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位赵师傅也常让我怀念。他是修书的，自幼学习装裱，因为刚做完手术身体不好，才到门市上帮忙。对书他不太熟，可是谈起装裱、纸张、刻印却是滔滔不绝。他曾为毛主席修过书，很为此自豪。有一次，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我给主席修书，“偷”了他老人家一个藏书章(指从主席的藏书上拓了一个章)，阳文“毛氏藏书”四字，不知是谁刻的，很精。又有一次说起，毛主席很爱读《历代笑话集》，是王利器辑的那一本，很厚，毛主席看着不方便，让他给分装成小薄本。这个活还催得很紧，头天拿来，第二天就要，说毛主席正在看着，不能耽误他老人家看。这大约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说话时堆满了一脸的笑容。
1974年我花25元买了一部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嘉庆间的原刊本，35册，不缺不残。我嫌贵了一些，当时这个价格可以买一部明版书了。赵师傅说：“不贵。这35本书都是新换的封面、封底，您看这种紫靛纸都是手工染的，现在染这样一张纸就七毛钱，可作六本书的封面、封底。您这一套书光是染纸的手工费就四块多钱，占书费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纸钱就十块了，您的书钱还有多少啊？不到二十块钱了。”他的介绍让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修书的知识。赵师傅是学徒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为人十分热情，帮助我找过不少书。邓之诚先生的《古董琐记》就是他帮我从书堆里翻出来的。谈到旧书业，他是有一种没落之感的，认为这一行算完了！
琉璃厂的淘书是我与书籍打交道过程中特别愉快的一段时光，因为这时常常有一种期待，又有意外得到的喜悦。当时在各个单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一天到晚批判“封、资、修”，从报纸杂志（当时也没有几份杂志）到单位领导说的都是空话、套话、蠢话，还不时地说一些杀气腾腾的凶话。人间真是没有一点儿灵气了，没有想到海王村这里还荡漾着智慧的光辉。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见书店会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化外之民”的避风港。
书店是九点钟开门，有二三十个书友在八点半左右就聚集在海王村的大门口，等待着书店开门，因为每天都要上些新品种的书，大家把期待的目光都盯在这些“新书”上。每天一开门，堵门等着的诸位马上齐奔西廊（北楼不在开门时上书，它卖的书少，所以上书也少），各取所需。我们这些每日必到、锲而不舍的书友们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专收清代的诗文集，当时清代诗文集刻本很贱，乾隆以后刻本平均三四角钱一本；有人专收笔记小说，连解放前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定价一元，只卖八分）”的错字连篇的标点本旧小说都要。有人专收线装的医书，有人专收词学书籍，词谱也包括在内。非常怪的是我的一位老师（我所在大学物理系的老师）孙念台先生，是教理论物理的，每天到书店去淘文史书籍。因为他也属于不久前补工资的，收书面极广。
最大的遗憾是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我的工资只有56元，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每月吃用15元，给家里10元，剩下的几乎都交给书店了。我母亲最反对我买书，希望我攒点钱准备成家。每次我淘到好书回家，往往拆了捆，散装在书包里。当母亲问起时，我就说找人借的。她眼看着书架子上的书日渐其多，心里明白，但是她不再说了，让我保留了这点隐秘和乐趣。我很羡慕那些刚落实政策补发工资的人们，在每天候于海王村之门的诸位之中颇有几位是口袋里有几千块钱的。有位供职于中华医学会（文革中此会解散，她被调到一个中学工作）的女同志花200元买了九百本一套的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当时这被看做是很豪爽的，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我以为花那么多的钱买这种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书，不值。