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劳动强度绝大多数人都是竭尽全力去干，超额完成定额的。夏天，白花花的太阳晒着，地面温度在四十度以上。冬天西北风怒吼，穿着单褂还要汗流浃背，可是手都被冻皴裂了。最初挖沙子只是几个强壮的男同学在这里干，夏天每人只穿三角裤衩，后来有个女同学也来筛石子，弄得我们很狼狈。又如秋天的割草，定额是三百多斤（随着季节略有差别），但是年轻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本性，何况，每天都在小组内公布每个人的成绩呢？于是，个个争先，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工了，太阳下山才回来。有人创造了一千斤的成绩，这就是邮电学院的向如玉（从这位老兄的名字，读者想象他一定很纤秀，那您就错了。他是位壮如牛粗如邮筒一样的宜兴汉子），管理组鼓励大家向他学。有一次我割了八百多斤，当我把最后一捆草从果树行间扛出来以后，真是筋疲力尽了。天已经黑了，我想在草上歇一下再装车，没有想到往草捆上一坐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一睁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阳光刺花了眼。其他如扛二百斤的麻包上囤，搭五六百斤的石头作地基，为果树扩坑换土，三伏天耪玉米，同这些相比，又闷又热、又剌又咬（这时玉米叶子极锋利，地里蚊子极多）、又苦又累就都算不了什么了。
最苦最累的是夏秋之交，因为许多活都要抢季节，如果实的采摘、庄稼的收获、储备青贮饲料、割草等等都是累活。此时白天干了一天活，已经筋疲力尽，可是睡觉时，蚊子又极活跃。“反动学生”中有蚊帐的同学不多（当时买蚊帐要布票）。许多人采取的办法是睡觉前到抽水的电井池子里坐上十分钟，刚刚从一二百米的地下抽出的水只有十多度，浇在身上透心凉，等凉透了回到屋里蒙上被单倒头大睡，待睡熟了，即使有蚊子也咬不醒了。这种做法使一些人得了风湿症。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不许读书。不用说业务书不许读，就是马列主义著作也不让读。当时有个谬论，说“反动学生”用马列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动学生”中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电影、戏剧的都有，有人带了马列的书都让收了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来连《毛泽东选集》都不许读。此事缘起于北大的曹天予（此人现在是英国剑桥大学中“三一学院”的院士，他是中国人第一个获得此学位的），他由第一卷读《毛泽东选集》，常常躺着看。有的同学看他别扭，反映到管理组。管理组人员问他为什么这样学《毛泽东选集》（当时举国受到林彪的影响，强调“带着问题学，带着活思想学”，而且要“活学活用”）。
曹说这样读毛著可以受到主席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对毛著的感情。这段话激怒了管理组，招来了多次批判。他们认为你们这帮反动学生，带着问题学尚不能改造反动思想，还说什么潜移默化！于是，在多次批判以后，管理组的主持者说：你们的问题不在于“学”，而在于“用”。你们用不着读《毛泽东选集》，只要有《毛主席语录》就够了。后来又说学好“老三篇”就足够了，再后来又强调学好“老三段”（指《毛主席语录》中的三段语录）。不过还好最终没有简化为“老三字”（这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轨迹是相同的。它也是由复杂逐渐简单化，最后简化到禅宗的“不立文字”，“当头棒喝”），但“当头棒喝”许许多多中国人是都体验到了。
偶尔哪个同学得到一本书，在偷偷阅读时，如被发现也会招来无穷烦恼。如樊渝杰（80年代初体院毕业的硕士生）看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知识丛书”中的穆欣的《韬奋》。这时管理组管事的是水平最低的一位。他是部队转业干部，大约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分到中国科技大学管伙食，后被派到南口管理“反动学生”。刚到南口时（1965年底），他在会上讲话还很谦虚，表示要向大家学习文化。后来管理组的其他人向他指出反动学生是专政对象，不能对他们那么客气。从此，他见到反动学生就先皱起眉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
樊渝杰在领导眼中平时就是个不积极改造的，这次自然要从严批判（那时一点点小事就开批判会，目的是占住时间，不让我们想别的）。那位科技大学的“老师”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仿佛是个大人物似的。我们轮流发言，批判樊渝杰不专心改造，平时的吊儿郎当，常常复习外语（他是“一外”德语系1964年毕业生，学外语是当时最大的罪状）。最后“老师”总结，用极严厉极严肃的语调（直到如今，这个语调还响在我的耳边）一句一顿地说：“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些，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忍住笑。这还是当时不太荒诞的批判。当然在这种人的指导和管理下谈什么改造呢？只能是以愚昧取代知识，以野蛮代替文化。
