首先是领导做动员报告，介绍整风学习的缘由和目的；然后是下发材料，供大家学习；再次是交流学习体会，相互讨论和批评；最后是积极分子汇报他们的学习体会，领导再做总结性发言。我们目前看到的******在《延安**********上的讲话》，“引言”部分是1942年5月2号的讲话，属于动员报告，******说为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结论”部分是******在5月23日的长篇大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既然是服务，那么，就要努力于普及而非提高，这个因果联系应当说是很自然的。第三个“结论”从无产阶级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出发，要求文艺服从政治，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党的政治。第四个“结论”提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是文艺批评，它有两个标准：政治的和艺术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都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第五个“结论”再次要求必须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整风学习的关键在于统一思想。******的“讲话”是针对文艺界的“混乱”，诸如“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等作风不正的东西”，特别是“人性论”、“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等问题。聆听过讲话的丁玲后来在《延安**********的前前后后》中回忆说，座谈会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想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从“讲话”的结论部分看，******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也就是“人民性”和“政治性”。乍听起来，这两个原则没有什么疑问，但推究起来，人民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政治这个政治性概念又往往通过“人民”来阐释，所以政治和人民相互阐释，相互促动，在二者背后，是“党”在发挥原动力的作用。1950年批判《武训传》时，文艺的党性原则已经获得全面的确定，邵荃麟用权威的口吻指出：“文艺的党性就是作为人民性的最高表现。”
通过学习或“重新学习”进行自我批判，是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普遍模式。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据胡风自己回忆，在1945年第一次公开批评胡风时，******就给他提出两点：“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据何其芳说，早在1945年第一次批判胡风时，批判者即已断定，胡风问题的要害是“对******的文艺方向的抗拒”。而这次《大众文艺从刊》发动的批判，一开始即旗帜鲜明地亮出“底牌”：“他们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文艺思想者自居”，实际上是在“曲解”马列主义与******文艺思想，因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纠正”。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何其芳的口气却使人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胡风其实也不反对思想改造，他在各种场合一再指出，作家必须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进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克服自己的偏见、偏爱及其他错误认识，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进。在胡风看来，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即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又有游离性，“这种游离性使得他们底思想立场停留在概念里面或飘浮在现实表面”，因此，必须通过“和人民底内容深刻地结合，把握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使思想要求经过人民性内容的考验以后，成为更是人民底也更是自己的东西，使思想要求和人民底内容对立而又统一形成血肉的‘感性的活动’”。在胡风的理解里，知识分子的改造既要从人民中吸取，又要保持、发展“自己”，即便是“人民底内容”也最终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感性活动）”。因此，他一方面呼吁作家深入人民，一方面又警告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在胡乔木看来，胡风的自我斗争颠倒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他强调：“作家要进行改造，必须向人民学习，而学习就是改造：因为学习是从人民那里拿一些新东西进来，改造就是作家要把自己的那点旧东西赶出去，让从人民来的那点新东西能进来，旧的不肯去，新的要进来——这就变成了‘自我斗争’，即自我改造过程。”“作家的‘自我斗争’即灵魂内的阶级斗争”，它“必须在实际的群众斗争，向人民学习，接受群众批评的主要方向之下进行”。乔木清醒地认识到，“严格意义上的自我斗争（阶级转化）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要革命作家的主观努力成为正确地表现革命真实的工具”。他不无讥讽地说，不要担心成为工具而有损于作家主观的尊严，“值得担心的倒是有一些作家的主观连做‘这个工具’的资格都没有，或者根本不想有”。
于风政的《改造》一书，将研究论述的重点放在1949-1957年，以知识分子上层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当时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章为基本素材，对“政治学习运动”、电影《武训传》批判、“新红学”批判、胡风案件和“鸣放-反右”运动加以系统连贯的考察。为了建立与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由“团结”、“利用”转向“限制”、“改造”。“改造”的具体内涵就是要通过“思想统一”消除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意识，通过“工农化”消除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社会身份认同。通过该书第二至第九章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大致遵循着这样的轨迹：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站错队的“反动知识分子”，然后指向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最后指向具有“异端”倾向的党内外知识分子。如果说早期运动是肃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对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批判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异端必须予以清除。
