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名著、不是经典，可以接受，然而不去探索新知是不可能的。不去探索新知，不去尝试用新的表达方式写华为，并进而思考社会、人生、事业，就等于一无所获、等于连华为的皮毛都没触及。对于我们这些在华为工作过的人，我们说华为好，不是一般地说它好，不是说它发展速度快、销售额年年翻番，不是说它的效益好，不是说它在海外连连取得突破—这些仅仅是华为发展的结果，甚至也不是说它的老板如何好。我们说华为好，是因为它带给我们全新的关于工作、服务、客户、组织、人力资源、合作与竞争、人生奋斗等经验和感受。它靠内在吸引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人生的历练中增添了一笔罕见、难遇的教益。我相信，这种教益很可能是我们其中大部分人在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为重要和宝贵的一笔。即使我们因各种原由离开了华为，我们也会由衷地说一声：任正非的华为公司是一个真正的异类，我们从未在别处见过其同类项，它是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成功本身便是一种新观念运作、新的企业实践方式的结果，它很可能预示21世纪的中国企业将会大大地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
遭遇华为，不可能不激发出新的认识，不可能不去琢磨、掂量新的企业方式—这种方式，任正非在华为实践超过了20年，他自己并没有刻意捂住，当然也没有把它整理、总结出来。
华为20年，一直处于一种高亢、高速的发展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蜕变，不仅有质的变化，数量上的变化如员工人数、销售额、产品领域、海外代表处所进驻的国家等也是惊人的。在种种变化中不变的是任正非对华为无形而权威的牵引。这种牵引，当你在华为的时候，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但是离开华为后，又会觉得抓不住要领。这不是华为的一个缺陷。事实上这是华为的一种成熟，是一种有复杂性的成熟，这是一种企业所少见的丰富性，其真正的缘由在于任正非。他是华为的变化之源，是华为变革的动力。你不能凭你离开华为时所认识的他来认识他，在你离开华为后，他还在领导着华为进行变革。你还是你，而他已不是你所记得的他。
要写出这其中的复杂性、成熟、丰富性，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想写华为的写作者，都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它让你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它让你觉得你总结的任何关于华为的若干条经验，都显得过时、简单、表面、没有洞察力、没有发展的眼光，它让你回顾早期的华为岁月显得特别的陈旧、特别的刻舟求剑，因为华为早已自我更新到另一个境界。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成为了我写作的障碍，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挑战。可以说，放弃写经典，一点儿也没能降低写作的难度。只是，其中的乐趣，足以抚慰内心。
我们敢不敢于认识任正非
但凡写书，多少会希望写出点深度、提出点创见或理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改变一个时代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应该是理论。”以这个尺度衡量，任正非的实践本应是那种我们期待中应该出现的伟大的企业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已经存在，存在于任正非打造华为的实践中。我的“机会”在于，这个理论没有完全成为文本，因此既不为外界所传播，同时也没有被华为内部所掌握，它只是存在于任正非的意识里，由任正非所驾驭，一旦他离开华为，这一“理论”恐怕也会随之消失。
我写这本书，不敢说就此建立一种理论，目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打算，我只是想表达自己如何去理解任正非这位企业家，借华为之便以坐井观天，去管窥一下所谓的世界级企业的成长机制。
理解任正非，谈何容易，即使一个人在他手下工作一二十年，也很难说能触及他的深刻内涵。除此之外，敢于理解任正非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敢不敢冒险去认知他的伟大和与众不同之处，并从中获得新的知识和启发。或许因为“不敢”去认识，所以钦佩任正非和华为的人虽然很多，能很好表述的却微乎其微，大家都在等待一种独特的表述方式。我们很少能够听到人们正儿八经说华为，说到痛处的更罕见，顶多感慨华为是一家不错的公司、华为是中国最好的公司而已。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并不擅长去评说真正的新生事物、美好事物、有分量的事物。作为曾经的华为人，我是不是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改变这种状况呢？因此，与其说当人人都在谈论华为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不如说我们如何谈论。
