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无背景的那一面
前言中提到的那位善谈的出租车司机想显摆的，无非是他自以为知道华为因为有背景，所以才这么厉害，所以深圳市政府专门在高速路上设了一个华为出口。华为这么厉害，发展这么顺利，肯定有背景，类似的传言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后来竟成为外国政府和机构频频引用的“证据”。给美国空军提供资讯的政策研究机构美国兰德公司于2007年的报告中表示：“华为和中共军方有很深的关系。中共军方是华为的重要客户，也是政治赞助者和研究发展伙伴。”一位华为主要对手公司的高级主管表示，他不知道华为和政府的关系，不过这不表示这个关系不存在。他说：“作为卖方，他们非常积极。不过真的缺少透明度，这使得他们难以捉摸。”
如果不考虑其中是否有恶意或别的意图，这样的说法使传言制造者显得很懒惰。如果是竞争对手传出来的，它是在为自己的发展不力和无能遮掩，似乎“不是我无能，而是华为背后如何如何，因此我才输给它”。这是竞争对手不“自我批判”的偷懒行为。而媒体、机构的懒，则表现出它们对事物一贯不求真正的理解，只求表面的、暂时的、耸人听闻的、有故事情节的那一面。一般人如果也这样说，则懒得有些无理，不过是饭后茶余的八卦而已。所以我常说，任正非的低调是很有道理的，何必为这些懒惰的行为分心呢？
退一步讲，这样的懒惰又可以理解。任正非本身的低调阻止了一切想了解、解开华为“真相”的企图。何况，“自我批判”几乎是任正非一个人的“专利”，不是随便一个人都会严苛到时时刻刻从自身找原因，再千方百计努力改进的。任正非这个几乎没什么人真正了解、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怎么就能如此这般地搞出一家世界级的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呢？这可是高科技行业，华为的对手和同行，一直以来都是知名的跨国巨头，如朗讯、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NEC（日本电气）、西门子、摩托罗拉、思科等公司。
他们实在搞不懂，只好胡乱联想背后的原因。华为有背景、有关系是很自然的结论。在中国办企业，“关系”很重要，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只要你在市场有所表现—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是关系的结果。其次，认定华为有关系，就可以在不承认自己无能和经营不力、不费精力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分析竞争态势和彼此优弱点的情况下，坦然地做出一副没办法、很委屈的样子。
说到这里，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似乎就我知道华为为什么发展得好、任正非为什么这么牛的原因。细细想来，任正非实在有股太难捉摸的脾性。这种太难捉摸，不在于我们不知道他所做事情的厉害，所言所行的精辟、新颖。我们所捉摸不出的是，在这样一个浮躁、唯利是图、投机氛围浓重的时代，他究竟是怎样修炼得道而静水潜流、自我批判，总能说出“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样看似平常、实则石破天惊的话来。
华为有没有背景，局外人无法真正知道，但任正非和华为官方发言多次强调华为是完全属于华为全体员工的公司。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任正非如果真有什么背景，就不需要那样“在思想上的艰苦奋斗”，不需要那么勇于向未知领域探索，不需要那样斤斤计较于团队精神的建设和不断完善公正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不需要“勇于以高目标要求和鞭策自己”，使自己“既具有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眼界，又具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了。
而任正非不仅要勤动脑，主动思考未来的发展，还要善动嘴，激励、凝聚拥有各种高学历背景的男男女女，还要随时准备应付来自几万人、几乎各个层面的巨细无糜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和突发事件，还要策动组织内部的各项变革，还要应对外部环境的干扰、质疑……如此这般办企业，太苦，太费脑子，太没时间生活，太没有心态去炫耀、去自豪，有背景的人是不会去过这样近乎“苦行僧”的日子的。如果真有厉害的背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他就可以潇潇洒洒地、光宗耀祖地、趾高气扬地、轻轻松松地、快快活活地获得财富、名声、有品位的生活，何必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地几乎将所有时间和心思都扑在公司事务上？“多年来，唯有更多身心的付出，以勤补拙，牺牲与家人团聚、自己的休息和正常的生活，牺牲了平常人都拥有的很多的亲情和友情，销蚀了自己的健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沮丧和受挫的痛苦，承受着常年身心的煎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毅力，才带领大家走到今天。”
任正非为什么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在华为成功之后，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实在让人不可捉摸。任正非不是一个可以一目了然的人。
在写作的过程中，回想起自己在华为的种种以及对任正非的观感，我越想越觉得任正非的确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我想起了我对任正非的第一印象。
