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我能借鉴的只是旁观者写企业的方式—写《公司的概念》的方式或写《追求卓越》的方式，当然我也可以尝试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从我的主观能动性来讲，写作这本书，我希望告诉中国企业界的是，中国也有了卓越的公司，中国公司的概念也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候，以及更关键的—中国本土也能滋生出伟大的企业家。任正非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向中国企业界、中国企业家或创业者传达了一个声音，即通过自身的持续努力，中国企业有可能屹立在世界企业之林。
写华为的难度
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对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只能说是仅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企业家的内涵、价值和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总体上还很薄弱，尚有待进一步深化、演化。我一相情愿地认为，中国企业界一定要有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才能够真正使企业家成为有尊严、有内涵、有境界追求、对社会进步和创新有牵引效应的职业。当前，企业家虽多，但这种“四有”企业家并不多见，而任正非无疑是其中之一。
抱着一连串类似的断言，以及一个自己设定的写作要求—不管这本书写什么、如何写，我都应该是第一个被它打动的人，一旦开始写华为，绝不敷衍了事，绝不违心、讨好，绝不人云亦云—我启动了写作。很快我就发现，要想把这件事做好，非常难。我写得非常慢，比蜗牛还慢，自辞职至今已近五年，仍在摸索中。
难度不在于拼凑，不在于华为素材的表面堆砌。网上关于华为的见解和传言、任正非的传说很多，华为每年的销售数据等资料和任正非的讲话、文章的数量也不少，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从中整理出不少内容。甚至仅仅是复制粘贴，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出好几本任正非的“语录”出来。不可否认，剪刀加糨糊法也是一种写书的方式。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华为人报》①，我们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样由剪刀加糨糊“制作”成的读物只能是隔靴搔痒，于己于人无所补益。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谈何写作？因此开始的时候，我将主要精力用在考量素材的处理上。经过不断地尝试、琢磨，我发现，剪刀加糨糊对认识华为丝毫没有用，那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任正非资料的编辑者—这事我在华为已经做过，我不会再去重复一遍。我觉得对华为的素材必须像揉面一样，翻过来扭过去，再捶、揉、捏……才能使之成为真正的、有劲道的创作原材料。这个过程本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其难度不亚于写作本身。因此，如何处理华为的素材，成了我写书第一层次的难。
真正的难，在于写成经典、写出新知，在于写得伤筋动骨、黯然神伤，真正触及一家新型企业和一位企业家的内在密码。
我在华为发现了一个现象，即任正非似乎对与中国企业界、媒体交流、对话没什么兴趣，几乎不能想象任正非出现在电视、论坛上侃侃而谈的情形。我们这些在华为与媒体打交道的人，工作其实很简单。我们事实上做的就是对媒体的采访要求几乎千篇一律地拒绝，主要精力都放在苦口婆心地让他们理解、包容我们的拒绝上。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任正非的低调使然。然而，在和国外相关企业交流、对谈或向它们学习借鉴时，任正非却总是显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他对国外媒体相对来说也更为开放、坦诚和主动。看来，他与中国企业界、媒体的关系，根本不是低调与否的问题，似乎更是无话可说的问题。这是一个说起来不奇怪，但写起来却很难理解的现象。
抓住这个小细节后，我隐约感觉自己找到了写作难以为继的症结：中国缺乏众多卓越企业的案例，华为太过形单影只、太不像中国式企业，它缺少同类或同一档次的参照物。按理，对写作者而言，这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极为难得的优势，因为奇特的对象是写作好书最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是的，话没错，而且这将始终是写华为的一个优势。但是由于华为太独特，以至于描述它几乎必须处处使用不同的词汇—华为和别的企业、任正非和别的企业家，似乎不是同属性的，需要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如果用我们惯常叙述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的方法去说华为，我们将看不出华为有什么特别之处。换言之，我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词汇和概念来解析华为及其创始人任正非。这是第二层次的难，语言表达之难。相信所有写华为的人都深深地受苦于此。