严格说来，本书并不是关于华为的书，而是关于我是如何认识任正非的“涂鸦”—涂涂抹抹：刚写下一段想法，发现不够完全，删掉重写，还不能充分表达，再加上几句，刚才删掉的，也要保留……这本来是写作难度大而出现的不得已的实际状况，现在我却要以这种涂抹本身作为跨过自己写作障碍的策略：尝试用新的思路、新的表达方式去表达这样一位独特的企业家。或许这就是绘画中素描的方法，准确地说是一种初学素描的人画素描的方式：涂，抹，擦，描，再涂，再抹，再擦，再描，来来回回，改改添添……这种画法最好，允许出错，不怕一时间画得不准确，甚至画错了还更有益于打破学院派的僵硬笔触和造型惯性，在涂涂抹抹之中找到新思路和新风格。近看是鬼画桃符，远看，是一种竭力把握描绘对象的努力。
素描似的涂涂抹抹，是要在总体上把握对象，而不是学院式地去摹写、去揭秘、挖掘“真相”—写与华为有关的书，很容易写成这样一本书，然而最大的秘密在任正非的自传里，他不写，别人写也不可能真正揭秘。我不去做这样的事，我做的是努力获得新知，敢于去认知、去理解任正非。
只要任正非不写自传，我倾向于华为的故事只有一种完美讲述的可能性，那就是以小说的方式去叙述，即虚构的方式。这是我真正想去做的，是能够不让我在华为的岁月“虚度”、而又比写一本关于华为的书更好的方式。
我一直觉得华为的启发价值大于一切，不仅可以启发办企业的人和创业者，启发在职场、商海打拼的年轻人，对文学、小说的创作也有启发意义。身为华为人，我们都曾注意到任正非在经营华为时，不仅体现出一种能力，也呈现出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对此，华为人的体会是很深的，但是这种体会很难表达出来，唯有借助虚构，或可一试。
关于虚构我倒是花费过很多时间思考。当然想得越久，牵扯进来的疑虑和问题就越多，就会认识到，虚构虽然有虚构的好处，但也有不足；写小说虽好，也有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一点，那就是“认知”层面的深度。
必须承认，思想和生活的深度不是精彩的故事所能完全涵盖得住的。任正非激励华为人也不是靠讲故事、不是靠画饼充饥—而这似乎是这个时代那些杰出的企业家、超级营销高手和明星管理大师所擅长、所看重甚至是唯一看重的。这也是我们对于一家企业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反而对这家企业了解得越来越少、了解得越来越不关键、离企业的真相越来越远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容易按故事的“情节”发展去看企业，而不是按实际情况去认知。
事实上，在华为，任正非做的是和讲故事完全相反的事：让华为不成为一个精彩的故事，或不让华为成为一个故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年来，华为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故事的牺牲品，避免了受制于故事的逻辑性和界限。相反，华为始终以自己的实际生存为出发点，实事求是地按内在需要发展，而不是按故事的剧情、媒体的逻辑、政府的厚望、自欺欺人的侥幸、员工的期待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华为的“故事”往往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开始大家以为这件事将会怎样，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向，不知所终，又起新头，戛然而止……各种可能都有，总之不是以一个故事的方式发展。最近的例子如孙亚芳的离开传言与接班人风波，较远的如李一男的港湾公司事件，这些事情都没有按照“故事”的逻辑发展下去，而只是以任正非的方式不了了之。
华为不按故事要求发展，因此也避免了成为一个坏故事或悲剧故事：作为一家民间企业，在经历了成百上千倍的增长之后，华为没有演变成一个官僚化组织，没有成为一张被内部不断瓜分、蚕食的饼，多年来仍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和生猛活力。它从无到有一路发展下来，给中国电信业带来了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给政府交足了税金，也为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挣得了一些创新和高科技的颜面。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不是任何一家新创办的企业都可以奢求这样的境界。然而，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世纪之征途启动之前，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谈论华为的任正非的时机已经到来。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如此这般的谈论了，而所得到的结果也大致差不多：任正非是一位狼性企业家。如今，我要以自己的方式、前所未有的方式，谈谈作为竞争机器的任正非：不管他写不写《我在华为的日子》，企业家任正非的经验本应是一个公开的秘诀，即一家成功的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必须是高速运转的机器，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自身的竞争力，日积月累，坚持下来，他所达到的高度就会是世界级的水平，他的企业就会跻身于世界前列。
这世界上还有谁会觉得任正非是一架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