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环境自然会影响小环境。也许北大、清华、科技大之类的名校不受这种氛围的干扰，而我们北师院不同。这个学校有几个特点（我只说六十年代初）。第一，学生多是北京人，三天两头回家，易于受到社会氛围熏染。第二，六十年代初，高考招生录取政策是根据家庭出身和考生表现将他们分为四等：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北师院是二类院校，当时进入北师院属于“降格录取”者不少。有同学自嘲说：好学生都被北大清华招完了，杨伯箴（当时是院长）才去杠个大笊篱把我们这些“渣滓”捞回来。因此，进了师院许多人心灰意懒。另外，我们文科，想满分和不及格都难。好歹混混就能过关。
师院食堂门口有个北京区县全图，离城最远的（约有三四百里）是怀柔北端的“喇叭沟门”，同学们等开饭，常在这里指手画脚：“乡村男教师”喇叭沟门见（五十年代有苏联样板电影《乡村女教师》）！本来读书兴趣不高，此时更是各有所求了。
当时外校同学评论师院“男同学讲吃，女同学讲穿”（每次迎外宾，师院队伍是在最显著的位置上——钓鱼台门口，那时欢迎队伍往往长达数十里）。其实男女同学也有在一起的活动——在公共教室“打麻将”，而且往往是挑灯夜战，直到就寝铃响。
一到上灯时，男宿舍德斋、智斋拉京胡的，吊嗓子的响成一片，还时时从窗子里飘出“卖布——卖布来——”，“我的朋友我爱你” 的悠扬歌声。那是喜歌剧《货郎与小姐》的主题歌，正为许多大学生着迷。当时我曾有旧诗云：“一从卖布登台后，满城听唱货郎歌。”
同学们不读书了，躺在宿舍床上，云山雾罩，精神会餐，谈吃谈喝，谈舞台银幕，谈奇闻轶事，当然，青年人也免不了谈男女之事，每逢到这里，室长不免要说“关好门啊”。于是还没开口就先笑了起来……
很奇怪，困难时期，在高校的一角，弥漫的不是愁云惨雾，也有欢声笑语。于是，题室名为“开心斋”。
1962年底倡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初“学习雷锋运动”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理论学习后，是联系实际。大家认识到原来“吃喝玩乐”风是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同学们提高了认识，痛哭流涕。“开心斋”原住民主动把室名改为“赤心斋”。这一字之易，马上成为典型，人们赞叹不已。
1964年7月毕业生思想清理运动中，系总支总结四年来学生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时，又以“开心斋”为例。不过当时斗争重点转入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只是作为陪衬，并未深究，“赤心斋”同学都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大学毕业之前……
80年代中叶，有一年7月初到山东大学出差，住在山大招待所。住所的窗外经常聚集着活泼欢快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看着那一张张富于青春朝气的笑脸，听着那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可以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偶尔还听到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我窗下细声细语地设计美好的未来时，也不禁融入这欢快而美好的氛围之中。这时不由得想起我那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刻……
我是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从那年的春天开始，院里系内已经在悄悄准备，如何在学生中清理阶级队伍，划分左中右了。在系总支的领导下，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不断地开会，提高阶级觉悟。这是在组织阶级队伍，而我们这些即将被整的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对此却懵然不知。
6月份毕业考试完毕（当时师范学院不做论文），便开始了清理思想这个苦难的历程。现在的大学生们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多么痛苦与艰难的过程，无休无止的大会小会，学生们，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不太好的同学拼命地要表现好一些。我记得有位女同学被树为样板，在全系大会上讲自己清理出的思想问题，边哭边讲，诉说自己人生观受资产阶级毒害之深，其根子就在《外国名歌二百首》（其实这个歌曲集中还有《国际歌》和许多“革命歌曲”）和外国小说。“二百首”常常由头唱到尾，还照着外国影片设计时装。
她检讨说：这种状态怎么做符合“五项条件的接班人”呢（这是“九评”对青年和立志接“无产阶级革命班”者的要求）？她真诚的忏悔感动了领导，可以既往不咎了（可能她根本就不是被确定的重点）。在一般同学中这已经是严重的问题了，而对于系领导心中早已有数的重点人物，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不用说没有资格到系里作样板，连小组里也通不过。因为“重点”所在的小组都会有本班政治指导员或系里派的青年教师参加，对“重点”的问题早有估计，不会让你轻易过关的，有的根本就不会让你过关。我在小组清理思想时整整讲了四个小时，讲自己所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讲自己消极的人生选择，政治指导员连听都不要听，认为讲这些离我问题的实际太遥远了。我们这些早已被内定的“重点”只有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同学们一个个地过关，一些次“重点”也在反复的“清理”之后勉强过了关。只有几个人“挂”了起来，大约我是“挂”得最高的，因为那些“挂”起来的同学还有系或院的领导在找他们，做他们的工作，而我则是最“清闲”的，没有人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仿佛是暴风雨莅临之前的平静，我惴惴不安，第一次感到等待苦难比苦难本身更残酷。
在一个乌云低垂令人十分压抑的下午，约三时许，全系毕业生三百余人（这是北师院最引以自豪的，它有全国最大的中文系）在食堂集合。我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系总支书记宣读由北京市委、教育部党组联合上报、中央批转的“处理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中反动学生的决定”。决定中指出社会上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尖锐，这在大学生中也有反映。其标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反修斗争”，同情“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等等。书记讲了话，宣布“清理思想”运动已经结束，现在进入了对敌斗争的新阶段。于是，我被当做唯一的反动学生公之于众。后来听说中文系四个班，划了九个反动学生，八个是内定的，不公开，一个班俩，再加上公之于众的我，共九个。这大约也是按比例来的吧！因为它符合“四清”中规定的打击面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规定。
反动学生之缘起