当她问到我买这套书值不值时，我婉转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而她却爽朗地笑了，并说：买到自己喜欢而又能看的书就是值。我也不搞什么珍本收藏。这真是快人快语。这与另外一位专买解放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的笔记小说的书友心态相同。大达出版的笔记小说中错字连篇，标点谬误，令人不堪卒读，他却自得其乐，每得一种，必向人夸耀。我们说这些等同垃圾，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而他对我说，又不搞研究，有点错字也不影响阅读。他花了十几元买了一百多本，其中有许多是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书。这也是属于重实不重名的。我花25元买了一部原刊本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那是几经踌躇的，但是从买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没有从头到尾认真地看过一遍。
在海王村淘书的过程中，有些事是永难忘怀的。大约是1974年，任继愈的《汉唐佛教论集》刚出版不久，书中论禅宗的部分颇引人注意，使之很畅销。有一天，我在西廊淘书。在书架上翻了好久，没有遇到可买的书。十点多钟的时候一个小徒弟从库中抱出来一摞书上架，有几函线装书，我一眼就看到有清末刻本《景德传灯录》。十七年中出版的佛学书籍极少，不像现今佛学书籍满坑满谷，到处都是。我从1970年以来就对佛学有兴趣，这本重要的禅宗语录使我眼睛一亮。我一看价钱仅仅五元，于是，马上就拿去开票，买了下来。票还没有开完，从里屋出来一位老营业员，是北楼的老夏。他是一个极有经验和学问的营业员，是孙殿起、雷梦水一流的人物。他问我：“老王你挑的那部书是不是《景德传灯录》？”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你是不是能让一让呢？”我说：“不能。我已经交钱了。”“钱可以退给你。
这部书是不能卖的，小×（指那个小徒弟）不知道这部书是不能拿出来的。”“可是你毕竟拿出来了，再说这部书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他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我包好了书，准备要走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说：“姚文元也正在找这部书呢。”我想，当时毛主席表彰了任继愈《汉唐佛教论集》中论禅宗的文章。姚负责宣传和文教，大约也想充实一些佛学知识，才找《景德传灯录》来看，没有想到让我捷足先登了。一天，马建斋先生对我说：“有一部清末刊刻的巾箱本的《黄山谷诗集》。绵白纸，书刻如汲古阁手笔，极漂亮，很便宜，才六元。”我本来就喜欢黄庭坚的诗，有此佳本，自然心动，只是当时没带钱。相约第二天来买。次日，我早早来到海王村，老先生从后库给我搬出一个小红木匣，拉出插板，里面有两个小格子，每格整整齐齐摞着十一本书，共二十二本。是仿南宋临安书棚刻本，极美观，上海“著易堂书店”的刻本。其他如清末武昌刻的《国语·国策》，点石斋影印的《佩文韵府》（主要是便宜，十厚本才五元），武英殿聚珍版的“前四史”。
在平装书方面也买了一些令我难忘的书。如邓之诚的《古董琐记》、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王云五的《目录学一角》、上海中央书店襟霞阁本的《袁中郎全集》，还有奇书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鲁迅先生曾评此书，并写了《文坛登龙术拾遗》。这部书印刷装订都模仿线装，形式古雅，然而其内容则多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痞话。例如在如何登上文坛一节中说，想成为作家其实并不难，只要写自己的“恋爱”故事就可以了，这是最引人注意的。现在活到百岁的章克标还在用《文坛登龙术》中介绍过的方法招摇过市——百岁老翁征婚，居然还有许多传媒为其所骗，对此大加炒作。“章老”每晚躺在被窝之中一定会笑那些为他作义务广告的记者，真是如俗语所云“小家雀斗不过老家雀”。
那个连阴雨的秋天
唐天宝十三载（754）秋天，首都长安霖雨六十馀日，杜甫写了名文《秋述》和组诗《秋雨叹》。诗文中描写久雨造成的“青苔及榻，多雨生鱼”和“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真实而生动，很像我经历过的1963年夏末秋初的霖雨。
那次大雨始于7月31日晚。我记得十分清楚，当天我买了北京音乐厅音乐会的票，当我入场时，天只是阴沉沉，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演到半截时，就听到大雨击打的声音，如同炒豆。不过演出结束以后，雨小了，还能乘14路公车回家。从这个晚上起，雨就没有停，一阵大，一阵小，直到8月13日晚，整整半个月。
