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一切都很简陋，不用说电子数据库，连工具书缺项都很多，《全宋诗》还没有编出来，诗总集除了那部“钦定”的《全唐诗》外，就是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此书精装两大厚本，我翻开了上本，那天运气不错，一下子就翻到“晋诗”，又一翻“今世”两句赫然在目。此诗是由魏入晋的程晓所作，一读全诗，深感那位为卡特提供此诗句的“中国通”了不起，也许他就是位饱学的美籍华人。
这首并非“名诗”，“触热”两句也非“名句”，只是因为“褦襶”两字音读和意义被有的诗话讨论过。两字是联绵字，读作“耐代”，意为“不晓事”，意思是不通人情世故。诗云：
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颦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疲瘠向之久，甫问君极那。摇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此小事，亦是人一瑕。传戒诸高朋，热行宜见诃。
这首诗写得很白话，除了两三个难认难读的词外，诗意平浅。除了“褦襶”外，就是“跘跨”。音读为“办酷”，意为“开膝”而坐。魏晋时期，还是席地而坐，像现在的日本人，双腿跪，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这种坐姿，久了很累。把膝盖分开，臀部可以斜坐在席上，放松一下。弄懂这两个词，全诗很好懂了。三伏天，人人都躲在家里避暑，此时偏偏有个不懂事颟顸人访友。主人听客人来了，也要打起精神接待。还以为客人待一会儿就走，没想到客人聊起来没完没了，主人疲惫不堪了，流汗滂沱，摇扇子的手臂也酸了。客人还在侃侃而谈，一点儿没有走的意思。最后诗人都忍不住了，朋友您什么时候起身啊！诗人写此诗意在告诫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注意这些小事。
当时卡特已经是“前总统”了，到北京来，已经不会有重大的国事商讨，无非是看看朋友，交流交流，但选了这样的日子，给主人添了许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卡特用此诗作为到京的开场白，其中包含了对主人的尊重和自谦，也略带自嘲，立言非常得体，真是应了孔子那句话“不学诗，无以言”。至今我仍然好奇的是哪位高参给他选的这首诗呢？
困难时期与解散食堂
“困难时期”是指1960年、1961年、1962年三年国家经济的全面紧张时期，当时叫做“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虽不敢批驳，但说起困难的原因，私下还是有想法的。那时我读大学，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在悄悄流传，得到有心人的赞同。“人祸”大家亲眼见过，就是1958年的头脑发热，大哄大嗡，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等。
1958年在公社化进程中大办公共食堂，被视为是进入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办不办食堂、吃不吃食堂被看做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批判的“右倾机分子”一条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对办食堂。《人民日报》报道过一条消息，说云南有个“右倾分子”反对群众办食堂。群众说我们的食堂是“雷打不散”，那位“右倾分子”说“我就是雷公，就要把你们的食堂打散”。这是作为反面典型来示众的。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几乎是社社有食堂，队队有食堂（当时的生产队相当1961年以后的生产大队）。
为了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断掉不吃食堂的后路，家家砸锅献铁，炊具、餐具中凡是有铁的大多进了小土炉，为实现1070做贡献（1957年产钢535万吨，1958年要求翻一番，实现1070万吨）。这一年又恰好赶上丰产年，庄稼长得格外的好。上上下下都以为共产主义就在大门口了，大搞“一平二调”（无偿平调农民的个人财产），食堂杀牛宰羊，拣最好的吃；吃饭不定量，放开肚皮吃。多少年来国人，特别是农民为没吃饭所苦，这回真的解放了，自由了。在大量消费的同时，1958年是丰产不丰收。因为全国忙着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人们没有工夫收庄稼。而且实行了军事化，农民按军队编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个人再心疼粮食，也不许单独行动，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后来农民谈及此事无不痛心疾首。
