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任正非和华为的印象，实际上也是这样涂涂抹抹才建立起来的。一个人所看到的任正非，和他所打交道的任正非，是不完全一致的，不习惯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两者的反差异常大。其实对于华为，我要改变的不只是第一印象。华为后来的发展、变化，太快、太多，如果我们仅仅记得最早期的华为的种种事情，那么后来发生的种种变异，便无法与之完全协调。华为—准确地说是任正非—是一家不往前回顾的企业，它从来不搞公司成立五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它不重视形式。每年新年前后，是华为组织全公司搞大合唱的约定俗成的时间。想当年华为的大合唱搞得也是热火朝天、群情激昂，唱的歌曲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红色歌曲。然而即使是形式化的东西，华为也是立足于现在、面向未来，而不是沉浸在对过去的歌功颂德上。
幸亏华为总部设在深圳南山区的深意大厦没有几年—由于发展快，员工人数激增得厉害，华为不断租用更多的办公大楼、不断地搬家，1996年它搬到了深圳科技园，2000年整家公司基本上都搬到了位于深圳龙岗区的坂田华为基地—否则，每一个华为人进入华为时，都会像我一样，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深意大厦五层那幅正对着电梯门的瓷砖画。那是一幅重彩水墨画：波纹粼粼的水面，悠悠穿梭的小船，烟云垂柳、远山含黛，一座卓然的楼亭耸立在山石之上、松树之间，似乎有人在那里极目远眺，发出一个忧国忧民的声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画面的上部有张爱萍将军的题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是一幅典型的匠人级水平的中国式意境画。我从未觉得它美，也没怎么认真地看过它。现在，在我脑海里，它已不是一幅中国画，分明已转化为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写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对任正非产生过不同且反差甚大的一组印象。以前否定他、轻视华为的人自然如此，华为的发展状况好像反过来在否定他们的眼光、轻视他们的判断。即使那些一直赞同他、支持他、理解他、跟随他的，也会经常产生新的愕然，获得新的冲击：可以理解他要搞《华为基本法》，怎能料到搞完后又要超越《华为基本法》；马上就要推行IPD和ISC（集成供应链），又怎能料到他要求“削足适履”，要“先僵化、再固化、再优化”；可以理解他对李一男①的厚爱，怎能想到他轻易就让李一男出去创业，更难想到他不断地对李一男创办的港湾公司使出撒手锏直至将其击溃；可以理解华为是中国最好的高科技企业，却很难料到它真的进入了世界五百强……任正非带给人的冲击是连续而无缝的，以至于愕然都来不及发出，印象都来不及建立。
但是看看人家任正非，每次都是自自然然地、顺水推舟地、平平淡淡地做出那些让人愕然、给人冲击的言与行。而所有让人惊奇的成绩他都不怎么放在心里，仍然能够看到华为的危机，仍然号召全公司必须继续处处改进以获得生存机会。我们不免去想：很可能，从一开始任正非就已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了；很可能，他对那些言与行以及付出换来的结果早就成竹在胸了。他的一系列举措不过是一个逻辑愿景的连续展现过程，而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跟一步，因此每次等到新的成绩、新的举措出来后，我们又得刷新对他的印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其所谓乎！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华为令人震惊的举措不过是其“奋斗者协议”：“我自愿申请加入公司的奋斗者，自愿放弃所有带薪年休假，自愿进行非指令性加班，自愿放弃产假（陪产假）和婚假。”这的确让人耳目又为之一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然而这就是实打实的任正非的逻辑。
自成立后的20年里，华为的表现不愧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八个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已经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高科技企业，打破了中国高科技企业欠缺国际竞争力的态势，在世界电信领域里牢牢地占据了高处的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不少老资格的世界电信巨头的梦魇。2010年，华为终于进入了《财富》杂志的世界五百强之列，此时的华为甚至都已不再是一个招人嫉恨的对象。一来，华为这几年的发展有目共睹，它的好早已是顺理成章、无法辩驳的事，它在国际市场取得的成绩更是板上钉钉，在国内罕有匹敌者；二来，它的竞争对手已经面目全非，电信业经过拉拉扯扯、分分离离、合合并并，维持原形的公司几乎没有。朗讯与阿尔卡特合并成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与西门子的电信设备部门合并为诺基亚西门子通信（以下简称诺西），马可尼如今安在，摩托罗拉日薄西山（在本书写作时，华为和诺西分别出价收购摩托罗拉无线业务，诺西中标），NEC、富士通等名字不提也罢，似乎只有思科在数据通信领域、爱立信在移动通信领域，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着……
全球电信行业的很多公司都有着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发展史，拥有深厚的技术、绵密的市场网络应用和良好的企业文化传统。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命运尚且如此多变、不测，那么就算任正非真的有背景、靠背景，他领导的华为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比上述公司好。在中国，不少有背景的公司非常喜欢走的经营之路就是合资、合作或者匆匆忙忙组建一个大集团，被寄予厚望，然后莫名其妙地衰败、消失……
正是无背景的任正非或任正非无背景的那一面，取得了耐人寻味的胜利。
实际上，进入《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的中国公司早已有之，而且有不少，有些排名非常靠前，赢利情况也不错，为什么我们不说它们而要说任正非和华为呢？第一，任正非是从完全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企业家，他的经验尤其是他带领华为进军海外市场所体现的耐心、踏实、不惧怕任何考验的经验，更具有借鉴意义。第二，华为是完全由任正非以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地从零开始、从一张白纸开始，一锤锤敲打、一笔笔刻画出来的，其间所展现出的领导力和经营艺术非常具有质感、有“嚼头”。第三，任正非的竞争智慧不完全是经营性、策略性的，更是人生历练性甚至修行性的—任正非办企业是“既做人，又做事”，把打造一家世界级企业当成了修行人生境界的手段，而不是光挣钱、挣更多的钱，不是光把企业搞大、搞得更大。无疑，这样的企业家更具启示性。
为什么我钦佩任正非？