“反动学生”这个词不仅现在的人们感到陌生，就是在正式文件与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书籍中也很少提及。当我向一位老干部谈到此事时，他还不相信，以为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为了打击对立派擅自制定的“帽子”。并问我如果有这个“帽子”，那么有没有“反动工人”、“反动农民”的“帽子”呢？甚至1979年春天我到高教部申诉此事时，连其人事司的干部也表示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能不费些笔墨对这个似乎影响不大的以大专学生为整肃对象的运动做些说明。
清理和处理大专院校的反动学生是从1963年开始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纯属偶然。1963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分歧与冲突已经十分尖锐，面临着摊牌的边缘。这年6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共谈判，做最后一次说服对方的努力，并同时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25条，当时也简称“25条”。此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广播以后，地质学院有位应届毕业生马上给电台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也有人说，他的信中对“25条”逐条地进行了“驳斥”）。于是，此事惊动了中央。那时每届大专毕业生在毕业前夕都要由中央首长接见一次，1963年7月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本届毕业生时就提到这个问题，并说：有的大学生反对我们党的“反修”政策，你有什么道理可以站起来讲吗？这个鲁莽的山东学生突然就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辩论”，旁边早有四个彪形大汉站了起来把他摁了下去。这件事影响很大，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联合上报中央，毛主席对这个文件做了批示。因为这个事件正与他在1962年底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与阶级斗争”相符合，他认为这类学生是大学生中的极右分子，是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表现，而且“所在多有”，应该清理。
如果把处理反动学生问题摆在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便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3月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为雷锋题词；1964年在城乡开展“四清”；1963年12月与1964年6月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开展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并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封、资、修和贯彻“两个批示”的文章；自1963年下半年开始发表的“两报一刊”批判苏联与国际修正主义一至九评。这些都在预示着政治思想领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一切人群。整反动学生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罢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些地区和大专院校之所以整学生不过是一块挡箭牌而已，用以抵挡毛主席对他们不抓“阶级斗争”的批评。这种说法也非臆测，北京在各省市中揪出的反动学生最多（据高教部在落实政策时所言），也管得最严，直到1969年才让这批学生返校，而北京市委在文革中垮台最早。在北京以北大揪出的反动学生最多，而北大的书记兼校长陆平是除了“三家村”外最早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的高级干部。特别可笑的是，就是这样，北京市委也没有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1967年2月昌平“革命群众”批判斗争旧市委领导人时指出：他们的最大罪行是搞“二月兵变”，所以才把反动学生安排到南口劳动改造作为策应。这一群学生是最软弱的一块泥巴，可以由人们捏成各种形象，以满足他们政治上或心理上（我想这是变态心理）的需求。
毕业之前中央首长接见应届大学毕业生，也让我参加了，不过有八个“革命同学”围坐在四周。我觉得有点滑稽，因为这次是在工人体育场。我们的座位距主席台有数百米之遥，无论如何也不会威胁到首长的安全。到会的最高首长是副总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他讲的话我至今尚略记一二，主要是针对全体毕业生的。后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反动学生的，对此我反而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总之，那时讲到对敌斗争都是两条，一是揭深揭透，批倒批臭；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有前途。可是不到两年，宋硕也落得像我们一样的下场，遭遇比我们还要悲惨。
初到南口农场的印象
1965年1月初我被送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场，不属于劳改系统，场内有个高校大队，专门安排北京所属高等院校教师劳动。我到农场那天，正刮着大风，天气十分寒冷。吃完饭后，看到六三届的反动学生出工，有两个同学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中国科技大的马家骅，一个是北大的亢铁保。这两位穿的半长的棉短大衣，补了大约有数十块补丁，还露着棉花。大衣没有扣，用一根麻绳一系，头上戴着八毛钱一顶的花狗皮帽子。这样一身衣服，现在真没有地方找去。他们揣着手，夹着铁锹，锹头朝前，锹把向后，一副倒霉相（后来我们也和他们大体相同，只有少数同学和女同学才略注意一下仪表）。他们排着队出工了，我们留下来学习文件，认罪服罪，在一片尖利的西北风的呼啸中我们的劳动改造生活开始了。
1965年在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的还有银行学校的学生。这个学校相当现在的职业高中，绝大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她们在农场劳动属于劳动锻炼性质，也像我们一样排队出工。小姑娘们一个个穿戴整齐，英姿飒爽，排着队，唱着歌；而与他们只差几岁的反动学生如同一群叫花子，与她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六四届的各校反动学生20人，加上六三届20人，总共40人。后来在1965年到1966年中又陆陆续续来了六五届到六六届的反动学生共13人。因此，在最高峰时是53人。反动学生分四类处理，即劳动考察二年、劳动考察三年、劳动教养二年、劳动教养三年。劳动改造期间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费，受考察处分的本科毕业生每月发28元；专科和未毕业者发24.50元；受教养处分的，本科生发23元，专科和未毕业者发18元。我属于考察三年的，每月发28元（农场职工也才有32元工资）。如果没有家庭负担（从农村来的反动学生大多已婚，有的还有两三个孩子），物质生活上还可以，只是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常人难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