北京虽没有普遍搞食堂，但在大跃进高潮期间，饭馆吃饭自行付费，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给多少给多少。每天我在菜市口的“南来顺”吃早点。一天早上，一进饭馆就大吃一惊，屋子中间是十多张方桌拼成一个台子，放着油饼、烧饼、麻花等食物，旁边有大桶，里面是豆浆、杏仁茶等。这些都是任君自取，四周的方桌上有小笸箩，中有零碎钱币，由君自行付款。饭馆里的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油饼等一端出来都是一抢而光，“南来顺”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又改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南来顺”的一位老职工说“赔不起啊”。那时，人们仿佛到了君子国，如此随意地对待经济，经济难道不会报复吗？
1959年秋天报复就来了，先是商店的东西越来越少，购物票证越来越多。什么时候进入困难时期？在我看来有个标志性的事情出现，那是在1959年“十一”以后，有个秋风萧瑟的早晨，人们起来买早点发现北京人习惯吃的烧饼、果子（果子指炸果子，一种类似油条的食品）、油饼、豆浆、杏仁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菜粥”。这件事给北京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北京人早上没有吃菜粥的习惯，当时所有的饮食摊点都是国营的，要变一律都变。困难的缓解也可用早点铺的变化作标志，196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所有的早点铺都支起锅炸油饼了。而且很奇怪，油饼炸出来都是白的。我曾问过，是不是没炸熟，回答说，这是大油（指猪油）炸的，怎么炸也不挂色。
1961年春末夏初，通知我们下乡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由于经济困难，本来大学生停止了下乡劳动等活动，这次是个例外。当时食品奇缺，农村饿饭现象很普遍，而干部则利用权力多吃多占。有民谣说“书记拿，队长偷，社员缝个大衣兜”。“十二条”基本原则是局部改变1958、1959年的激进做法。如确定农村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办公社时强调“一大二公”，许多县就一两个公社，这次退到一个乡一个公社；又如制止“一平二调”，平调老百姓的财物尽量退回，退不了的作价赔偿。我去的是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队，那真是凋敝不堪，触目惊心。我住在队部，因为常停电，天黑就睡，早上起来，仰望天花板，很奇怪，怎么是黑的呢？天大亮了，我站在床上穿衣服，空气一震动，轰的一声，天花板好像裂开了，原来夜里天花板上聚满了苍蝇。生产队很穷，唯一的大牲口是一条瘦驴。负责饲养瘦驴的是个“富裕中农”，所谓“富裕”只是个成分了，他被饿得瘦骨伶仃，眼睛都有些发蓝了。就这样，有个社员还到队部告发他，说他偷驴饲料——糠吃，而且拿着他的粪便作为证据。
下乡的第一件事是劝导老百姓种“十边地”（指沟边、路边、屋边、河边、池塘边、田边等），并说“谁开垦谁种，谁种谁收，谁收谁有，二十年不变”。社员不相信，当面就驳斥我，“什么二十年不变，搞‘初级社’你们说二十年不变，不到两年变了；‘高级社’也说二十年不变，结果不到一年变了”。我只是个19岁的学生，根本解释不了。问一同下乡的教务长，他含混地说，不要管它。