该书归纳了“思想改造”的方式和步骤：第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划线站队，树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第二是由中央发布文件，确定各类人物的“过关”比例，逐级搞指标摊派；第三是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其他群众运动紧密联系起来，造成巨大的社会声势；第四是积极鼓励“无知批有知”，有意识地培养一批“棍子式”的年轻理论家，动辄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第五是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党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技行业的全面渗透相结合，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将知识分子的身家性命、发展前途牢牢操控在各级“组织”手中；第六，在采取上述各项举措后依然无法达成“思想统一”时，便“公开地、大规模地使用有组织的********”。这在胡风案件和“反右”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上述一连串的运动和举措，“无论是自愿的归属还是被迫的依附，知识分子集团在这个运动中的表现，说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革命中造就、革命胜利后迅速扩张的新的思想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五四中获得的以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独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毁，再也没有恢复”。
胡风事件的当事人舒芜前几年对记者说，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他还说，“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是啊，肯定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究竟不简单在什么地方呢？****时期，知识分子成了继“地、富、反、坏、右、资”序列后面的“臭老九”，全中国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人人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毛主席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
时间开始了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对他自己，对那个时代，都是一种讽刺。可是，想想看，这样的抒情我们大家都有，不止一次地有过。我清楚地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有了“时间开始了”这种感觉。升入高中，升入大学，以及后来读硕士读博士做博士后，都一而再、再而三地生发这种感慨。恋爱、结婚、生子，当然更是有这种感慨。
时间开始了，就是时代开始了。开始意味着明确的意识，意味着转型，所谓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也都是“开始”的应有之义。这是一种体认，更是规划和自我期许。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时间开始了，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召唤。就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响彻云霄的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是很懂得时间的修辞的。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修辞学家，他关于“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关于“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关于“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等等论述，都是华丽的修辞。和毛主席相比，******就逊色多了，他一点也不会修辞，看他的样子就很古板，他所会那么一点的，就是搞“新生活运动”，可惜好景不长。
陈望道把修辞分作积极的和消极的，我是想划分为强的和弱的。强有力的修辞寻求积极的介入，它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旦认识到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认识到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担负起话语的使命，它就当仁不让，果敢地显身。一切的话语都是有缺陷的，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伟大的修辞学家们都明白这一点，但却不会因此犹豫踌躇止步不前。毛主席伟大的人格魅力正是体现在这里。与之相比，******就显得畏畏缩缩。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多少知道点民主政治，或者是美国人在背后牵扯着他。无论怎样，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毛主席更像一个伟人，******充其量是一个政治家，说不中听点，更像是官僚体制下的政客。
一切伟大的作品中都贯穿着修辞。是修辞的强有力使得作品刚强有力。哲学经典是这样，文学名作也是如此。区别在于，哲学经典中的修辞更多通过概念来表现，文学名作中的修辞更多借助形象和场面表现出来。在我们日常的写作譬如手机短信，也自始至终贯穿着修辞。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修辞也自在地发挥着作用。这种自在发挥到什么地步，和所谓“作者”的读书修养风格有关，和短信所欲送达的读者有关。作者、短信和读者，以及它们周遭的一切，构成一个大的本文，修辞最终的力量都在这里体现出来。
罗里罗嗦这么多，可能和我昨天读施密特有关。施密特这个右翼的思想家，实在是不可小觑。今天，左翼和右翼的思考都离不开他，都在争相挖掘和享用他，这实在是具有讽刺的意味。我对他的读解，是从朴实的左翼立场出发的，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则不能不体会到右翼的愉悦和快感。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呢？
好人总是无所作为，有所作为总是是是非非。努力去发现和营造时代的是是非非中的美与德行，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是我读施密特的收获。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把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视作一种讽刺，是不足取的态度。
三十万言书
在中国20世纪文艺思想史上，胡风“三十万言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解放初期，胡风写给党中央的那封长信，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共分四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建议。共约28万字，相传成习，以“三十万言书”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