如果不用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去描述华为，则很容易把华为和任正非类型化、一般化。而如果用华为的方式去表达，外人又不容易看懂，比如“干部管理四象限”、“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财务四统一”、“前茅”、“博士前”、“削足适履”、“品质是我们的自尊心”、“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等。当然，我们直接听任正非的讲话、看他的文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华为丰富的内涵和实质，但一旦换别人去表述，感觉马上就变了味、去了彩，要么味同嚼蜡，要么像我碰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那样，使劲儿吹牛，胡乱联系，还让别人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仔细想想，语言表达难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有众多有个性、有成就、和华为处在同一档次的企业，就不存在了—如同武侠小说中，如果侠客们都使用暗器、有绝技，我们就不会对奇招异术感到惊奇、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了。因为没有众多好的、有追求的企业，我们关于公司概念的生成、关于如何追求卓越的思考，就几乎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我们也就很容易犯那位出租车司机所犯的毛病：把一切企业成功的原因都归结为有背景、有关系，越成功的企业就有越厉害的背景。我们没有理由去怪华为过于独特、过于像稀有动物，我们只能说中国有个性、有实打实成就的企业太少了。确实，在我国，有抱负、有内涵、有真材实料和可信度的卓越企业以及关于这类企业的案例都很稀缺。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不乏亿万富翁，不乏位居全球市值最高之列的企业，然而一双手十根指头，随便数数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啥都不缺，唯独缺乏世界级企业和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去写华为，去论述华为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的经验，表述上总会显得有些孤掌难鸣，没有叙述背景和氛围，叙述非常之难。这是真正的难，无以言说的难。
我认为，要写华为，写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也不需要通过文字来再塑华为，华为也不需要他人来告诉它自己的发展情况。况且，华为真正的价值不应该简单的就是华为实际上所做的一五一十，而是它给人的启发。这是一个比语言表达更难的难题—不复述华为的所作所为而要写华为，这是第三个层次的难。
一难。二难。三难。由于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东阅西读，滋生了很多相互之间毫无联系的灵感和观点，积累起来，甚至也可以整理出厚厚的一叠。然而因为非常散乱，再加上我执意写出真知灼见的念头，使我在写作途中不断调整、叠加、覆盖甚至遗忘自己关于华为、关于任正非的想法，这使得这本观念中的书不断地复杂化、杂乱化、无序化，最后几乎成了一团乱麻，根本就难以从中跳出来。好几年过去了，我对这本书的雄心勃勃演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几乎到了不可能写的地步。一度，我的写作几乎陷入绝地。有道是绝处逢生，当所有的难都碰到后，灵感反而突然触底反弹，刹那间一切变得简单了：何不卸掉写经典的重负，轻装上阵，在一团乱麻中，抽出一根最简单的线，把我所认知的任正非刻画出来，启发更多的企业家成为自身所在行业的“任正非”，而不再试图“教导”中国企业仿照华为的所谓“经验”打造世界级企业。没有卓越的企业家，再多的管理名著、教程和经验总结，也教不出一家伟大的企业。
我将尽量避免诠释、定义华为的特定用词，比如“自我批判”、“基本法”、“IPD（集成产品开发）”、“以奋斗者为本”、“普遍客户关系”、“灰色”……这些词数量格外多且突兀，解释是解释不过来的。新词、异词特别多，是否也说明任正非经营华为的确像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事物？而且由于任正非本人思想十分庞杂，他对企业运作的几乎所有方面在实践上和思想上都深深地涉入，别人几乎无法对他所提出、说出的东西作解释，我们只能在有所涉及的时候谈论对它们的观感。
这样做，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变得简单而明确，不再是作研究，也不试图写成名著，而是去做“催生”工作：催促中国诞生更多的好企业家，再由这些受到启发、激发的企业家们以身作则地、身体力行地、现身说法地—而不是通过书本总结出的经验、教条—去打造更多的世界级企业！如果能起到这样的催生作用，这本书是不是伟大的管理学著作，是不是经典，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