当我意识到不能完全一目了然地看透任正非，便不再强求。有一天，我拿着厚厚的一沓《管理优化报》①，翻来翻去，寻觅着新的灵感。既然不能看透他，那么就洗耳恭听吧：
中国这30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国家的富强是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但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不可能持久不变，也会遇到调整。中国历史上走过的路都是弯弯曲曲走过来的，右一阵子左一阵子，左一阵子右一阵子，但是它总的还是在往前走，所以我们对“左一阵子右一阵子”要忍耐。
华为在茫然中选择了通信领域，是不幸的，这种不幸在于，所有行业中，实业是最难做的，而所有实业中，电子信息产业是最艰险的；这种不幸还在于，面对这样的挑战，华为既没有背景可以依靠，也不拥有任何资源。唯一幸运的是，华为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遇上了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华为的高层领导虽然都经历过公司最初的岁月，意志上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都没有领导和管理大企业的经历，直至今天仍然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因为十余年来他们每时每刻都切身感悟到做这样的大企业有多么难。
华为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已经很大了、很成功了。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垫子文化”、奋斗文化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危险的。繁荣的背后都充满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必然的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后如果不再艰苦奋斗，则必然丢失繁荣。“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启示。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当然，奋斗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要时刻保持危机感，面对成绩保持清醒头脑，不骄不躁。
员工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太过忧虑，而是要大大地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自信，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压抑问题。我自己就有许多地方是弱项，常被家人取笑是小学生水平，如果我全力以赴去提升那些弱的方面，也许我就做不了首席执行官了。相反，我是集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样，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克服缺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远远大于强化优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只有建立自信，才会更加开放与合作，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电脑上打完这些文字，我久久地盯着，一时间感觉茫然，不知道从何处去想，也不知从中有什么可领悟的。对这些来自不同场合的话，无所谓懂，也无所谓不懂，像我们这些老华为人听得多了，瞄一眼就知道是任正非讲的。这些文字，其实也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只能是任正非讲的。但这么一说，倒是觉得它们不够好，有点儿松松散散，再也不像1997年他写的《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那样一气呵成、雍容大度、境界开阔，再也没有《我的父亲母亲》那样的情深意笃、茹苦含辛、娓娓道来，也没有《北国之春》的冷暖自知、活力盎然。
这几年，大概是我辞职前后，我个人觉得，从文字上看任正非的讲话已显松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年他开始“夫子自道”了，不再是那种与员工完全敞开来交流的心态。何谓夫子自道的心态？就是面对成绩既不能自喜，但又不能盲目表态、下决心。似乎在历经沧桑、不断地达到多个“成功”的目标之后，他无以激动，但又不能不自勉，自勉了又不能太自得，不能太武断、太明显流露以显得像教条、像教训……所以显得很松散。这是一份怎样的迟疑啊，果真是“诚惶诚恐”啊！任正非的这种心态是以前我们很少见到的。
对这样的企业家，我们应该如何评说、如何谈论？从辞职想写华为到如今已经五年了，我越来越切身感悟到写这样的企业家是多么难。
一直以来我都顺理成章地、不假思索地把任正非当做是最好的企业家，并没有多么深刻地去想为什么。以这样的状态去写，会不会激扬文字、夸大其词、大吹大擂、一味拔高呢？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因此写起来我总是犹犹豫豫，这种犹豫是不是和任正非打理华为时的那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属于同性质的心理呢？是的，长久以来，我慢慢地体悟到，写好华为不见得比办好华为轻松—当然指的是精神层面。是的，写作要写任正非，就像办企业要办世界级企业一样，知其可，偏不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
一旦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终于可以呼出一口气。任正非在《华为基本法》完稿后，是不是也呼出了一口气？
要“取法乎上”。要用任正非打造华为的心态，去写华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就存在我的电脑里，“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要把它拿出来，以示我写华为的决心、态度和方法。
真诚的批评首要具备的品质是一种对批评对象坦率的赞赏。在这种毫无保留的钦佩行为中，在颂扬者和被颂扬者之间才会闪烁着同一种光辉，仿佛批评家如此颂扬他在别人身上发现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他将其移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并且在他自己的精神中又重新深刻地体验过了一次。对这些真诚的批评家而言，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钦佩，故我在。这种批评是批评天才对于他人的天才的一种参与，它建立在本人和他所钦佩的人之间至少是存在一种潜在的相似性上。（批评家乔治·布莱）
这段文字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读到的，但它与我此时写华为、写任正非的心态格外贴切。是的，写作就是一种批评。是的，“我钦佩，故我在”。我不再有顾虑。我将实事求是地写出自己对任正非和华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