第二件事是解散食堂。“十二条”中还说“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还有“办好食堂”的指示，我下食堂帮厨，名义叫食堂，真辜负这个好名字。“食堂”只蒸“豆面窝头”，开饭就是社员来打窝头，端回家去吃。所谓“豆面”不是用豆子磨的，有人说是用榨过油的豆饼磨的。面粗而轻，有些像锯末，蒸好的窝头一拿就碎。像我这样一顿可吃一斤馒头的小伙子竟吃不下一个窝头，然而社员还常常为给他的窝头掉下一块而争吵。还好下乡不到一个月，传达了中央给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一封信，其意在于解散食堂。不过话说得比较婉转，说“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食堂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吃食堂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前面留了“吃食堂”两句恐怕是为了显示与以前的宣传的承继关系。这封信一宣读，社员大乐，食堂马上散伙，连一天也不等。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看到农民发自内心的乐。食堂把粮食按定量分给个人，还好，北京农民还有锅，不至于把粮食拿回家后没法做熟。
下乡不到两个月就返校了，解散食堂很成功，宣传种“十边地”则被顶了回来。后来曾碰到当地社员，问起“十边地”，回答说老百姓还是种了，又说能种一季就种一季，收的粮食吃到肚子里谁也拿不走。
这次下乡还有两事可记，一是有位同学胆子真大，竟敢搞“包产到户”，把他所在生产队的田分了，当时就受到校方的制止和批评，可是这曾使农民兴奋。二是我在生产队中有位菜园子的“把式”（当地以种菜为主，从外面聘请有种菜技术的师傅）姓李，他教给我许多种菜的知识。我曾说“李师傅，我一定请您吃顿炸酱面”。他笑了，说“等五月节小货（指园子里速生的小白菜、小菠菜、青蒜之类）下来吧，让你们吃点真正的鲜菜”。我存些面票，准备让他吃个够。可惜的是不到五月节（端午）就被召回学校，那个邀请成了一句空话。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想起此事都有些遗憾，眼前还会浮起李师傅的笑容。
开心斋与赤心斋
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自愿削减粮食定量，与国家共度时艰。作为大学生，首当其冲，我减到34斤。按说这个定量也不算少了，可是当时几乎一切“进口”的东西都要凭票，十七八岁的男孩的肚子就是无底洞。郭沫若的名诗《天狗》“我是一条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吞了”。多么豪迈，一进食堂，这种诗兴，也油然而生。有同学高声朗诵：“我把饭来吞了，我把菜来吞了，把锅碗瓢盆吞了，我把‘一平勺教授’（一位掌勺打菜的师傅，过于严苛，一开饭便高呼‘菜一平勺’）吞了啊！”
“食色”二事是生物的最基本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极易出事。于是校方领导强调“劳逸结合”，课程缩减，不留作业，鼓励少看书，强调多在宿舍躺着，时时查看自己腿上、脸上浮肿没有。一有浮肿马上送到校医院给以“糖豆”（半斤古巴糖、一斤黄豆）进补。学生也真是聪明，不久发现多喝盐水小腿就会肿，于是腿肿者激增。一些骗得“糖豆”待遇的，回到宿舍开怀大笑，传经授业。很快“浮肿”的人数超标，此待遇取消。
那时还提倡多想愉快的事，记得当时报上还登过，侯宝林在政协活动上为大家讲“焊拉管”的笑话。上面既开风气，下面自然紧追。舞台银屏也发生了变化，喜剧类作品火了起来。像京剧的《三不愿意》《花田错》，评剧的《花为媒》，话剧的《一仆二主》（意大利哥尔多尼）、《聪明误》（俄国亚格里鲍耶陀夫），巴西的《伊索》，中国的《群猴》，《抓壮丁》《三块钱国币》……国产喜剧电影不用说，就是翻译影片也以喜剧为多，如阿根廷的《大生意》（卖马粪兜），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每一个都会让你捧腹不止。天桥的撂地相声没了，可是“前门小剧场”“迎秋”的“曲艺”（相声为主）是十分钟二分钱，随进随出，以时间计价。北京曲艺团在此献艺。当时有些老名家还在，如高德明、绪德贵、佟大方等；不久前过世的相声名家赵振铎、赵世忠那时还是小青年，赵振铎永远是衣履俨然。天津曲艺团也到北京演出，票价一元，与人艺话剧等价，但节目真好，张寿臣、马三立不仅让你笑，更让观众懂得相声可以有品味。
“笑”的高峰出现在1962年春节，北京电视台（当时没有中央台，北京台就是中央台）推出的一台“笑的晚会”。侯宝林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主要节目是“化妆相声”“空城计”。主持人是“人艺”的喜剧演员方琯德。记得，他上台自报家门：“我是悲剧小生，常常对月伤怀，迎风流泪……”便引得万众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