为什么我对那场音乐会记得那样清楚呢？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结束，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商店里又有东西卖了，大小饭馆、小吃店再度起死回生，可是文艺演出正相反。困难时期，单位与社会一改过去你斗过来，我斗过去的风格，而是强调劳逸结合、保持热量。那时我上大学，学校关心的是，学生浮肿没有。号召同学没事就躺着，多睡觉，多晒太阳，获取维生素D，不要浪费热量。此时文艺市场（不过那时没有“市场”这个词儿）真是五光十色，百花齐放。后来文革时批判的“大、洋、古”，此时正在大畅其行。中央乐团与中央歌剧舞剧院特别活跃。中央乐团搞了星期编号音乐会，每周一期，搞了近百期。
每个星期日早上演出，以演出外国歌曲（主要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外国歌曲二百首》中的作品）、乐曲为主。那时票也很便宜，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最贵的票一元，最便宜的六角。可是自从1962年底重提阶级斗争和在国际上反修（以1962年底批判陶里亚蒂为标志），就感到经济好转，文艺紧缩了。7月31日晚上的中央乐团的音乐会就是一个例证。那个晚上，虽然还有刘淑芳古巴民歌《鸽子》《西波涅》和陈瑜的《月亮颂》应景，但似乎是“革命歌曲”当家了，什么《我是一个黑姑娘》之类等歌颂“亚非拉革命”歌曲成了主旋律，最后竟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此曲作者瞿希贤先生在去世前反对演唱这支歌曲。她对自己这一类作品的写作“有负罪感”）大合唱作结。就我个人感觉，这是个音乐演出转向的标志，后来越来越“革命”了。
从这一天回到家里到8月14号，再也不能出门了，雨把没有特别紧急事情的人们堵在家里。这十几天雨不紧不慢地下着，似乎不知道疲劳。被囚禁在房屋中的人们，每听到雨点敲窗力度小了，都不免得要伸出头看一看；每当看到天空由乌黑转白亮，都不免会脱口而出：“天要放晴！”这时老人往往会说：“甭想，亮一亮，下一丈。”还真是这样。特别是8日和9日两天，那简直不是下雨，而是从天上往下倒雨，用“倾盆”都不足以形容。不知道老天爷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儿。9日过午雨势稍缓，四五点钟后竟是淅淅沥沥了。正在有点盼头之际，突然一声巨响，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吓了一跳，原来后山墙塌了。赶紧找房东和房管所，房管所的工人师傅先用油毡把断裂处苫上，免得往墙内和屋里灌水。四五天后雨停了，才修缮。重盖的后山墙上，房管所给开了两个窗子，改善了室内光照，真是有一失也有一得。
大雨期间，打湿的衣服，久久不干，便发霉长毛，室内弥漫着霉味。那时没有电视，连半导体收音机都很少，真不知道那十多天是怎么过来的。从当时的读书笔记看，半个月的囚禁，读了《陶诗》和《梦窗词》，并为《梦窗词》断了句，看来也没有白过。
由酷暑而想到……
北京热了十多天了，午间室外高温往往在四十度上下，室内如果没有空调可能什么也干不了，更不用说坐在电脑前为报纸写稿子了。记得小时候，如果碰上这样的热天，一定会跑到城门洞或庙宇大殿底下吹凉风（那时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庙），吹久了，路过的慈祥老人还会提醒或劝阻：“别老贪凉，当心阴风吹了膀子，到秋天就该疼了。”如果已经凉快透了，此时便会恋恋不舍而去。“青灯有味是儿时”，那时的平常细事，老来想起，都难以释怀。
不过此文不是说六十年前旧事，而是告诉读者二十八年前的一件趣事。1981年，八月下旬，虽然伏天已过，但炎阳不减余威。那时我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编辑部在日坛路六号三间简易房里，虽然上面有大树遮荫，又加上简易天棚，室内看稿，又吹着电扇，汗水还是滴滴落在稿纸上。突然科研处来了个电话，一开口就说，“有句唐诗你们给查一查。”我问：“怎么不找古代室？”“天这么热，早就没人了。”我让她说一下原诗。从电话中传来了两句陌生的诗句：“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为了“褦襶”还在电话中解释半天。我说不太像唐诗啊，我刚刚读完《全唐诗》（在编辑部我负责编古典诗歌的稿子，所以下狠心读了一遍《全唐诗》）。科研处说：“外交部说的。这是美国卡特总统下飞机时，念给接待人员听的。”我说：“中国人一听外国人念中国古诗，第一反应就是念唐诗。唐诗太有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