电梯门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瓷砖画，我转向左边，那是通向人事部的路—不，此刻回忆，我要向右转，不向左—多年以后我发现任正非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人，此刻我要改变自己对华为的第一印象，我不想向左转—于是我出了电梯向右走，过了一条短过道，马上又分出左右两条路，往左边是行政办公室和系统工程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称，因为它实际上是负责客户接待事务的，属于市场部，后来发展成华为的客户工程部），中间是一间玻璃砖做墙的会议室。我还是往右走，右边的房间靠门处是电话总机兼前台接待处，房间里有几个办公文件柜，柜子里放着好多笔记本和签字笔，供人随意拿取。笔记本和签字笔减少的速度非常快，笔记本刚才还是厚厚的两三沓，没多久就只剩下几本了。
不过秘书补货的速度也很快，马上又是一尺高了。我想起来了，那一年进入公司的人特别多，年初还是两三百人，年底就有八九百、上千人了。右边靠窗的角落有一台复印机，复印机旁边是门，进去仍是一个房间，是秘书办公室，靠左墙摆着三张深色的办公桌，几个秘书、文员正在忙碌着。其中一位偏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还有一位偏丰腴，是他的女儿；另一位笑脸永远灿烂、体贴，后来无私地帮我打印过很多稿子……前后还有好几位秘书也在这里工作。哦，当时他们用的是386电脑和WPS软件。正是在这个房间，我们编辑了一份民间刊物，叫《华为人报》，所有的文章就是这些秘书们打出来的，打印出来后又用剪刀和胶水拼贴在一张A3纸上，再拿到外面的复印机上复印几十份，分发到各个部门。《华为人报》是华为成立生活协调委员会后做的第一件事。
快要出第三期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按照我刚才说的路径来到这个房间，穿过秘书们的叽叽喳喳，来到里间的门口，敲门，推开进去，房间不大，里面有一张深色大班桌、一张小床、一条长沙发。坐下后，任总对我们说：“你们办的《华为人报》很好，我们要把它印成真正的报纸，就叫《华为人报》，要用新闻纸，要全部四色印刷，不要用那种光亮的、厚厚的铜版纸，那不是报纸，那是广告，吹牛皮的，没人看。我们要办一份真正的报纸，要寄到全国每个电信局去。你们去和《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联系一下怎样出报纸……”
这个场景构成了我对任正非的第一印象。
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我第一次踏进华为是这样的：当时我从深圳市华强南路的人才交流中心出来，坐204路公共汽车，到南山大道深意大厦的五楼。我出了电梯，顺着指示牌向左转，顺着过道，过了一扇铁门，再路过一个大房间，看到了挂着人事部牌子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位个子稍高的人，身穿白衬衣，浅色裤子，没有系皮带，态度和蔼，背稍弯，说话间笑容可掬，极像个普普通通的人事职员、工会干事（我的一位朋友说，她第一次见到任正非，以为他是公司看门的），要是在内地，其架势顶多就是个副主任科员，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架势。顺着他告诉我的方向，我转身走到隔壁那个大房间去面试……
这是我第一次到华为的情景，按理说，这才是我对任正非的第一印象。
现在改变第一印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华为人报》，这是我在华为做的第一件阴差阳错但确实是首创的事，有纪念意义和贴金价值；第二，是因为多年后我终于领悟到任正非是“形左实右”—你以为他是看门的，他实际上是老板；你以为他务实，务起虚来他也是一等一的；你以为他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其实对管理新知比管理学教授认识的深刻得多；你以为他苦行，他可以为买一束喜欢的花专门开车去香港连卡佛……种种迹象表明，外人看到的他远不是他本人的实质，这迫使我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刻意地往右转。尽管这样说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出了电梯门一直往右转，才能抵达那个位于角落的任正非的办公室。
不仅是我，相信每一个在华为工作过的人，对于华为尤其是对任正非，都会有许多不同的印象。这些印象彼此交错，有的互相抵消、冲突，有的相互强化，有的毫无关联，必须过好久才能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形象。但这又有欺骗性，很可能很快在某个场合你又会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任正非。我辞职后，看到任正非在一篇文章中坦诚他曾经有过忧郁症，这着实让我吃惊了一番—原来这样的事也可以说出来啊！再后来，听说他儿子回到华为，还改了名字，又是一番小震动—一直以来我们谈论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时，总是高度评价任正非的股份份额那么低是他无私、大度、英明的表现，而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因此他儿子回到华为的传闻与我们曾经对他的所有印象很难相容。震惊之余，我自然会慢慢地修正自己脑海中的任正非—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有什么坏处和好处，是不是他不得不这么做……修正之后，别的传闻又来了，最近两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华为员工签订奋斗者协议和董事长孙亚芳的去留传闻，我自然也会因此在脑海里再次对任正非的印象进行修正。
初学素描的人，最怕模特变动姿势。模特一动，就觉得把握不住了，刚画的线条又得重新涂、抹、擦、描了。辞职后有一阵子，我无所事事，拿起笔和纸画画，发现这种涂抹擦描其实乐趣挺大，很有快感和创造性—在不断的涂抹中你对模特、对画模特这件事本身，都有了新的认识，因而实际上逐渐增强、凸显了自己心中对形象的把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