不过，这位文化低的管理人员也有好对付的一面，因为，他管反动学生没有太多的花样。如果你给他两种方法处理反动学生之间的事情，他准选最坏的一种。只要你把那最坏的一种定得好一些就是了。例如，周末晚上，大家都想到礼堂看看电视（场内职工也在那里看）。如果你向他“请示”，晚上是学习，还是看电视，他准会说：“学习！”可是出身农民的文艺干事郭春棠（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河南人。据他自己说他写剧本只会写农村老太太，而且是小脚的，大脚的就写不了，难度太大）向这位管理人员“请示”时，就这样说：“老师，晚上看电视是带高凳，还是带矮凳？”“带矮凳，不要挡着职工。”于是，我们便可以轻松一晚上。真是有一弊便有一利。
改造生活中的世相
经历了“文革”和以后的种种磨难，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活得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我们这些从未整过别人而只是被人家整的人。因为我们面对着邪恶和冤屈，面对着真理被践踏而无动于衷。钱锺书先生在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序中说：《六记》中记这记那，而最应该记的是“运动记愧”。可是什么人才觉得有愧呢？整人的英雄豪杰们，自然为自己的伟业得意扬扬，为现在不能一展其长才而恨恨不已呢！被整的人们不少已经成为疲软分子，甚至连像钱先生如此直白地提出这个问题的都不多。
“反动学生”之间的斗争也是极残酷的。有个“给出路”的幌子在鼻子尖前摇晃，就像处于磨道上驴子头前吊着的玉米，看得见，吃不着。许多人为了争夺那一点儿虚无缥缈的利益便无情地打击他人，这样不仅摧残了他人，首先是出卖了自尊，摧毁了自己。“反动学生”中的内斗有一些是针对“反动学生”中的最弱者女“反动学生”的。我们中间有两位女同学，一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羿蜀华，另一个是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刘尧阶。不知读者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在中国，同样的灾难，如果放在女人身上往往要她们承受更大的痛苦。
羿蜀华要比刘早到半年多。当她初到农场的第一天，高教局领导正在给反动学生开会。突然她出现了，穿着一件小碎花开领短袖衫，梳着两个小短辫，中上等身材，挎着个烧饼大的小皮包，使我感到意外与滑稽。她不声不响地坐在杨成林（电力学院学高压电的，但为人极马虎）旁边，杨是个很古板的人（起码在南口是如此），马上向相反方向挪了挪。我想这便是对她的第一个打击。因为女生只有她一个人，只能与女职工住在一起，就这一点，她就要比男同学多吃许多苦。男同学住在一起，和尚配秃子，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另外住集体宿舍，如打水、清扫房间、倒垃圾，在男同学那里都是大家轮流值日。而在羿蜀华那里，只有她代替职工做，职工决不会代她做。而且，那些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职工，在“四清”和“文革”中激发的“革命情怀”正好有了一个发泄对象。她们要表现自己阶级立场的坚定时，也正需要有一个参照物。最为痛苦的是她的苦恼没有倾诉之处，环境再恶劣，男同学之间毕竟还有二三知己，彼此可以说一说，而她的苦恼呢（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苦恼》中，车夫姚纳就是没有人听他倾诉苦恼，最终只得向他驾车的马去诉说）？羿蜀华毕竟是坚强的，我很少见她哭过。
最可怕的还是同学间的流言。反动学生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而且绝大部分没有结婚，农场中女职工虽多，然而在那个年代谁肯找脑门儿上印着“反”字的人做终身伴侣呢（不过，几年当中还是发生了几件学生与职工或明或暗的恋爱事件，但都以悲剧告终）？于是，许多学生对羿蜀华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人追求她，有人明里骂她，暗地里追她，有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有人向她身上泼了许多污水，这也包括管理组的人。我不愿意在这里污秽自己的笔墨，我想经过了苦难的洗礼，大家都成熟了，也许会对自己的以往有点悔恨了吧。如果说同学只是制造一些流言的话，而管理组就有权力批判斗争她。有一次批她拉拢腐蚀管理组干部。这件事的真相我不太清楚，但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阿Q正传》）在男女问题上，道貌岸然大骂女人的往往是内心最阴暗的。